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 [崇祯皇帝携手海盗重夺海洋发言权]

  在国家公权力的支持下,海盗郑芝龙迅速成长为世界海盗界的“巨无霸”,成为继郑和下西洋(1405-1433年)200年后,首位协助官方力量为中华民族重新夺回海洋发言权的中国人。由此,已与大海隔绝太久的“黄土”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丝蓝色的希望。

  1.入伙下海,郑成功之父投奔大海盗
  郑芝龙是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乡人。作为17世纪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少数中国人之一,他的小名“一官”,频繁地出现在欧洲文献中。
  郑芝龙年少时为人豪放,“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以勇力闻名乡里。而且,他还是个帅哥,清人张遴白在《难游录》中说他“少年姣好”。
  17岁左右,郑芝龙离开泉州,到澳门投奔舅舅黄程学习经商,经常往来于澳门、日本、吕宋(今菲律宾)等地。这段时间里,郑芝龙不仅见了世面,而且学会了葡萄牙、荷兰等国的语言。那时,他除了学习经商之外,还兼职做翻译,以赚钱糊口。
  不久,黄程有一批货需要搭乘大海商李旦的船,送到日本平户,他便派郑芝龙押送,这令郑芝龙有幸结识了李旦(李旦也是泉州人,是当时著名的海商,由于他拥有自己的武装船队,因此也被明朝政府称为“海盗”)。很快,郑芝龙就加入了李旦的“海商集团”。
  在日本,年轻的郑芝龙结识了一位当地女子田川氏,并结了婚。1624年,田川氏为郑芝龙生下一子,取名“福松”,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郑成功。

  2.海盗施“仁政”,令人心思归
  1622年7月11日,荷兰海军军官雷尔生率领荷兰舰队,占据了不设防的澎湖群岛,干脆当起了穿制服的海盗,在附近各岛上烧杀掳掠。荷兰人此举令在这一地区有着巨大商业利益的李旦损失惨重。此后,李旦开始了“穿梭外交”──在明政府和荷兰人之间进行斡旋,而年轻的郑芝龙便以助手兼翻译的身份参与了这些谈判,并逐渐成长为“海商集团”内部一颗引人注目的新星。
  1625年,李旦和颜思齐(李旦的重要助手)相继去世。李旦去世后,其在日本的经营由其子李国助等人继承,而郑芝龙以绝对优势成了颜思齐的接班人。
  此后,郑芝龙便开始大举拓展。1626年3月,福建在遭受了上一年的旱灾之后,又遭到暴雨洪灾,“乡村草根树皮食尽,而揭竿为盗者,十室而五,不胜诘(指追究责任)也”。郑芝龙“竖旗招兵,饥民及游手悉往投之,旬日间,众至数千”。“所到地方,但令报水(勒令富民助饷),而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郑芝龙的这种“假仁假义”,在官方看来,完全有别于别的海盗,“其行事更为可虑耳”!
  其间,郑芝龙在与官军的作战中不断取胜。1627年10月,双方在将军澳(香港的一个海湾)大战,官军大败,郑芝龙再度挺进中左所(今厦门)。经此一役,郑芝龙获得了陆上基地──厦门,由此奠定了其海上霸主的地位。此后,他在安平(今福建晋江安海镇)建立了大本营,将小小的安平建设成了东亚地区最为富庶的城市之一。
  当时,荷兰派驻台湾总督德韦特在致东印度公司总部的报告中说:“中国海贼日益壮大,他们已壮大到拥有400艘戎克船和六七万之徒众,此头领称作‘一官’(即郑芝龙),转瞬间获得如此迅速的成长,连中国官方都不知该如何将海盗自海岸线加以驱除……”

