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来整理历年朋友书信，想不到从1966年至1967年间，张爱玲给我的信，竟达18封之多。 第一封是中文写的（1966年5月26日），上款落“绍铭先生”。这么“见外”，因为大家从未见过面。
同年6月我们在印第安那大学一个会议上第一次碰头。记得跟我一起到客房去拜访这位日后被王德威恭称为“祖师奶奶”的，还有两位印大学长，庄信正和胡耀恒。
那天，张爱玲穿的是旗袍，身段纤小，教人看了总会觉得，这么一个“临水照花”女子，应受到保护。
这么说，听来很不正确。但女人家看到年纪一把的“小男生”，领带七上八落，衬衣扣子众叛亲离，相信也难免起恻隐之心的。
张爱玲那段日子不好过，我早从夏志清先生那里得知。这也是说，在初次跟她见面前，我已准备了要尽微力，能帮她什么就帮什么。
我在美国大学的第一份差事，是在俄亥俄州的Miami大学，时维1964年。次年转到夏威夷。一年后拿到博士学位，才应聘到麦迪逊校区威斯康辛大学。
不厌其详的交代了这些个人琐事，无非是跟“祖师奶奶”找差事有关。
根据郑树森《张爱玲・赖雅・布莱希特》一文所载，赖雅（Ferdinand Reyher）1956年跟张爱玲结婚时，“健康已大不如前，但仍写作不辍；直至1960年初期才放弃”。
也许是出于经济考虑，张爱玲于1961年飞台转港，经宋淇的关系，接下了电懋影业公司的一些剧本，其中包括《南北和》续集《南北一家亲》。
赖雅是30代美国知名作家，曾在荷里活写过剧本，拿过每周起码500美元的高薪。依郑教授解读现存文件所得，他该是个“疏财仗义”的人物。
“疏财仗义”总不善理财。张爱玲回港赶写剧本，“可能和当时赖雅体弱多病，手头拮据有关。及至60年代中叶，赖雅已经瘫痪……”
由此可以推想，她在印大跟我和我两位学长见面时，境况相当狼狈。如果不是在美国举目无亲，她断不会贸贸然地开口向我们三个初出道的毛头小子求助，托我们替她留意适当的差事。
“适当的差事”，对我们来说，自然是教职。60年代中，美国大学尚未出现人浮于事的现象。要在中国文史的范围内谋一栖身之地，若学历相当，又不计较校誉和地区，机会还是有的。
夏志清的《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国现代小说史》）于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先生以显著的篇幅，对张爱玲小说艺术和她对人生独特的看法，一一抽样作微观分析。一落笔就毫不含糊地说：“……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说来，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金锁记》长达50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在《小说史》问世前，张氏作品鲜为“学院派”文评家齿及。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她极其量不过是一名新派鸳鸯蝴蝶说书人而已。
夏先生的品题，使我们对张爱玲作品的看法，耳目一新。也奠定了她日后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但这方面的成就，对她当时的处境，毫不济事。要在美国大学教书，总得有“高等”学位。学士、硕士不管用。要入雇主的候选名单，起码得有个博士学位。当然也有例外，如刘若愚。不过，刘教授能在美国知名的芝加哥大学立足，靠的是等身的学术著作。
“祖师奶奶”欠的就是行家戏称的“工会证书”（the union card）：博士学位。
志清先生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他急着帮张爱玲找差事，想当然耳。我自己和其他曾在台大受业于济安先生门下的同学，爱屋及乌，也一样的不遗余力地为她奔走。他们接二连三地发信给已在大学任教的旧识。结果总是徒劳无功。理由如上述。
我的前辈中，为张爱玲奔走，剑及履及的，有罗郁正教授。他每次写信给他的“关系网”，例必给我副本。求援的信件中，有一封是给Iowa大学作家“工作坊”的Paul Engle教授。事情没有成功，因为那年的名额已经分派，给了诗人痖弦。
60年代中，电动打字机尚未流行。罗先生用的是旧式品种，手指按键盘真要点气力。用复写纸留副本，更费劲了。
郁正先生古道热肠，可见一斑。
我结识张爱玲时，因出道不久，“关系网”只及近身的圈子。投石问路的地方，顺理成章是Miami、夏威夷和威斯康辛。
夏威夷和威斯康辛对我郑重推荐的“才女作家”没兴趣。Miami大学的John Badgley教授倒来了信。他是我在Miami大学任教时的老板。信是1967年7月27日发的。谢天谢地，该校原来在20年代有礼遇“驻校艺术家”（artist－residence）的先例。
经Badgley教授几番周旋，终于说服校方请张女士驻校七个半月。
依张爱玲同年8月15日来信所说，她每月拿到的酬劳，约为千元。
我1964年在Miami拿的讲师年薪，是7000元。除应付房租和日常开支外，还可分期付款买二手汽车。
张爱玲对每月千元的待遇，满不满意，她没有说。不过，她7月2日给我的信中，对自己的处境这么描述：“……即使你不告诉我有关学界中耍手段、玩政治的情形，我对自己能否胜任任何教职，也毫无信心。这方面的活动，非我所长。适合我需要的那类散工，物色多年，仍无眉目。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事。你关心我，愿意替我留心打听，于愿已足，亦感激不尽。目前生活，还可将就应付。为了写作，我离群索居，不必为衣着发愁，因此除日常必需品，再无其他开支。但不管我多小心照顾自己，体重还是不断减轻。这是前途未明，忧心如焚的结果。你和你的朋友虽常为我解忧，但情况一样难见好转。……”
