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资本时代劳动使人类由自我实现走向自我奴役，其历史的逻辑根植于资本。资本一旦生成，便宰制着劳动的扭曲与人类理性的蜕变。资本对人的异化统治主要是通过旧式分工，旧式分工使人的生活方式强制性的服从于谋生性的劳动，从而割裂了人的完整性与自由性。因此，超越资本的逻辑就应立足于人的现实生活实践，通过劳动制度的改革，瓦解资本对人的奴役，变资本的个性为人的个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劳动；分工；资本；人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2-736X（2012）6-1-4
对于奴隶来说，主人是本质；对于工人而言，资本家是本质。资本家成为主人的历史台阶在于工人的劳动。在商品经济的覆盖下，一切都被赋予了商品特性，劳动也不例外。它除了具有劳动的初级意义外，更为重要的是提升了劳动在人类社会历史中所具有的特殊的生成性意义。劳动被赋予价值，通过交换实现自身，这是一种人的内在属性向商品属性的转换。烙上历史偶然性的劳动必然遮蔽了劳动的本然之义。
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呈现为劳动力的形式。劳动力凸显了劳动本身的工具职能，但淹没了劳动主体的存在。这种状态使劳动的尺度面向他者而非自我。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外在的规定性对于个体的统治被称为“异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详细阐述了异化的四种表现形式。（1）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2）工人与劳动异化。劳动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人和自己创造物的关系表现为“颠倒的主客体”。（3）工人与自己的类本质异化。（4）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劳动产品、劳动、类本质、社会关系本质上是作为人一劳动者的衍生物而存在，满足于人的需要而产生，从其本然意义上人应作为其价值源头。但事实恰恰相反，劳动者的每一个活动并没有在肯定自身主体地位上向前迈进，反而宿命于主体的悖反。
当我们陷入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批判的同时，却发现了现实与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异化劳动学说中的人不是抽象意义的人，而是现实中的“人”。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将人类带入全方位经济发展的时代，然而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空中，人不但没有驾驭财富的洪流，反而被卷进了财富的漩涡之中。伴随GDP增加的是个人幸福指数的下降与社会恐惧感的日益增加，物的增殖与人的贬值成正比。这足以说明在将发展表征为世界主题的今天，发展本身潜藏着不可回避的危机。历史发展的反讽性结果提醒我们，经济的发展已经疏离了人本身的发展，并走向了历史的反面。那么今天我们应做的不是对发展的未来提出预设，而是对发展的历史进行反思。发展究竟应置于怎样的基础之上才是恰当的？这是我们对现代性问题不得不做出的回应。
一
谈到现代性问题，我们不得不回到马克思，因为马克思是作为现代性的批判者出现在历史语境中的。马克思曾指出，人的存在的完成需经过三种社会形态。实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能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是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商品经济对应的是人的物的依赖性阶段，也就是人与物纠结的时代，这里的物从深层意义来看是指资本，资本构成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与历史前提。
“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值自身，获取剩余价值。”。资本的本质在于增殖，然而资本只是“死劳动”，它的复活需要载体，这个载体就是工人的活劳动。但是，资本一旦苏醒，它就会成为“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去最大限度的宰制与剥削工人。这种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人的一切生活都被它所支配。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交换过程，资本始终作为一种主体性原则，独立自主地发挥着普遍性的统治作用。它以无限增殖的逻辑掌握了人类的理性思考，成为一种控制人类的自然界与人类本身的绝对性客观权力，人类的理性在它面前不得不遭遇了异化的深渊。这种异化操纵了人的类意识、人的类活动，它使人的一切关系包括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都沦落为资本的奴隶与手段。这种历史现状离康德所期待的任何时候都将人格中的人性与每一个他人人格中的人性同时用作目的而决不是只是用作手段愈来愈遥远。此时，人作为存在物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于他自身，而是源于资本与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对于这种规定性，马克思解释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这种资本塑造的社会关系为人的一切裁定了阈界，人因而失去了从前的自我，剩下的仅仅是屈从于外在他物的俘虏。它使人的人性完全淹没在这种外在的关系之中。
为什么资本必须寄托于劳动才能具有活力呢？马克思说：“资本虽然也体现在易逝的商品中，采取这种商品的形态，但同样也不断地改变形态，交替地时而采取永恒的货币形态，时而采取易逝的商品形态；不灭性表现为它唯一可能成为的东西，表现为易逝性的不断消逝一过程一生命。但是，资本只有当它像吸血鬼一样，不断地吸吮活劳动作为自己的灵魂的时候，才获得这样的能力。”事实上，资本“不断地吸吮活劳动作为自己的灵魂”，也就是资本通过占有劳动的价值而增加自身的价值。由此可见，现代社会的最大受益者是资本，它是导致现代社会普遍异化的真正指挥者。
