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洛维特出于拯救现代性危机的目的，试图通过用自然意识取代历史意识的“斯多亚式退却”来克服虚无主义；但是，他把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国民经济学语言的救赎史，对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是灾难性的。应当认真对待洛维特的这种思想动向，并通过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来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
关键词：卡尔·洛维特；历史唯物主义；救赎历史；虚无主义；历史意识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6?0123?06
洛维特对近代历史意识的基督教神学式的解读，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神学式的解读，体现了西方思想的一个新动向，即根据神学来诠释历史唯物主义，或者神学界从历史唯物主义汲取思想资源。这种思想动向对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它完全曲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特征，抹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非常不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特内涵。所此，我们应当认真对待洛维特的这种思想动向，并通过对其思想的辨析和批判来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内涵。
一
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是“思想中的时代”和“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对每个时代的社会思潮的理论自觉。自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虚无主义，一切客人中最可怕的客人，就要到来了。”[1]（199）虚无主义成为时代精神，并被许多哲学家诊断为现代性的思想危机。这一危机体现在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神学思想三个层面，其症候性思想家分别是马克思、尼采和克尔凯郭尔。当然，关于虚无主义的生成和克服问题也就成为哲学家、思想家们反思的重大命题。洛维特也不例外，他一生都在从哲学上思考现代人的生存意义问题，探究现代西方社会的惶惑旅程的精神根源，并试图克服现代性的思想危机——虚无主义。
表面上看，洛维特的著述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的时代惶惑无甚关系，实则不然。“除了生存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外，洛维特的著作基本上是近代思想史论述，但却是思想家的思想史论法……带着时代问题的现象学询问，辨析西方近代思想史中上帝观、人观、历史观的嬗变，极于毫芒，以此探究西方现代社会的惶惑旅程的精神根源。”[2]（导言，5）通过对近代思想史的现象学辩述，洛维特注意到，自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之后，费尔巴哈、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尼采都提出了不同的人论，而尼采则是现代人观转变史的关键，是完成者和预言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尼采的强力意志形而上学中，两大现代进程得以完成——“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尽管尼采把现代性的危机诊断为虚无主义，并将这一危机的病根归结为形而上学（柏拉图主义），进而试图通过基于强力意志的“重估一切价值”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来克服形而上学和虚无主义；但是，在洛维特看来，尼采的“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自我永恒意志论的实质仍是替代基督教的不朽信仰理论，是现代意识的自我欺骗的表征，从根本上是无法克服虚无主义的。洛维特指出，虚无主义的问题意识应定位于人观和上帝观的嬗变，而这些观念的嬗变与历史观的嬗变相联系。因此，我们应该从历史观的嬗变角度去寻求虚无主义产生的根源，进而克服虚无主义。
尽管，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的历史观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西方历史观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即古希腊的自然性历史、基督教的历史神学和近代的历史哲学。虚无主义作为现代性的危机，如果它的产生与历史观的嬗变有关，那么，我们只能从近代的历史哲学入手揭示它得以产生的根源。但是，在洛维特看来，前两种历史观似乎穷了理解历史的各种原则上的可能性，无论欧洲的历史观如何变化，它的历史思想结构都是受希腊—基督教思想的规定的，而近代的历史哲学也只不过是前两种历史观的变体而已。所以，在理解近代历史哲学之前，我们需要对希腊的自然性历史和基督教的历史神学加以辨析。
洛维特把希腊的自然性历史和基督教的历史神学统称为古代历史观，这两种历史观源于古代时期的两种历史时间观念：古典希腊的循环周期论的历史时间和基督教末世论的历史时间，而近代历史哲学的进步历史时间观在结构上类似于基督教的历史时间观。古希腊历史思想的基础是自然本体论，它是以自然世界秩序为架构的“历史”，生生灭灭的宇宙规律就是解释世界的典范。希腊人被自然宇宙的可见秩序和美所吸引，他们不会要求深究世界的终极意义，因为对他们来说，天体的有序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不变的东西，较之一切渐进的和根本的变化来说，更具有吸引力和更深刻的意义。根据希腊人的历史观，“一切事物的运动都是向同一种东西的永恒复归；此时产生程序返回它的起点。这种观点包含着一种关于宇宙的素朴理解，它把关于时间中的变化的认识和关于有周期的规律性、持存性和不变性的认识统一起来。”[2]（8）所以，在古希腊人的意识中，历史与知识的含意是相同的，而且对古希腊人来说，历史是并且始终是仅仅指向过去的，他们只会追问：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在这种希腊的自然性历史观支配的精神气氛中，关于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的思想是不可能出现的。“希腊人自始至终都在追问宇宙的逻各斯，而不去追问历史中的主宰者。甚至亚历山大大帝的那位教师，也没有一部作品是探讨历史的；与诗相比，他对历史的评价很低。因为历史只探讨一次性的事情和偶然的事情，而哲学和诗却探讨永远如此的存在者。”[2]（8）所以，对古希腊的思想家来说，“历史哲学”就是一个悖论，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都与过去和现在的事件一样，遵循着同样的逻各斯，具有同样的性质。我们没有必要追究历史的终极意义，与其追问事情将如何发展，不如追问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既然如此，历史哲学何以可能，它又是如何产生的，这便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基督教的历史神学。