信是英文写的。以上是中译。张爱玲给我的十八封信中，中文只有五封。我给她的信也是英文居多。用打字机“写”信，既比“引笔直书”方便，也较容易留副本。
1966年9月，她离开美国首都华盛顿，到了俄亥俄州的牛津镇（Oxford），Miami大学所在地。除了Miami外，牛津镇还有Westerm College，是一家小规模的女子“贵族”学校。
张爱玲寄居的地方，就是这家女子学校。
9月20日她来信（英文）说：“……病倒了，但精神还可支撑赴校长为我而设的晚宴。我无法推辞，去了，结果也糟透了。我真的很容易开罪人。要是面对的是一大伙人，那更糟。这正是我害怕的，把你为我在这儿建立的友好关系一笔勾销。也许等我开始工作时，感觉会好些。……”
事后我向朋友打听，爱玲那晚赴校长之宴，为什么“糟透了”（turned out badly）的真相。
大概朋友不想我这个“保人”听了尴尬，只轻描淡写的说她这个贵宾迟迟赴会还不算，到场后还冷冷淡淡，面对校长请来为她“接风”的客人，爱理不理。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提到张爱玲留港期间，那时的“天皇巨星”李丽华慕其名，通过宋淇先生安排一个让她一睹才女面目的机会。
宋先生不负所托。张爱玲如约赴会。出人意表的是，她没留下来寒暄，见了我们的“影后”一面，点心也没有吃，就告辞了。
她说自己“真的很容易开罪人”（do offend people easily），一点也没说错。
张爱玲在Miami的“差事”，不用教书，但总得作些演讲和会见有志学习写作或对中国文学有兴趣的学生。
对起居有定时的“上班族”来说，这应该一点也不为难。但张爱玲孤绝惯了，要她坐办公室面对群众，确有“千年未遇之变故”的惶恐。
“今晚我到Badgley家吃饭，”她10月12日来信（中文）说：“别人并没来找我。有两处学生找我演讲，我先拖宕着，因为Badgley说我不如少讲个一两次，人多点，节省时间。与学生会谈的课程表明天就将拟出。周曾转话来叫我每天去office坐，看看书。我看书总是吃饭与休息的时候看。如衣冠齐整，走一里多路到McCracker Hall坐着看书，再走回来，休息一下，一天工夫倒去了大半天，一事无成。我想暂时一切听其自然，等give a couple of talks后情形或会好一点。……”
信上提到的“周”，是我1965年离开Miami后的“接班人”。
张小姐大概没有好好地守规矩，没有按时到办公室恭候学生大驾。
1967年3月，她接到东部贵族女子学院Radcliffe的通知，给她两年合约，做她要做的翻译工作。
离开Miami前，她来了封英文信（1967年4月12日）：“周起初显然把我看成是他的威胁。他转来院长的指示，要我每天到办公室，光去看书也成。我告诉他这可不是Badgley跟我的协定。后来我跟Badgley见面，提到这件事。他好像有点不大高兴。自此以后，我每次提到周时，他总是显得很不自然似的。周怎么扭曲我的话，我不知道。我本没打算以这些琐事烦你。我怕的是他在你面前搬弄是非。……”
周先生是否把张爱玲视为“威胁”，局外人无法听一面之词下判断。他们间如果真有争执，谁是谁非，就我写本文的动机而言，可说“无关宏旨”。
看来她没有把“驻校艺术家”的任务看作一回事，否则院长不会出此“下策”，“传令”她每天到办公室去，“光去看书也成”。
在Radcliffe耽了两年后，张爱玲幸得陈世骧教授帮忙，到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的中国研究中心做事。兹再引郑树森文章一段：“张爱玲日间极少出现，工作都在公寓；上班的话，也是夜晚才到办公室。1971年间，任教哈佛大学的詹姆士・莱恩（James Lyon）教授，为了探讨布莱希特的生平事迹，通过赖雅前妻的女儿，追踪至柏克莱，在初次求见不遂后，终于要在夜间静待张爱玲的出现。虽然见面后张爱玲颇为亲切，但不少查询仍以书信进行，其雅好孤独，可见一斑。”
张爱玲在加大中国研究中心服务期间，中心的主任是陈世骧教授。换了一个不知张爱玲为何物的雇主，一来不一定会录用她，二来即使用了，会否让她“日间极少出现”，大成疑问。
本文以“落难才女张爱玲”为题，在感情上已见先入为主的偏袒。在“封建”时代，末路王孙迫于环境而操“贱业”，谓之“落难”。
张爱玲出身簪缨世家。如果不因政治变故而离开上海，辗转到美国当“难民”，她留在香港继续卖文、编电影剧本，生活纵使不富裕，但最少可让她过晨昏颠倒的“夜猫子”的生活。
远适异国，张爱玲变了Eileen Chang。身世悠悠，已经诸多不便。更不幸的是生活迫人，不善敷衍而不得不抛头露面，与“学术官僚”应酬。不得不“衣冠齐整”，一小时挨一小时地在光天化日的办公室里枯坐。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那张爱玲的确有点像沦落天涯的“末路王孙”。
但话得分两头。前面说过，我用“落难”二字，因在感情上有先入为主的偏袒。为什么偏袒？因为我认识的，是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我认识的，不是Eileen Chang。
在异国，Ms. Chang一旦受聘于人，合该守人家的清规。现实迫人，有什么办法？主人隆重其事地替你接风，你却迟到欺场，难怪人家侧目。
胡适回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前，在美国流浪过一段日子。唐德刚先生觉得他这段生活过得狼狈，“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他也是落难之人。
这篇文章，拉杂写来，没有什么“中心思想”，或可作“张爱玲研究补遗”这一类文字看。
（选自《情到浓时》/刘绍铭 著/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