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所有计划资源一样，中国的医疗资源分布，从中央辐射到地方，从城市分流到农村，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造成分配体系最末端往往难以得到医疗资源质量保障。北京，作为金字塔的最顶端，聚集着绝大多数的知名专家和顶尖仪器。于是看病也如同上访般层层逆向而上，由农村看到城镇，由城镇流向省会，最后形成进京看病的大军。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2009年8月透露，北京一年的“专家号”约178万个，而2008年希望得到专家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人数则为1.2亿，其中有70％以上是米自于外地。进京看病大军加尉北京医疗资源紧缺的同时，也催生了庞大的看病经济圈和寄生产业。一个只需14元的“专家号”，经号贩之手竟被炒至上千元。附生在走样的医疗体制上的号贩，在供求极端失衡下，给没有关系的进京看病者一个“市场途径”。
艰难的进京看病之旅
2009年10月1日的早晨，电视机里正在直播天安门广场上雄伟壮观的阅兵仪式。40岁的沈盛华带着儿子董健，从围坐在旅社前台那破旧的电视人墙中，艰难地挤开一条缝。
从小患有自闭症，8岁的董健连“妈妈”这个简单的问候，都来得困难。明26日，求医无门的沈盛华，一个人带着儿子，从山东蓬莱老家来到了北京。
体面而盛大的阅兵仪式，与这对母子无关，从昏暗而带有霉味的地下室出来，他们要小心翼翼地越过马路，到对面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简称北医三院)再做一次磁疗。
同一天，江苏徐州的蔡建超和患红斑狼疮的妻子张雪梅，坐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张雪梅的红斑狼疮发作已经半个多月，徐州的医生束手无策，北京是这对夫妇最后的希望。
看病“村落”
在北京协和医院、北医三院、积水潭医院、天坛医院的周边都形成了规模不一的“看病村”。这里常年聚居着像沈盛华、蔡建超这样的外来家庭，为了治病，他们有的干脆在这里永久地住了下来。进京的病人构建了这些区域的经济形态。补品店、药店、医疗器械店、小旅社、号贩子围绕着“看病”这个主题，形成了一个个的“看病经济圈”，甚至临近小区的房价也因此高涨至每平方米2万～3万元。
东北人、山东人和河北唐山人基本垄断了北京医院周边的住宿市场，一种没有营业执照的家庭式旅馆很受病友欢迎。
在塔院小区开设旅馆已5年的老板“蒋姐”，带笔者看了一处3室1厅的民宅，里面住着3户人家，都是等待就医的病人，每个房间每天收费120元，厅里的床铺收费每天30元。蒋姐经营的几处居所主要服务“生殖科”人群，对于孕妇还提供专门的营养服务，每天交25元，蒋姐负责照顾孕妇饮食，包括每周末的一小碗鸡汤。另外房间里的厨房和厨具也供病人自由使用，只需要付燃气费。
并不是所有人都住得起宾馆和家庭式旅馆，更多的来自于农村的病人像沈盛华那样，被推向地下室。地下室的收费相对来说便宜得多，房间的价格在每天40元左右，如果只是单租床铺就更便宜，包月只要700元。在一家地下室，40平方米不到的屋子挤满了5户人家，中间只用帘子隔开，生活都暴露在公共空间里。连地下室也住不起的病人则只能露宿在外，夜里他们时常带着铺盖直接睡在医院的挂号大厅。
20平方米，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不透光，一打开门霉味扑鼻。在地下室转悠了一圈之后，沈盛华还是决定住下来。
规则与潜规则
对蔡建超来说，住宿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他是地方乡镇干部，妻子是小学语文老师，都是“有单位”的人，在无数上京看病的人中，他们是相对有财力的幸运者。
不过他很快发现，上京看病需要运用的人脉资源，远远超出一个乡镇干部的活动能力。
他于10月4日、5日和6日，分别到协和医院西院排队挂号，最终都无功而返。第一天，他早上6点半赶到医院时，队伍已经蜿蜒至挂号厅门口；第二天凌晨2点。他再次赶到协和，发现打地铺排队的入躺了―地，保安告诉他，这些人都是前一天的中午就开始排队。
在排队无果的情况下，他只能放下面子开始寻找“关系”。他找了在北京军区、公安部、林业部、农业部工作的老乡们。结果发现没有医院内部的关系根本进不去。
排队意味着等待，“关系”也走不通，蔡建超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挂号了，最后的途径只能是金钱。
