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俗字研究是文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也有不少新进展。本文通过梳理近五年俗字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以期明确目前研究的得失和未来研究的可为之处。研究认为，俗字研究对研究材料的利用尚浅;俗字理论建设不够系统;俗字研究方法还可以借鉴语言学理论增强科学性。
关键词： 俗字研究 综述
自1930年刘复、李家瑞编《宋元以来俗字谱》，唐兰《古文字学导论》《中国文字学》大力提倡俗字研究后，关于俗字的研究日益兴盛。近年来，俗字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为此，我们对近五年的俗字研究略作介绍，以探讨俗字研究发展趋势。本文主要介绍2014年—2018年的论文和专著，必要时也会介绍2014年之前的部分文献。
一、研究方法
传统文字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已臻成熟，张涌泉（1995，2010）提出的偏旁分析、异文比勘、归纳类比、字书佐证、审查文义五种方法，至今仍然为研究者沿用。总的来说，上述方法可以分为两类，文字学方法和历史学方法。即通过字形、构件、偏旁等，考求本字、本义，和通过比较不同来源材料，勘误或探求本字——陈垣“校法四例”、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乃至后世学者“三重证据法”等（董志翘，2017）。例如，郭伟（2017）《敦煌医药文献研究》以草书形体形近，推测应为“弦”而非“法”;以俗书常常形近，推测“沛”与“泲”相混。书证方面，郭文不仅采用敦煌医药文献互证，还佐以传世文献，具有说服力。
二、研究材料
俗字研究材料不断丰富，形成了按照材料类型展开的研究——小学文献、戏曲小说、墓志碑刻、佛经宝卷、医书农书、类书笔记、公文档案、契约文书等，和依照材料地域进行的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黑水城文献、域外文献等交相辉映的局面。
（一）根据材料类型分类
根据材料类型展开的研究，一直是俗字研究的重点，故只略举相关研究材料（见表），不再赘述。其中，学界对契约文书和公文档案的关注越来越多，近年来也有不少成果，下面我们对其进行简单介绍。
唐智燕（2018）总结了俗字研究的价值，认为民间契约文书保留了丰富而真实的语料，且在其他文献中难以寻觅;具有明确的时间和地域信息，利于考察俗字的传播与演变。她对于浙江《石仓契约》（唐智燕，2014a;2015a;2017）和贵州《清水江文书》（唐智燕，2014b;2014c;2015b）有一定研究，先后撰文六篇考释其中的部分疑难俗字。而贵州大学硕士论文《清水江文书“天柱卷”俗字研究——以钱、据、恐等字为例》（陈婷婷，2016）对“天柱卷”中的“学”“●”“旺”“欲”“霸”等进行了考释。安庆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福建民间文书研究》（韩健，2017）则对福建民间文书中的研究，归纳了“变换结构”“笔画易变”等14种类型，总结了演变过程中“类化”和“简化”两种模式，具有一定价值。方孝坤（2012）《徽州文书俗字研究》对徽州文书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专门考察了徽州文书中的数字俗字、特殊符号以及人名俗字，体现了徽州文书的特点。
而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的研究，主要为个别俗字例释的单篇论文。例如，王灵芝、杨小平（2015）结合《玉篇》《类篇》《宋元以来俗字谱》等，考释、●、●、●、等八个俗字。此外，杨小平、郭雪敏（2015）归纳总结了俗字类型，包括减省、增加、替换字形三大类11小类。而对东北边疆档案的研究，仅有浙江师范大学硕士论文一篇（周梅，2014），归纳五类俗字，考释八则。
（二）根据材料地域分类
敦煌吐鲁番文献一直是俗字研究材料的重要来源，在我们研究的一百五十余种文献中，约有七分之一与敦煌吐鲁番文献有关。
