如果不是玉树那场地震，我永远都不知黄福荣以前是个名人。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一直让我喊他老黄，对自己做过的那些好事，也从来部没向朋友提起。 我们在一起
2008年，5・12地震后，我们来自各地的志愿者们在洛水镇建帐篷学校。每天傍晚，都会有个40多岁的中年人匆忙赶过来帮我们铺地砖，搬桌椅。他无声地来，悄悄地走，我们一度以为他是洛水镇本地人。
有一回，天下着大雨，雨水落地，合着地震后泥泞的废墟，将我们原本拟定的帐篷学校校址变得泥泞不堪，这个神秘的中年人又和我们一起，淋着雨，蹲在地上，将废墟中的砖头一块块码平。从那时起，知道他叫老黄，在香港做货车司机，年轻时开始奔波国内，热心从事公益事业；5・12地震几天后，他就来到灾区，从汶川到马尔康，小金到什邡，他每走一个地方，都会加入志愿者的队伍，搬物资，送饮用水，直到停留在洛水，他不断地寻找自己可以做的事。
帐篷学校开学前一天，老黄又是早早地来，和我们一起将桌椅板凳摆好。看见我们在一件T恤上写下志愿者的签名时，老黄拿起笔，也在上面签上了他的名字：黄福荣(HK)。
很多志愿者老师都在教室里备课，我问老黄，要不要给孩子讲讲课，谈谈香港，老黄很不好意思说他的普通话不好，然后拿起粉笔，走到黑板前，一笔一画地写下一句话：我们在一起。他说，喜欢这句话，看了，让人心里温暖。
老黄知道很多孩子的书包在地震时都压在废墟下，在帐篷学校开学那天，他又抱来成捆成捆的图书，细心地蹲在帐篷里，按照孩子们的年龄划分，把书籍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依次摆好。傍晚，志愿者老师们会起炊做饭，我们邀请老黄一起进餐，都被老黄拒绝了，他说回镇上，镇上什么吃的都有。后来，我去镇里办事，看到老黄在倒塌的楼房间，一个人，孤独地啃着方便面。
帐篷学校规模越来越大，老黄来学校的次数却越来越少，原来，他找到了更需要自己的地方。地震后，还没有从恐慌中走出来的孩子们太需要书籍，此时的老黄正和另一批志愿者们在临时建起的图书站里给孩子们收集书籍。
成箱的图书从全国各地运来，老黄和赶来帮忙的孩子们一本一本地分类、整理，几千本图书，无一不造册登记。白天，镇上的孩子们挤在图书站像掉进了知识的海洋，傍晚，老黄关起门，将散落在地上的图书一本本捡起，拂去灰尘，重新码好。
大家都知道老黄有几个日记本，一本是在灾区当志愿者的日记，一本记录他看到的需要帮助的人和事：还有一本是图书站里的图书下落，某月某日，谁送来的书，谁借走的册子，没有一条不整理得清清楚楚。
谢谢你，给死者的尊严
除了图书站的大小事宜，老黄每天还有件一定要做的事。那就是地震时，洛水中学的伤亡惨重，很多家长为了吊唁孩子，在学校的废墟前给孩子们搭建了一个简易灵堂。
傍晚，老黄都会带着香，来到洛水中学的灵堂前，他总是认真打扫孩子们照片前的灰尘，然后默默地为遇难的学生们上一炷香。每次，老黄都静静站在学生们的灵堂前，一张张照片望去，他认真凝视着照片中每一张年轻的脸，直到，一炷香烧完。
很多人不了解老黄为什么这样做，太多的人赶去灵堂只是为了观望那些逝去的年轻面孔，或者拍几张照片，留几声叹息后转身离去，只有老黄，望着那些天人永隔的孩子，没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帐篷学校结业典礼时，老黄也去参加，在谈到一个特殊的学生时，大家的想法有了分歧。
原来，在我们开学时，有位年轻的母亲来学校给孩子报名，她的女儿叫杨露，5・12地震时，被那场灾难夺去了生命，杨露的坟就葬在我们学校的附近，杨露妈妈请我们，收下这个特殊的学生。
当时，我们确实把杨露的名字登记在学校五年级学生的名录里，只是毕业这天，我们都犹豫着要不要给她一个结业的仪式。
毕业典礼结束时，我在学校门口碰上了老黄，当他知道我去看杨露，二话没说跟着我，来到杨露的坟前，没有檀香，我们点燃了三支香烟。烟雾袅袅之时，老黄居然转过身，声音沉重地向我表达谢意，他说感谢我，感谢帐篷学校的所有志愿者，给予死者的尊严。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老黄在洛水中学前的灵堂里，给孩子们上香的场景，在他心里，死者一样是有尊严的。
离开洛水那天，我们把很多捐来的物资分发给当地人。去看老黄时，他很不好意思地同我们商量，可不可以给川主庙里捐赠两桶油；一直以来，庙里的老人家始终自救，没向政府开过一次口，我们按着老黄的心愿去做了。
当政府的学校建好，帐篷学校拆迁，我们离开学校那天，老黄再一次早早回到学校。晨风中，他随着汽车奔跑，挥舞着手臂送我们好远，好远。不记录，就不知道自己还活着
7月，政府开始劝返部分灾区志愿者，作为香港人的特殊身份，老黄成了首批被劝返人员。老黄不想走，他觉得自己想做的事还没做完，每天东躲西藏，只为能多停留几天，可以多做些事情。
很多志愿者邀请老黄加入自己的团队，都被老黄一一拒绝。他觉得每个团队都有自己做的事，而他能力有限，只能做些吃苦出力的活，最后，老黄选择留在川主庙。他记得地震后一直很少人关心庙宇的重建，他住这里也好，一来不会给别人添麻烦，二来正好跟道士一起，每天修一点，补一点，这样川主庙才有重新建起来的希望。