刚到北京的那天：他在协和东院遇到过几个号贩子，要价200-800元不等的中介费。他拨通了号贩子的手机，对方告诉他西院的风湿免疫科最近挂不上，因为不久前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刚刚曝光过这里，号贩子都撤到了东院。
“你排队也别想拿到号，我们有专门的人昼夜排队。”笔者自称有亲戚要看病接触了多位号贩，一位自称“张伟”的号贩子明确说，交钱会使一切变得顺利起来。
张伟说，需要哪位专家的号，只要该专家没有出国开会照常上班，头一天预约，第二天就能找他见面拿号，手续费视专家名气、职称和出诊数量的多少而定。如果只要求看上病，不挑医生，价格相对便宜。在200元-400元之间，如果一定要看知名专家，最高要价可能达到1000元以上，北京各大三甲医院的价格相差不多。
目前国内门诊正式的挂号价格相当低廉，普通门诊知名专家仅为14元，正教授是9元，副教授7元，主治医师5元，住院医师4.5元。这一价格从30年前由物价部门制定至今都没有发生改变。
事实上比挂号更困难的是人院，北京部分兰甲医院住院部床位长期接近饱和。多名住院病人反映。为住院并尽早实施手术，他们只能通过送红包的方式打点关系。其中一位北京本地的肿瘤患者称他向某知名三甲医院医生支付了1万元，半个月后才住院，一周之后进行了手术。“1万基本上是‘市场价’，而且只是把你优先，也不能保证你马上住上。”
正式规则无力约束的领域，关系、金钱、权力成为主流，这一切构成了一条榨干病人口袋的流水线。
制度下的“双输”
海量的进京看病人群带来的冲击，已经令北京三甲医院医生成为全世界劳动量最大的群体之一。以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为例，10个大夫每年看6万个病人，最多的时候这10个大夫一天看350多个病人。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尹佳说：“这里大部分病人都是从外地来找协和医生解决疑难杂症的、手上的病例经常厚得像一部长篇小说。”
与巨大的工作量相对，医生们也在抱怨，付出的医疗服务并没有在正式渠道上得到足够的回报。医生基本工资由国家人事部统一标准制定，正教授级别工资为3000元，另一部分收入是科室奖金，与医院效益挂钩，好的医院一般在3000-4000元左右。此外挂号也能获得提成，但挂号费用相当低廉。“有时候一个病人辗转多家医院最后来到了协和，排一夜的队挂了14块钱的号，等着协和大夫的最后诊断。我们的大夫得花很长的时 间来看他那厚厚的病历。然后决定出这个病应该怎么治，病人满意而归，但是我们医院只有14块钱的挂号费的提成收入，除了这14块钱之外什么也没有。”尹佳说。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曾小峰甚至抱怨，“现实中医生出一次诊比理一次发还便宜”。
紧张的医疗资源和失衡的资源结构，也导致了近年来病患关系紧张加剧。“我有时去网上看，也有很多病人骂我，说看病时间太短”，曾小峰说：“我很理解病人通宵排队才换来一次就诊机会，他想获得更多的诊断时间，协和的愿望也是让更多的病人能看上病，但是当病人达到一定数量，分配在每个病人身上的就诊时间就少。，，
国家出于保护老百姓的“善意”而进行的价格管制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双输的结果。对病人而言，很难享受到低挂号费用的福利，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得不向号贩子交更多的钱。而对于医生来说，提供医疗服务却没有得到足够的激励，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很多医生不得不更多转向从“灰色收入”弥补劳动价值。
昂贵的进京之旅
曾小峰从1984年毕业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工作一直到现在。在他印象中，从那个时候起，协和医院就有很多全国各地来求医的人。
实际上从1950年代起，就不断有全国各地的病人到北京看病，北医三院的生殖科和协和医院的骨科从那时开始就人满为患。到了1990年代初，随着城市和农村的医疗水平迅速拉开，病人数量又有明显的增加。铁路发展和小旅社放开经营也相对降低了人们进京的成本。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花费在看病和药品上的成本也在急剧上升。
在北京，2008年门诊病人人均次费用公立三级医院高达368元，远超过全国卫生部署和省属医院的281.5和219元。同年北京三级医院住院病人人均次住院费用要17015元，比全国部属、省属医院达到13980和11080元都要高很多。
