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骚词赋宜新变,长歌短啸尽情真 啸长歌

  诗至晚清,一方面要呼应诗歌内部求新求变的要求,一方面要面对“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新时代的挑战,去表现坚船利炮、声色光电,去表现迥异于传统生活的现代世界。应运而生的“诗界革命”。搏扯一些新名词掺杂人诗。也许是创新,但“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钱钟书语),并不足称之为“革命”。五四以降,新诗兴起,在形式、语言上与传统彻底决裂,勇气可嘉,成绩斐然。然而新诗发展近百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广大家长给孩子们的首选文学读物,依然是《唐诗三百首》,而不是新诗集。
  因此。时至今日,“诗界革命”所提出的若干命题,依旧有待完成。梁启超说:“过渡时代必需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又是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外在形式的变化并不是关键,能否展现新的意境、能否深刻传神地书写出这个时代的精神面貌,才是诗“新与旧”的关键。而阅读蔡厚示、刘庆云伉俪的《双柳居自选诗词》(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关于“新与旧”的体会就更加深入。
  收录在《中国诗词文库》丛书中的《双柳居自选诗词》,由蔡厚示教授的《玉雪轩诗词选》、刘庆云教授的《绿烟楼诗词选》两部分组成,选录了1946年至今跨度逾一个甲子的近八百首作品。除附录蔡厚示教授的若干自由诗外,都是古体诗词。诗集中有与前贤时彦、旧雨新知的赓续唱和,有生香薰袖、活火分茶的笙箫迭奏。有浪迹萍踪、屐痕处处的题咏吟哦,有往事的追忆、时事的感慨、亦有状物写景、怀古咏史之作,“于中可略见二人数十年雪泥鸿爪与各时期心迹”。
  蔡厚示、刘庆云两位教授的性情、风格并不完全相同。但两位都是古典文学界的著名学者,数十年的涵泳沉潜,使得他们对古体诗词的本质与内涵有着透彻的把握。因此他们的作品,不论是语言的锤炼、典故的运用,还是意境的营造,无不本色当行,体现出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尤为难能的是,他们守正不忘出新,在借鉴古典诗词传统的同时。不为古人的苑囿局限。将古体诗词的表现触角大胆地延伸至当代世界。现代的语言、思想、生活与古典诗体,“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钱钟书《谈艺录》)。如:
  “欧风美雨虽云好,月落枫林望
  眼赊。”(蔡厚示《居美吟草》)
  “楼台攒簇迎宾馆,花木扶疏度
  假村。”(蔡厚示《泛闽江至水口》)
  “三十功名归另册,几番批斗陷
  牛群。”(蔡厚示《春分》)
  “电语流空凭问讯,湘音和雨过
  江来;”(刘庆云《电话》)“诗界革命”以来,诗人们即致力于将现代的语言词汇、制度名物汇入作品,然而大多数作品不过是趋时慕势、以旧瓶装新酒,点缀于其间的“声色光电”常常过于突兀、极不协调,诗的美感被破坏殆尽。而在蔡、刘两位教授的笔下,古体诗词在现代生活中涅粲、现代生活亦向古体诗词归化。尤擅胜场者,则不限于套用新名词摹写新事物。而是遗其貌而取其神。如刘庆云《咏滨州大高航空城农用飞机》“白羽临风势若仙,昂然一啸九重天。载将五谷丰登意,洒向连绵阡陌间。”《竹枝词・煤气公司采风录》其一:“雪色罗衣藕色裙,轻盈体态小腰身。瓢盆锅碗相交错,卷发乌溜不染尘。”其二:“苍颜白发老厨娘,惯看炉灰满屋扬。惊喜年来烟雾扫,斜阳偏爱傍明窗。”这数首诗,皆因新事物起兴。但其立足点与出发点均是人,由人的视角来看待新事物所带来的生活的改变。虽新不生,虽奇不怪。千年诗史、革故鼎新。代有才人、各领风骚,但贯珠长线,始终绵延的是对人的关怀与书写,故而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双柳居的作品,以不变应万变,将创新的大树根植于悠远的诗歌传统,正因为根柢盘深,所以新声涤荡,犹能雅致深切,余韵悠然。