地震后灾区没水，老黄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镇上挑水，把水缸中的水全部挑满后，就开始整理废墟。一铲子一铲子地挖，把可以用的砖头分类放好，再把没用的泥土、石块整理到一起，挑到别的地方去。七八月正是最热的天气，太阳很毒，经常顶着烈日干活的老黄肩膀很快就磨破了皮。他似乎早已习惯这样的生活，每天一干就是七八个小时。
晚上的蚊子，排了队往老黄身上叮，没多久，他就被咬得全身是包，整个人，浑身上下找不到几处好的皮肤。图书站有个小女孩见到他每天受蚊子折磨，就偷偷给他装了一个蚊帐。老黄搬砖头回来时既内疚又感动，他不知道怎么感谢小女孩，便搂着孩子，在那张床前照了张相。
庙里一直没有电，晚上只能够点蜡纸，老黄每天晚上趴在那里写日记。道士看了，心里不忍，就喊他不要写了，会把眼睛弄坏，老黄说：“不记录，就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活着，我想记录下灾区的每一天。”
从2008年的6月到8月，老黄在川主庙整整劳作了两个多月。由于随身带着的药片已经吃完。老黄必须赶回香港做一次完全的体检。临走时，他很遗憾地和道长说庙没修完，明年他会再来。
明年，他真的再来吗?很多志愿者走的时候都说会再来，只是再来的愿望是看看多年后灾区的新面貌，有多少人，惦念自己未完成的事，会履约再来?道士回忆，那时他以为老黄只是说说，没想到第二年，老黄真的来了。
2009年，老黄再次出现在洛水时，不仅准备了专门用来维修川主庙的钱，还请了几个泥瓦工人，他和那些工人一起忙了半个月，硬是盖了三间房子出来。临走时，他再次和道士约好，明年他还会来，川主庙还没修好，他不放心。谁都没想 到，这一次，老黄失约了……
瞬间，天人永隔
听到老黄遇难的噩耗，我正在上班，思绪突然间被堵住，整整半天，我盯着电脑不知自己应该做些什么。简单安排下公司的事，我开车回家告诉妻子老黄遇难的消息，妻子第一个反应是：这不是真的。
傍晚，接到小谢的电话，他已订好去青海西宁的机票，明早，会合老黄的家人就要前往玉树处理老黄的后事。通话结束前，小谢不经意说了句：我还没有去过高原。
放下电话，我心乱如麻，玉树的海拔那么高，不知道老黄家人去了会不会有高原反应?那边的情况不明，小谢能不能找到肯去玉树的车?还有，小谢没有出过远门如何应付诸多的突发事件?我终于做出决定：学老黄，做个有情有义的人。
4月17日凌晨2点30分，福华哥(老黄的弟弟)，姐夫(老黄姐夫)，小谢和我，我们四个人，互相搀扶着，慢慢走向老黄的遗体。
我再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着老黄，他身上盖着棉被，临时灵堂前面有一些志愿者摆放的食品、矿泉水、方便面。这些灾区不可少的救命物资，在老黄的身边摆得满满的。
知道老黄明天就走了，在玉树救灾的志愿者们匆匆赶来，围在一起；他们坐在老黄的灵堂边，在零下摄氏几度的气温下，给老黄，守最后一次灵。
我坐在老黄身边，和他的脸，离得很近很近。整个空间，只有我和老黄，就像我们在深圳时聊天，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两世间的对话。
我说，老黄，你不是让我多准备一些旧衣服捐给贫困地区的孩子吗?衣服准备好了，有两大包，只是，你什么时候来拿?
我说，老黄，还记得在洛水的那帮朋友吗?他们都让我问你好呢?他们每一个人对你都很牵挂。
我说，老黄，上个月你来深圳要请我吃饭，我有事推辞了，欠你的这场饭局我永远都偿还不了，所以我来，送你最后一程。
我很想找三支香烟，放在老黄的碑前，让那袅袅香烟捎去我的遗憾，只可惜口袋空空，我为自己平日不吸烟恼火起来。老黄，对不住，没有香烟，我只能为你摆上三块石头……
兄弟，我们接你回家
4月18日即使在航班少、座位紧张的情况下，深圳航空公司知道老黄的事迹后，还是愿意为我们大开绿灯，并特别派一名工作人员全程跟踪服务，一切手续从简，为了减少登机时间，安排我们从特别通道安检。
四个小时后，飞机平安落地，香港方面和中联办的相关人员都已在广州白云机场等候多时。时间，片刻不敢耽搁，前来送老黄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车队一路前行，终于在晚9点顺利抵达深圳湾口岸。
老黄，你看到了吗?河对岸就是香港，那前来迎接你的队伍，神情肃穆，一字排开，志愿者们身着志愿者服装，工作人员全部一袭黑衣，那沉默的黑，盛载着无言的庄重。就算是开车的司机从头到脚，连同领带、衬衫都黑得不带一丝杂色。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看到香港政府以最高礼仪欢迎老黄回家。我目送着老黄的灵车远去，脑海中映出老黄为地震中遇难的孩子上香时的情景，他说，感谢我们，那是赠予死者的尊严。
老黄，而今，你看到了吗?中港两地的领导、负责人、志愿者，大家都以自己的形式向你鞠以最高的敬礼，兄弟，一路走好!
回家的路上，我掏出手机再次拨打老黄的号码，电话不通。有那么一瞬间，我进入一种错觉中，老黄还在玉树，还在孤儿院，电话不通是因为那儿没信号，在我的记忆里，老黄永远地留在那儿和孩子们在一起……
编辑 王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