  3.头顶“四座大山”,崇祯皇帝欲招安
  正当郑芝龙于东海之上大展宏图之际,北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627年8月,天启皇帝病死,因没有子嗣,便传位给其弟朱由检,即崇祯皇帝。此刻,崇祯皇帝所接手的是一个风雨飘摇的王朝:除了内部的官吏腐败、朋党林立之外,外部还有“四座大山”──北有努尔哈赤崛起,中有李自成、张献忠暴动,南有郑芝龙等侵扰,更有荷兰人等守在国门边上虎视眈眈。显然,以当时的国力,大明王朝绝难数面迎敌。
  与此同时,郑芝龙也苦于两线作战:一方面,他在台湾与荷兰人已经形成了对峙状态,为了争夺海上控制权,都在积极备战;男一方面,尚有多股海上武装势力并不听其调遣,还需牵扯大量的资源进行海上统一作战,以建立其霸主地位。因此,他也希望能将对抗政府军的兵力抽调出来,转而面向海上扩张。
  赶巧的是,这年福建南部遭遇大旱,占据着厦门的郑芝龙承担起了明朝政府的职责,除开仓赈灾之外,还大量移民入台湾,人数高达数万。这堪称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对郑芝龙的战略布局十分关键。为了吸引饥民渡海入台,他宣称提供“三金一牛”的优惠条件:即每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无疑,如此大规模的移民,郑芝龙需要政府方面的配合,至少不能再度开战。而饥民移居台湾,也能大大减轻福建及东南沿海的压力,这对政府也是十分有利的。
  各有所需的双方,一拍即合。1628年,郑芝龙接受招安,“授游击、寻迁副将”。官职虽然不高,但郑芝龙需要的就是这个合法身份。变身为官军的郑芝龙立即腾出手来,大举进攻昔日的海上“同行们”,先后歼灭了诸采老、钟斌等海盗团伙,部队扩展到了三万余人、战船千余艘。此后,海上只有刘香集团与荷兰人联手,还能勉强与郑芝龙抗衡。
  郑芝龙以厦门为据点,在拓展地盘的同时,开始规范内部管理,以“仁、义、礼、智、信”命名,建立了五大流通体系,管辖遍布内陆各地的流通渠道;另以“金、木、水、火、土”命名,建立五支船队,航行到东西各洋。他同时开始颁布“令旗”(即海上“保险单”),凡缴纳了保护费的船可以挂上他的“令旗”,一旦出事,他全额赔偿。这项“保险”收入,在之后达到了每年400万两黄金的惊人规模。

   4.与官方联手,给“荷夷”沉重一击
  对于郑芝龙迅猛壮大的势头,荷兰人如鲠在喉。经多方考虑后,1633年4月30日,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决心对郑芝龙以武力进行胁迫。荷兰人对于这一战十分重视,派出了11艘大型战舰,另加一艘旗舰及一艘戎克船,统一由普特曼斯(台湾荷西殖民时期第四任台湾长官)指挥。
  1633年7月7日,荷兰舰队主力占领了南澳岛,揭开了战争的序幕。正在厦门养精蓄锐的郑芝龙,遭遇了猝不及防的“七七事变”。占领南澳岛后,荷兰人立即兵分三路前往”好望角”(福建汕头湾南边的半岛)、钟湾、冬山进行劫掠。7月11日,前往钟湾的荷兰舰船与26艘明军战舰相遇,双方第一次交火。之后,荷兰人直接将宣战书送到了崇祯皇帝手中。
  大航海和大殖民时代,东西方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即将爆发。此刻,荷兰人忙着从台湾抽调战舰前往厦门沿海,而郑芝龙则发出了“江湖追杀令”:在政府的标准军饷之外,自费再给每位士兵二两银子的军饷,如果战事延长,另再发五两;而放火船如能烧毁敌船,奖励200两;另悬赏荷兰人的首级,一个红毛人头奖励50两。
  9月16日,福建巡抚邹维琏亲自挂帅,“五虎游击”郑芝龙担任前锋。在战舰标准配置之外,郑芝龙还自费购买了英国产的新式大炮,安装在每一艘主力战船上。同日,荷兰舰队与刘香的海盗舰队,开始在金门料罗湾集结。一个月后,明军主力也集结完毕,150多艘战舰组成了有史以来中国最为庞大的作战舰队,随即在10月22日爆发的料罗湾大海战中,将荷兰人打得落荒而逃。
  在金门料罗湾海战中,郑芝龙给信奉弱肉强食的荷兰人上了一课――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之后,“荷夷不敢窥内地者数年”。郑芝龙由此被官方称为“海疆长城”,并被提拔为南澳镇副总兵。这可谓自明朝建立200多年来,政府首次真心与“海盗”合作,并且相濡以沫。
  选自《老年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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