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回旋的年代表情] 托马斯回旋什么梗

  面向事物本身。  ——胡塞尔  谈论作为诗人的王小龙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以我这样的迟来者身份。这位被不少诗人和批评家们称为现代汉语中“口语诗的隐秘源头”的诗人,曾经是诸多诗歌现场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也是广义上的“海上诗群”的先驱和成员之一——当然,这些标签式的粗鲁提法很容易引起纠纷和导致误判的危险,毕竟时隔多年,对历史细节的叙述拥有着众多版本,而迟来者们的视野里总是出现他者回忆的盲区。
  不过,王小龙自己的几句诗倒是无巧不成书般地为我们的言说困境作出了解释:“我相信每个年代都有它的表情/每一年都有,你的表情/让我一头撞进那一年/哪一年,却不太分明”。这首《想为爱做点什么》固然同样承担着关于爱和时代表情的叙述职责,却也不耽误它作为如今这样一个状况的隐喻:每个年代都有它的表情和秘密,迟来者只能隔着蒙蒙烟尘,在错舛的追忆和事后的重构笼罩下,或道听途说,或猜测揣度,并因此作出自己包含偏见和充满误读的判断。
  抛开文本谈诗人和诗歌是谵妄的,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了解这样一个大致的背景,似乎才能更清楚地知道如今来谈论王小龙,究竟意味着什么。根据诗人默默的回忆,这位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诗人,在1980年代初供职于上海市青年宫的文艺科,主管中学生诗歌培训工作。他开过两期半年一期的诗歌讲座,学员中有日后成为作家及诗人的默默、沈宏菲、杨斌华、曹秉和张真等人。
  这重因缘或许是他被日后追认为口语的源头性诗人的一个方面,因为在这个“后文革”时代的开端,除了破壳而出不久、依旧带有旧有意识形态色彩和话语方式的朦胧诗,以及尚在襁褓中却蠢蠢欲动的先锋小说,整个文学的地界充斥着的,依旧是单调而枯燥的、毛氏话语及“延安文艺座谈会”这个幽灵支配下的革命文艺和“斗争”激情。
  汉语诗歌在这个时期迎来了历史的拐点,就在此前后,韩东、于坚和李亚伟等人纷纷完成了他们最早的一批代表作,正如批评家胡亮所言,“王小龙并不是一个孤独的先驱:同行者已经排成了耀眼的天使队”。口语诗在接下来的二十余年间由所谓的“第三代浪潮”汇合而成如今口语和口水俱下的巨流,声势浩大,当年的附庸如今蔚为大国,但即便如此,作为曾经吃螃蟹最早的人之一的王小龙,“已经快被彻底忘掉了”。
  在这个充斥着“著名诗人”和“杰出艺术家”的国度,电视台编导王小龙可能正在发挥着他的创造力,而诗人王小龙则被自然而然地遗忘,这再正常不过了。他失落了桂冠,几乎消失在了普通诗读者大众的视野中而只为少数人所知。但这些年似乎一直在写,并没有辜负他的诗人灵感,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言说职责。
  法国的尼古拉斯·普桑有一幅画作,名称恰恰就是“诗人的灵感”,扶着竖琴的阿波罗侧身坐于画面中央的月桂树下,九位缪斯中最为人所推崇的卡丽奥波位于阿波罗的右侧,而左侧则是拿着笔和稿本正接受着诗神指点、崇敬地望向苍穹的年轻诗人。画面中的人物都戴着由月桂枝编织的桂冠——在希腊和罗马的传统中,桂冠据说是从河神的女儿达芙妮因拒绝阿波罗求爱而变成的月桂树上取下的枝条编织而成,唯有取得艺术成就的人才配戴上它。
  如今的汉语诗歌圈内,诗人们都纷纷放弃了仰望的姿态而僭越地给自己戴上了桂冠,却丝毫没有认真聆听已故诗人昌耀对自己和其他诗人的那份期许:宿命授予诗人荆冠。而这荆冠,当初却是为耶稣登临十字架而高举。在经历了神子受难和奥斯威辛之后的人类,凭什么侈谈桂冠呢?更何况勃留索夫不也曾说:“经历无数个世纪/诗人的桂冠都来自荆棘。”