沈盛华在山东蓬莱农村的家中，主要经济来源是5亩地里粮食和经济作物，还有丈夫在外的打工收入，每年合计1万多。而过去3年间，沈盛华在董健身上已花去6.5万元的医药费。
对蔡建超这样的城镇中高收入者来说，等待成本同样十分高昂。两个人在北京吃住费用一天大约在300元左右，而到北京一周之后，他依然没能给妻子挂上号，随着国庆长假的结束，他不得不向单位领导又申请了一周的假期。在积水潭医院，一对来自青岛的工薪夫妇给儿子看病，做完CT后需要等待3天的时间才能知道检验结果，根据结果再决定进一步如何治疗，最后夫妻二人不得不放弃等待，带着孩子飞回青岛。
即使挤进公立医院，昂贵的医药费用也让普通家庭承担不起。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大部分医院的收益与卖出药品的多少挂钩。1979年开始的医院市场化改革，国家允许医院在药品中提取15％的加价。于是，医院通过鼓励医生开大处方，才能获得更多的收益，有一些医院的科室奖金甚至是基于开药数量。北京市卫生局长方来英介绍：“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下，药品是维持医院正常运作的重要来源。如果一个医院一年收入10个亿，药品收入就占到5个亿。”
一位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在京女患者展示了她9月份在朝阳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住院费用，账单显示：总费用为35421.53元，其中药物费用为16174.91元，占总费用的46％以上。医生推荐她服用一种抗癌药物，眼镜盒大小，每套120粒，价格是25500元。并告诫她要见药效起码服用一年以上。最后她购买了3个月的用量。上述的35421.53元的总费用，并未包括该药物费用。
现有医保体制的隔阂，也在急剧缩紧着进京病人的钱包。对很多人来说，低劣的地方医疗资源让他们希望渺茫，而进京看病就意味着自己掏钱。
沈盛华参加蓬莱当地的新农村合作医疗，每年交费50元，但如果病人到外地就医，费用便无法报销。前述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进京患者也反映，她在京就医费用回当地很难报销，最后她只拿到12500元的报销费用，中间有5300多元用于疏通医保单位关系。
性命与金钱之间是一个两难的抉择，而现状十分残酷。于是很多地方来的病人到大医院只是确认一下病情，然后就回家继续种地等待最终死亡。
即使把号贩子抓净，还有1亿人得不到专家服务
号贩子只是我们存在问题的表现形式，只有170万的专家资源提供能力，要应对1.2亿的需求，供需差别之大，就必然有接近1个亿的人得不到专家号。如果这170万的资源分配，不是靠比较公平、公开的手段进行，比如说排队，而是靠一些非市场的手段获得，比如说靠关系、权势，那么最受影响的群体将是缺乏关系或权利的弱势人群。在此状况下，对一个没关系的患者，号贩子的存在，至少还为其没有关系提供了一个获得票号资源的“市场”途径，拿钱买号，还不至于走投无路。
因此，如果不改变供需现状。只靠警察去抓，即使全抓尽了，依然还有1个亿的人得不到专家服务，因为专家号总量的供需缺口依然，结果只会使那些没有社会关系的人隋况更糟，因为连用钱找号贩子买号的机会也丧失了。
有票贩子存在的地方，必然是因为市场的供不应求所致。在计划经济年代，哪个行业管得越死，哪个行业的黑市票贩就越猖獗，如现在的火车票，为什么票贩子层出不穷?因为火车服务市场没有开放，车票是价格管制。政府管制价格，这只是一种缓解供需矛盾的权宜之计，事实上从长之计，它并不利于供需矛盾的解决，反倒是滋生黑市票贩的温床。
政府应该尽力发挥价格机制调节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让价格松动，使之更好地反映市场供需缺口的信息，提供激励机制促进供应，减少不必要的需求。看上去这样似乎使一部分人要承担更高的费用，但它同时使供应方获得了更多的资金和激励，有利于促进医疗供应能力。比如说，如果医院相应地能够根据供需情况，直接提高专家挂号费，因此获得的发展资金和动力都要比现在价格管制条件下大。从而可以更有效地增加专家服务能力。
一个号贩子的生意经
两名外地来协和医院看病的病人家属，不愿透露来自哪里，来看什么病。只说：“为了能排到周一的专家门诊，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
在他们的身后，医院打出了“打击号贩子”的标语。
2009年10月5目的中午，张伟坐在北京协和医院东院门的长凳上，等待最后几单生意。国庆长假中的医院只上半天班，于是张伟和朋友们也跟着上半天班。假日让他们比平时闲暇不少，大家开始交流-上午的“收成”。