与古希腊的自然性历史不同，基督教的历史神学的基础是神—人主体论，即人的神学。基督教的历史理解出现时，人的神学以超世的创造主观念取代了世界之内的目的理性，古希腊以自然秩序为架构的“历史”随之被改造为天定的救赎历史，并赋予历史以普遍的末世论道义，以此建构起了基督教的历史神学。与希腊人比较节制不同，犹太教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提出了一个漫无边际的问题——追求历史的终极意义，而这个问题“超出了一切认知能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它把我们投入了一种只有希望和信仰才能够填补的真空”[2]（7）。历史有一个终极意义的假定，就预示着一种作为超越了现实事件的终极目标的终极目的，而一个终极目标的时间维度，就是一种末世论的未来，未来对我们来说，仅仅存在于期待和希望之中。这样一种期待非常强烈地活跃在犹太人的先知那里，而对于古希腊哲学家来说是十分陌生的。在洛维特看来，近代历史哲学正是由这种基督教的历史神学改写而成，如果没有末世论的历史神学，也就不会有现世进步论的历史哲学。简而言之，近代历史哲学是以基督教的末世论精神重拾希腊的自然性历史旨趣，它是基督教的历史神学的一种世俗化，基督教的末世论历史观是超世的，而近代历史哲学则将其扭转为现世的（希腊式的）。对此，洛维特指出，“历史哲学的出现，表明思想已不再信赖自然宇宙的理性或上帝之国，而是信赖时代精神、‘未来之轮’‘历史的命运’”[2]（导言，9）。但是，进步论的历史哲学所信赖的时代精神、“未来之轮”和“历史的命运”能否给个体人生和人类社会提供依持和指引，能否体现历史的意义和个体生活的意义，这正是洛维特所质疑的。在洛维特看来，正是这种以历史进步观取代古代的世界秩序观念的近代历史哲学，使虚无主义得以产生，它是虚无主义的基因和精神根源。“在古代的和基督教的世界中，历史经验尚是受约束、被安排、受限制的：在古代思想中，自然世界的秩序和逻各斯从世界论上约束历史经验，在基督教中世纪，创世信仰和上帝意志从神学上约束历史经验。”[2]（导言，19）但是，近代历史哲学的历史意识解脱了这些约束，同时又继承了基督教超历史的道义论，把基督教对超世目的的信仰世俗化为无限进步的渐进理念。于是，近代历史意识制造出了一个无神的世界法则，以解释此世的苦难，并由此提出历史中的道义诉求，这种历史中的道义诉求最终贬低人性，无神的人性化世界也变成了“脱世的”世界。这个“脱世的”世界就是脱离自然的生存，无根或无家园的生存，人与世界既丧失了自然庇护也失去了创世主的依托，成了生理的和形而上学的孤零零的偶在，这就是现代性思想危机的根源。 此外，洛维特从马克思的犹太人身份的角度对共产主义提出的质疑也是欠妥的。犹太人的传统是禁止预测未来的，而马克思作为一个世俗犹太人，也往往对未来的事情只字不提。即使《圣经》中的先知也从来没有试图预知未来，与之相反，先知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谴责现世的贪婪、腐败和权力欲，并向我们发出警告：如果不能做出改变，人类将根本没有未来。马克思正是这样的一位先知，而不是什么预言家。正如，“进入社会主义，还是退回野蛮”，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只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强调如果不实现社会主义，后果将不堪设想，这只是一种政治上的警告，实现社会主义只是更加合理罢了。同样，马克思也给我们一种警告，在当前的极度异化的、危机重重地资本主义社会，选择共产主义对于人类来说更加合理，更加符合人类自由发展的要求。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重要的不是对于理想未来的美好憧憬，而是解决那些会阻碍这些理想实现的现实矛盾。而为人们指引解决问题的合理方向，正是马克思和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5]（73）。所以，洛维特对《共产党宣言》所作的救赎历史式的解读偏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曲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特征，抹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非常不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特内涵。
综上所述，尽管洛维特出于拯救现代性危机的目的，试图通过用自然意识取代历史意识的“斯多亚式退却”来克服虚无主义；但是，他把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国民经济学语言的救赎史，对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是灾难性。所以，我们应当认真对待洛维特的这种思想动向，并通过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来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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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a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e the history of redemption
——comment on Lovett"s theology interpretation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ZHUANG Zhongzheng， CEN Dan
（Literal Arts Colleg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o save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Lovett tries to use the “Stoic retreat” to replace th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with the natural consciousness to overcome nihilism. But， he interprets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the history of redemption in the language of national economy， which is disastrous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refore， we should take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Lovett seriously and defe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s scientific and revolutionary nature by returning to the text of Marx and Engels.
Key Words： Karl Lovet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istory of redemption； nihilism；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编辑：颜关明]
收稿日期：2012?06?25；修回日期：2012?09?20
作者简介：庄忠正（1987 ?），男，河南睢县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岑丹（1981?），女，黑龙江大庆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