  当年杜甫说李白“冠盖满京华,诗人独憔悴”,而大隐隐于市的王小龙或许并没想过什么诗人的桂冠,也并未觉得“憔悴”。他沉浸在日常生活的光辉中,早已经对昔日同行们在诗歌声名上的煊赫表示了淡然。相比于对“月桂的枝条”的陌生,他大概确实认为“我唯一知道的真实/是积水中打转的梧桐落叶”,是日常生活中平常而又神秘的那个块面。
  在这首《老张的木盒》里,对一个自制的骨灰盒和它的主人的叙述进入了某种形而上的深致,使得市井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蒙上了玄思的光辉,它们不再仅仅停留于语言实验和文化搏斗上,这样的诗也并非“口语诗”的标签所能涵盖,它通过日常生活中所溢出轨道的一个切片——对死亡的预期和应对——来抵达现代诗的智性维度;而这样的诗篇开头,“树枝是入土不安的手/伸出来挥舞最后的证明”,更预示着它不仅仅是丰富口语的苗裔,更是隐喻体系的孑遗。
  但王小龙被传诵得最广、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大概还不是上面所举的这些语言取向的作品,而是一些首先在标题上就能吸引住人的诗歌,譬如这首《Taxi总在绝望时到来》:
  这次又是
  她提着脏衣服、药和孩子
  像假释出狱的女囚
  我数着来来去去的脚
  想数出一个结果
  中国是女人多还是男人多
  干脆不去等它
  TAXI不到那时不来
  如果预先剥除网络语言和年度热词背后所隐含的戏谑色彩和贬义意味的话,第三代诗歌浪潮中涌现出的大多数诗人,都称得上是不折不扣的“标题党”,他们的名篇或传诵较广的诗作通常都会有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标题,如张枣的《灯芯绒幸福的舞蹈》、于坚的《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韩东的《爸爸在天上看我》、默默的《懒死懒活》以及同样是海上诗人的王寅的《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等,还有《一只蚂蚁躺在一棵棕榈树下》、《餐桌上剩下的一把鱼骨头》、《没有开水的安眠药》,诸如此类。
  王小龙这首诗的题目自然和上面这些一样,非常抢眼,甚至我们能在互联网上看到两个标题有区别内容不一样的两个版本(另一个版本标题为“出租汽车总是在绝望时开来”),但本文所引的这部分却是两个版本所共有的内容,故而不管诗中是否有作者定稿中的结尾一节“春天正经过城市/春天竟如此残忍”这种传统式的“卒章显志”,日常世界在这里都同样地静静地呈现出它的本来面目,诗人只是用最普通和日常的语言将它们叙述了出来。
  但这种叙述中又掺杂进了思辨和现代都市体验,借用评论家陈尚荣谈论90年代诗歌的说法来表达,叫“日常生活的焦虑和亲在”。虽然王小龙以海上诗人而为人所知,但他这类诗作却更多地接近于1986年“两报大展”中江苏的海波等人所撰写的《日常主义宣言》上所宣称的那样:“人类本身的危机无时不是自我围困的危机,无时不在周围事物上爆发出来”、“毫无意义的事物常常与每个个人形成安静激烈的对峙,逐渐成为你所依附的一部分;人类就是这样陷入无尽的盲目之中”、“日常主义借助外部世界抵制自我意识的分裂;在回返精神现状自由的时刻,给予周围世界以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当然,若按时间顺序来说,或许应该表述为:《日常主义宣言》之类的东西,更像是对王小龙等人这类诗歌的一场意义阐释。   王小龙的几个诗歌小辑或诗集的标题都很有意思,譬如“街头回旋”,譬如“男人也要生一次孩子”,或者如前面提到过的“每个年代都有它的表情”等等,这里面没有一个字不是常见字,没有哪一个表达是诘屈聱牙的、书卷气的,统统很好理解,却又不易理解。日常生活和诗歌在这些标题下充满了某种言说的张力,意义并不是通过严密的逻辑话语和抒情系统来呈现,而直接由日常生活的细节和生活口语的顺畅表达来完成。不管如今的王小龙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至少这种情况和他在二十多年前的《远帆》以及随后撰写的《自我谈话录:关于实验精神》中所提的主张大体一致:
  “假如六十年前新诗的标志是白话文,那么今天应该再一次提出:新诗必须是白话文的新诗。……/我们希望用地道的中国口语写作,朴素、有力,有一点孩子气的口语;强调自发的形象和幽默,但不过分强调自动作用,赋予日常生活以奇妙的、不可思议的色彩。/内容不断地寻找(不是决定)适当的形式。”
  什么是地道的中国口语呢?王小龙当初的界定是“朴素、有力、有一点孩子气”。这种“孩子气”和“自发的形象和幽默”倒是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他和默默以及撒娇诗群早年的隐秘关联(更何况据说1981年,他还和当时笔名叫“野云”的默默等人成立过一个“实验诗社”)。有时候,成人式的“有一点孩子气”不就是“撒娇”吗,不就是用一种面对世界时候的独特状态吗?只不过王小龙将这种对语言质地的体认藏在了姿态之外的生活深处:
  我想做一个好丈夫
  可是红肠总是卖完
  这个世界不知为什么
  老和我过不去
  我宁愿自己是个混蛋
  于是我想和一切和好
  ……
  因此我们活着不能太计较
  你说对吧你怎么不说话你
  这棵风中的椰树
  这些诗句节选自被部分诗人认为是当代汉语口语诗“开山之作”的《纪念·写给父亲》,据说它被王小龙创造于1982年。“这个世界不知为什么/老和我过不去”式的表达,带点愤怒,带点俏皮,充满青春气息,有些撒娇,有些尖锐,而这种“孩子气”的表达已经作为一种诗歌书写的新范式,早在三十年前就于现代汉语的土壤中出现了。三十年前“想做一个好丈夫”的王小龙,在接下来的生活和诗歌中,遭遇的是更为奇妙和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当父亲了(在不久的将来,或许也要当外公了)——
  原来这个世界是很公平的
  男人也要生一次孩子
  在产科门外冰冷的长椅上
  忍受拂晓的阵阵剧痛
  觉得自己是名罪犯
  又不知道找谁去自首
  这首的题目叫“男人也要生一次孩子”。日常的琐屑在遭际人生的重大事件后,将原先作为一个观察者的诗人裹挟进了事件本身。我们可以想见当年的他这种“焦虑的幽默”是如何从纸面往生活本身作一重逆向的呈现。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首诗背后所依据的客观事件的启动,导致了王小龙个人诗歌创作史上的一个特殊情况的产生:作者的很多诗作,从此和他的女儿产生了紧密的联系,譬如《那一年》、《谁的手》、《孤立无援的小鸟》和《侥幸》。在谈到这个话题时,诗歌写作中的节制问题似乎不存在了,和精心打磨语言、致力于修辞术的诗歌工匠们不同的是,王小龙这类诗人投身于生活本身的热情似乎远远大于投身于诗歌。他们坚实地履行了哲学家胡塞尔的教诲:面向/返回事物本身。
  于是,我们见他返回到《生活的真实》,在《悄悄咖啡馆》中伤感地怀旧,在《永恒的时刻》里“幸福地绝望”,经过“女孩走过的儿童剧场”(《女孩走过儿童剧场》)和“长着骨头的老洋房”(《老洋房的骨头》),继续用他所认为的朴素有力的现代汉语口语点燃《火把》、翻开《被浏览的世界》,并“置身于苦难和阳光之间”感叹萨特和加缪们(《纪念·萨特》、《纪念·加缪》等)奇异的命运。除此之外,即将满六十岁的诗人王小龙恐怕还要被迫接受诗歌的迟来者们对他这三十年来低调劳作的问候,那街头回旋的种种细节和过去年代的各色表情,是给他们的最好礼物。
  (作者系诗人,青年批评家,同济大学哲学博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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