近年来，对于敦煌俗字的研究，有的研究机构馆藏的敦煌文献，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俗字研究》（陶美玲，2014）、《〈中国书店藏敦煌文献〉俗字研究》（戴明珠，2014）;有的专门研究某一类书甚至一种书，如《敦煌蒙书俗字研究》（郭珊珊，2016）、《敦煌写本〈四分律〉俗字研究》（金双平，2014）。研究内容大多集中于对俗字的本字进行考释、对俗字的类型进行分类、对俗字产生的原因进行探讨等。
黑水城文献的俗字研究，主要有宁夏大学硕士论文《〈英藏黑水城文献〉汉文文献俗字研究》（任韧，2014）、《〈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1-3册俗字研究》（高芳，2017）。除了对俗字进行辨析本字、归纳类别外，还分析了俗字研究对于字典编纂、汉字规范的意义。
域外汉文文献主要分布于日本、韩国和越南三地。日本文献俗字研究有《日本回归医籍〈济世碎金方〉俗字考释》（刘敬林，2017）、《田中本〈日本书纪〉俗字研究》（石玉洁，2016）、《新井白石〈同文通考〉俗字研究》（金烨，2014）等;韩国、朝鲜的文献俗字研究有《朝鲜时代李圭景俗字文献调查研究》（黄卓明，2015）、《韩国坊刊本〈九云梦〉俗字研究》（孔青青，2015）、《韩国写本〈漂海录〉俗字类型分析》（周玳，2014）等;越南汉文文献俗字研究有：《越南汉籍〈大越史记全书〉俗字研究》（贾盖东，2015）等。上述论文除了与其他俗字研究一样，重视归纳分析俗字的类型外，还注重探究俗字的源流，描写俗字的演变轨迹。这与语言接触有關，是研究的独特之处。
三、研究内容
在俗字研究中，多数学者集中于共时层面归纳俗字类型、历时层面描写演变轨迹和讨论研究价值三方面，也有研究者从其他角度进行研究，下面一一介绍。
（一）归纳俗字类型
我们发现，在归纳俗字类型时，存在着边界不清、数目过多、欠缺逻辑等问题。例如，《〈婺北十二都东山乡音字类〉俗字研究》（查平，2017）将俗字分为10类：增减部件、改换部件、笔画调整、变换结构、异形借用、类化、古字保留、草书楷化、全体创造、综合运用。其中，“部件”“笔画”“整字”不属于同一结构层级，却并列表示;“异形借用”、“草书楷化”、“古字保留”是从用字角度进行的分类，与“增减部件”“改换部件”“笔画调整”等从字的结构角度进行的分类明显有别，却处于同一层级，也是缺乏逻辑性的体现。再如，《〈广韵〉俗字研究》（艾东门，2014）也分俗字为10类：简省、增繁、改换、类化、楷化、音近更代、变化结构、古字隶定、综合类、本无正字。其中，“古字隶定”必然会涉及笔画的增减或部件的改换等，与其他类型存在交叉。
当然，上述研究者的做法并非偶然为之，也是基于前贤的研究进行的。张涌泉（1995;2010）分俗字13类：增加意符、省略意符、改换意符、改换声符、类化、简省、增繁、音近更代、变换结构、异形借用、书写变易、全体创造、合文。显然，以现在的眼光评判二十多年前的研究，一定会发现或多或少的问题。后世学者的分类大多基于此或有所改动，缺少批判性。
此外，不可否认，上述问题还与材料本身以及各家对俗字的定义有别有关。但是，对于分类，如何做到逻辑自洽，却是最基本的学术能力。我们认为，《〈中国书店藏敦煌文献〉俗字研究》（戴明珠，2014）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模板，具体分类见图1所示。作者根据字形发生变化的单位——笔画、部件、符号、书体等，进行分类，从而避免了交叉分组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上述分类没有问题。例如，“笔画变化类”的三级分支，“增加笔画”类和“减少笔画”类都是根据字形改变的原因划分，但“改变笔画”类却从笔画变化类型角度去分，然而“改变笔画”类也能够从“受形近字影响”“使字形协调”“避讳”等角度分类。如此，同级分支的分類标准又不完全一致。
（二）描写演变轨迹
经过梳理，我们认为，俗字的历时研究应该包括考察其来源及形成原因两方面。
考察来源方面，多数文章都谈到，有的俗字源于古文字，有的源自隶变，有的与草书楷化有关，这也符合汉字的发展，并无太大争议。至于俗字的形成原因，各家说法则有所差异。《〈汇聚单方〉俗字研究》（杨悦，2017）认为俗字形成有“因音成俗”和“因形成俗”两类;《〈甘肃藏敦煌文献〉俗字研究》（王翠，2014）则归纳了“字书编纂者的阶层性”、“社会政治原因”和“人们用字习惯”三类;《〈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俗字研究》（陶美玲，2014）则提出六类原因：追求简便、增强表意、不同隶定方式、形近混用、区别字形、政治因素。