大部分的号很快就卖光了，大家开始互相逗乐，有人商量着下午去健身房跑步，有入主张回家打一圈牌。一个女号贩子把手上没卖掉的那张号一条条撕成碎片，往地上一撒，说：“你们谁把这张粘起来就给谁卖了!”一 伙人哄然大笑。医院的保安远远望着这群人，彼此相安无事。
从2007年开始成为号贩子之后，张伟结束了过往四五年里的飘泊生活。每天早上7点，他来到协和医院东院门口准时上班。走到导诊牌前，周围站着很多熟人，简单打一圈招呼之后，他们开始各自物色病人。
张伟会在旁边的肯德基先把“客户”前一天订的专家号交到他们手里，然后才开始招揽“散客”。
刚来北京时，他只是帮号贩子们排队，一个晚上是25元钱，后来涨到30元。号贩子都是他的东北老乡，有沈阳的，也有和他一样来自铁岭。等他和号贩老大混熟之后，他自己也变成号贩子里的一员，号贩子也分等级，有“一号贩”“二号贩”，他是等级最低的“四号贩”。有时候他还排队，但更多时候他拿钱雇别的民工排。
一个号正常价格普通门诊知名专家是14元，转手之后可以卖到2D0-400块。病人拥挤的时候他曾卖出过1D00元一张的号。比普通门诊专家号贵的还有“特需号”，特需号的价格是300元，这个票也同样紧俏，病人如果需要得自己掏钱付300元，再加上400块钱左右的“手续费”。
到手的这些钱张伟并不能自己全部拿走，他得按“规矩”按比例交给自己的上线。
为了看病，所有人都在疯狂排队。排不上的总是多数人，张伟他们雇了两拨人，前一拨排完下一拨接着上。也有时候张伟也拿不到号，但张伟自有他的办法，他和一些科室医生彼此熟络。实在挂不上号他就在临近中午的时段领着病人直接去科室找医生要一个加号。双方彼此心领神会，病人很快坐下来得到诊治，当然这一切是收费的。
这种情况下，拿到的钱除了一部分上交“组织”之外，还有一部分作为酬谢交到医生手中。
这里让张伟找到了归属感。高中读完之后他就在沈阳、天津等地四处打工，累死累活的，远不如现在来得痛快。“都是为了一碗饭吃。你看我这身子板能做什么?去工地，一天50块钱?换你你干吗?”这里都是东北老乡，平时一起唠嗑，出事有人罩着，还能找着更好的差事吗?张伟说不能。
在北京，东北人垄断倒号卖号的市场，并禁止其他省份的人涉足，一个在医院附近开旅社的唐山老板说，最开始一些唐山人和山东人也曾试图经营挂号生意，最后被生生“打出来”，“从此我们唐山人只经营旅社，双方井水不犯河水。”
但张伟否认了唐山老板的这种说法。“我们东北人从来和气，你按规矩办事就行，你要想排队倒号，明天就可以来，只是你有没有关系拿到号的问题。”但是不同号贩子群体之间为争地盘打架斗殴的事还是时有发生，2008年10月《法制晚报》报道，在协和医院西院发生了一起性质十分恶劣的号贩子械斗争地盘事件，于氏兄弟为了抢占由郭某、王某占据的地盘，纠集十余人持铁棍、铁链将对方打伤，当上了地头蛇，这个团伙后来由西城分局抓获。9人刑事拘留。
张伟知道这事儿，但闪烁其辞。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到现在，协和西院最近都没有人去了。“有一天早上我一起床，打开电视机，还刷着牙，一瞧里头的地方怎么这么眼熟，后来才知道是央视的人偷拍我们来着。其实记者用不着偷拍，这行也没那么不光彩，但是行有行规，要像朋友那样聊深了，也不行。”
对自己的上线，张伟避而不谈。但有患者和媒体发现，网络和电话预约挂号公司很可能是从医院大量拿号并进行倒卖的主要源头。这些公司在北京市推行“预约挂号一卡通”后大量出现，形式上是医院将电话挂号和网络预约服务外包给这些公司。最大的问题在于，连医院正式的挂号卡都未必能约上，为何这类公司却能十拿九稳，他们出售的专家号从哪里来?
不过在张伟看来，他们这样的组织跟“我爱我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中介的一种，没有什么可指责的。“病人有这种需要，有的人忙，等不及排队，我们帮一下人家；还有的人从外地大老远地赶过来，急着要回去，我们卖号给他可以帮他省好几天的吃住钱，收点报酬是很正常的。大家都是为了吃饭。”
这个饭碗，似乎在不久的将来。张伟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在医院大门里端着。10月11日，卫生部医管司表示，医院可以和第三方中介机构合作开展预约挂号。不过这也只是希望，张伟对此心中没谱。
现在，张伟们不但接受现场卖号，在网上也挂出了手机号。“每天手机响个不停，说明有很多人需要。这不是记者曝几回光就能解决的。”有时候派出所治安联防队的人也出来巡视，张伟他们就像鸽子一样散开，等他们一走又聚过来。“他们也不会真拿我们下手，偶尔大家一起吃吃饭，就都熟络了”，张伟笑笑，给周围的人都抛了一根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