  然而,也许是因为浸淫太深。许多学者型的诗人,作品往往以筋骨思理见长,而丰神情韵稍欠,有的甚至味同嚼蜡。若干末流之作,爱用典故,如掉书袋,表面上看是炫博,但不免有借学问来弥补才情的嫌疑。所幸的是,蔡厚示、刘庆云两位教授虽然学养深厚,却不掩才情。两位教授继承与借鉴了古典诗词的传统,锻炼无遗力、渊源有自来,但他们作品的源头活水。却是来自内心深处的激情,以及对于生命、生活最执着的热爱。如蔡厚示教授诗中时常洋溢着桑榆未晚的情怀:“人生唯有情难死,白发红颜尽解吟?”(《咏》)、“人生七十休嗟晚,茁茁新苗趁雨栽。”(《西丽湖口占》)、“孰谓晚霞无异彩,我今八秩正华年。”(《次韵酬曹保荣先生(八十自嘲)》)等。刘庆云教授的诗作,字里行间流露的是浓厚的生活情趣。如《夏日酷暑难当,友人谓盼凉雨如盼情人,适值阵雨骤降,乃戏作“情人歌”》将夏日凉雨拟作情人,俏皮幽默、贴切自然。如果缺乏对爱情的深刻体悟、对生活的诗心观照,是不可能写出如此佳作。又如《阳城旅舍剿蚊》:
  逢郎渡口恰三更。偷袭轮番绮梦惊。
  陡地怒从心上起,不由恶向胆边生。
  金刚掌下惟齑粉,霹雳声中无遁形。
  南北东西追剩寇,凯歌高奏报黎明。诗人杀鸡且用牛刀,将半夜打蚊子描绘成轰轰烈烈的剿匪战斗,不看题目,还以为是李想雪夜袭蔡州。“怒从心上起”,铺陈敌人扰人绮梦、夜半偷袭之可恶,“金刚掌”“霹雳声”,可谓剑拔弩张、势如破竹,最妙的还是末句:“凯歌高奏报黎明”,用颇为无奈的狡黠,将前面夸张的胜利轻轻揭破。若不是心无挂碍、慈佛发心。又如何一边厢宝相庄严、一边厢开口便笑?
  可贵的是,蔡厚示、刘庆云两位诗人,并不只是沉浸在个人狭小的天地中浅斟低唱,他们的作品参酌古今、关怀时事、为时代歌与哭、为人民鼓与呼,如:
  “多少兴亡悲未了,古今诗赋痛
  频添。”(蔡厚示《重过山海关,闻日
  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愤作》)
  “何事最堪忧?祸起东邻竞未
  休。切莫轻心忘痛史,同仇!国力
  强时始自由。”(蔡厚示《南乡子・登
  镇江北固山多景楼。闻日本槐山静
  六干涉我国内政愤作》)
  “血溅郊原终不悔,头颅掷罢鬼
  犹雄。”(刘庆云《咏张志新》)
  “重整乾坤事,山中岁月移。何
  辞沙渍满征衣。携取天堂神水,溥溉
  万家畦。”(刘庆云《喝火令・赞“引
  大”施工人员》)两位诗人将他们最郁勃的情感、最深沉的思绪献给那些超越个人荣辱得失的崇高境界。从而生气贯注、淋漓酣畅。诗圣杜甫流落饥寒,仍“一饭未尝忘君”,千载之后,不乏知音。
  前面提到,两位诗人的性情、风格并不完全相同。比如蔡厚示的诗词,才情风流、壮浪纵恣。而刘庆云教授“黄花瘦句出深闺,文采风流岂肯让须眉!”(刘庆云《虞美人・访李清照纪念堂》),作品清新细致,不厌长吟。当然,“雄豪婉约皆珍品,不袭他人自一流”(蔡厚示《论诗六绝句》),两位诗人“渊明襟怀、漱玉柔肠”(刘庆云《汉宫春・野菊》),伉俪情深、双璧辉映,无法分而论之,亦不可妄为轩轾。也许,少些庸人自扰之的“徒伤斟酌费评量”(蔡厚示《望海潮・酬林兄东海新词见赠》),如采菊东篱般悠然、如寻花江畔般流连,才能更深地品读到双柳居的诗心词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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