我们认为，上述各文都只考虑了部分原因，而没能系统地去解释。结合语言学的理论，可以尝试建立一个分析俗字形成原因的框架，如图2所示。利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分析俗字形成的原因能够尽可能地客观而全面，减少疏漏。
郑贤章（2016）《汉文佛典疑难俗字汇释与研究》的探讨也给人以启发。他将俗字产生的原因分为主观与客观两部分。客观原因是字体演变，主观原因包括“求简”“爱异”“求明”三方面;俗字的分类换以俗字产生的途径来概括，分为书写讹误、文字类化、有意新造三种;俗字的来源分为刻本佛经、佛经音义、字书韵书三种。我们认为，一方面要认识到，他的研究对象是汉文佛典，材料本身具有局限性，因而分类不能过细;另一方面，他的分类能够不交叉而逻辑自洽。总而言之，分类是语言描写的一种手段，旨在条分缕析语言现象，不能为了分类而分类。
（三）讨论研究价值
时至今日，对于俗字的研究价值，我们认为已无太多讨论的必要了，前人论述已十分充分。但是仍有部分学者在论文中提及，因而对其进行简单介绍。
俗字研究的价值，可以从它对各个学科的贡献来谈。大略包括如下一些：文字学、训诂学、词典学、考古学等。首先，俗字能够描补汉文字的发展轨迹，同时还能够影响汉字规范和汉字简化（任韧，2014）工作，甚至完善汉语言文字学学科体系（陶美玲，2014）等;其次，对俗字的考释，有助于理解近代文献，校正先前有误的注释;再次，俗字辨析最大的贡献是，补充、勘误已有工具书，如：《汉语大字典》等;最后，俗字的考证能够为考古断代提供证据（曾少林，2015）。
（四）其他研究
除了上述较为集中的研究外，还有学人从其他方面进行俗字研究。
首先是俗字的表述体例研究。朱生玉（2017）研究《说文解字》大小徐本的俗字说解形式，如下表2所示。通过梳理后，得出大徐本俗字123组、小徐本俗字84组。张治东（2017）研究赵撝谦《六书本义》的俗字表述，分“俗混用或俗混某”、“俗作”“俗用”“俗或用”、“今（俗）但用”等11种。孙青（2017）研究《合并自学集韵》的表述体例，分“某，俗用”、“某，俗”、“某，俗言”等6种。遗憾的是，对于表述体例仅停留在描写现象层面，没有展开深入的研究。
其次是关于俗字的理论研究。对于俗字的概念，几乎每篇论文都会讨论，但是大多不出前人的成果。而李明霞（2017）《俗字的符号学解释》，利用符号学理论，对俗字与正字的区别与转化作出了不一样的诠释，基于此再研究俗字的产生、分类与功能，颇具新意。
最后是从语言习得角度对俗字进行研究。安丽荣（2016）将新疆少数民族学生汉字偏误与俗字进行对比，认为俗字产生的书写心理与新疆学生汉字偏误产生的书写心理是一致的。诚然，该文仅仅选择对比部件替换、书写联想、部件结构变化三个方面作对比，信度有限。但是，却给我们以思考，从二语习得的角度研究俗字产生的原因，因为其具有丰富的实证，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通过梳理，我们发现，俗字研究存在着“材料中心”的特点。即过多地依赖于材料开展研究——从传世文献到敦煌文献再到如今的档案、文书等，始终处于一种不断发掘新材料的过程。诚然，发掘新材料十分有必要，但是目前的研究大多仅仅停留在对个案材料进行考释、归类、探源、究因等，只进行了语言事实的描写与分析，缺少系统性的解释。即，依赖材料但又不能很好地利用材料，具体表现为如下两点。
研究方法的单一。大多数学者依然采用传统的文字学或历史学方法，甚至对语言学的理论运用都还很欠缺。某种意义上，使得俗字研究仍然没能摆脱传统语文研究的桎梏。当然，研究方法的局限，必然会导致对材料的挖掘不够。
研究视野的狭窄。近五年的研究，大多数论文都在考释字形，裨补缺漏，几乎没有太多理论上的进展。即使在文章中涉及到了理论研究，也不过是老调重弹，讨论俗字的概念与界定等等，难出新意。
因此，我们认为，俗字研究需要提高研究的科学性。比如，分类、究因时，要注意逻辑自洽，上下位概念界限清晰;加强理论研究，必要时可借鉴西方语言学，增强系统性;注重研究方法的革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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