然而资本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资本的前身是货币，是什么为货币向资本的转身做了铺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论述：“货币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货币的占有者对劳动力充满极大兴趣，因为“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历史的结果告诉我们，资本最终与自由的劳动力相遇了。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追问，促使“自由劳动者”出现的终极根源是什么？劳动者的概念伴随人类历史多年，但是“自由的劳动者”却专属于资本主义阶段，从这里可以看出，“自由的劳动者”的真正含义既不同于奴隶也不同于农奴。奴隶和农奴直接依附于生产资料，因此，自由的劳动者显然意指脱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15世纪直至18世纪粗暴的原始积累充满了对“神圣所有权”最无耻的侵占，甚至“把农民和公有地之间的联系都忘却了”。其直接目的就是剥夺劳动者的劳动实现条件。由此可见，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是确立资本由可能变成现实的充分条件。对于资本所有者来说，抓住了生产资料也就掌控了对劳动力的支配权。 劳动力的出现为货币向资本的转换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货币要成为资本还需要一个环节，这个条件，也就是商品的流通。马克思指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是资本产生的历史条件。流通过程虽然不添加资本的价值，但却为资本来到尘世提供了舞台。没有商品流通，资本永远只能回旋于天国。在此，我们要弄清商品流通的前提条件，就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说明。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说：“要说明交换价值就要有交换。要说明交换就要有分工。”。商品交换是一个历史范畴，其产生的必要性来源于人类分工制度的形成。分工赋予个体的人或单个家庭只能生产某种特定产品，却无法满足全部需要。要实现人类的多种要求，就必须诉诸于交换。可以看出分工是交换的原始推动因素，它构成资本更加深刻的历史原因。
二
最初的分工产生于原始社会，由于受低下生产力的影响，当时的分工限于性别、体力、年龄等生理差异以及自然环境差异。随着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真正的分工得以确立。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分工在推进劳动具体化与专业化的同时，却诱发了畜牧业和农业，手工业和农业，以及商业和工业的分离。分工本身就是人类劳动分离的产物，它的存在从一开始就隐含着对立与矛盾的萌芽，并继续诱发出人类社会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分裂。
经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随着分工的日益精密化与交往的广泛化，在大工业时代，分工迎来了它的巅峰状态，同时各种矛盾的成熟状态也纷纷展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由分工导致的社会矛盾：“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不但表征为劳动自身的分裂，也意味着完整个人的分裂。它使肉体劳动与精神享受互相脱节，生产的单纯目的是谋生，劳动的乐趣要去劳动之外寻找。分工的消极作用并不只对个人而言，它甚至触发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战争。分工建立的基础是社会中原子式的家庭，与其紧密相关的是产品的分配与社会平等机制。当三者共同作用时，“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换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应运而生。“而且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个体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尖锐矛盾，迫使共同利益采取了与个人利益脱离的虚幻共同体的形式。与其相应，个人也将自己的真实本性掩盖起来，呈现出黑格尔所谓的“偶性的个人”形式，就是封闭于私人利益、脱离社会整体的人。虚幻共同体与任性个人的同时产生，意味着异己化存在物的出现与人的自由的丧失，也就是存在的现象与本质的分离。
分工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活动形式。没有分工，人类就无法使社会活动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描述到：“分工并不是经济生活所特有的情况，我们看到它在大多数的社会领域里都产生了广泛影响。政治、行政和司法领域的职能越来越呈现出专业化的趋势，对科学和艺术来说也是如此。”可见分工是人类从事社会活动必不可少的条件，它对于人类社会发挥了极其积极地影响。但是什么引发出分工的嬗变，使其自身的否定性因素蔓延开来，需要做进一步分析。
从分工的历史来看，大致经过了三个时期。原始社会的自然分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发分工，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自发分工（自发分工向自觉分工的过渡阶段）。商品经济社会的分工正处于自发分工阶段。自发性的典型特征就是随机性、盲目性与不确定性。对于分工而言，自发的分工也就是将原生态的分工旨意作用于历史，即按照个人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将人固定在某一特定领域。马克思说：“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这种方式虽然带来了特长，但确是以牺牲个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个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分工强制下产生的自身活动的产物运行的两个相反的方向。事实上自发分工下个人演绎的是完全畸形与碎片化的个人。
同时，为了生存人们被迫遵循分工的安排。对于所从事的职业，人们从根本上丧失了自觉意义的愉悦感。肉体层面的欲望满足与生产力水平的有限性使人仅仅从生存手段的角度来认识劳动。由此，个体劳动形成的社会共同成果“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尤其是当私有制与分工结成联盟的时候，进一步加深了人的异化程度。劳动主体与劳动产品的对立被无限扩大，在既往历史阶段表现为阶级的对立，在现代社会则凸显为贫富两极悬殊的格局。
三
通过分析，不难看出资本产生的历史基础植根于自发的分工与私有制。分工作为现代存在的显性劳动制度，实质上却隐藏了人本身的物质性存在与精神性存在的分裂。人的分裂在现实上导致了人的异化，即人的自我矛盾、自我迷失，这构成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帕斯卡尔早就指出：“人类并不知道要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他们显然是走入了歧途，从自己真正的地位上跌下来而再也找不到它。他们到处满怀不安地而又毫无结果地在深不可测的黑暗之中寻找它。”个体的人即使现存于现实世界中，但是却不具有历史的现实性。青年马克思就已指出：“在最直接的现实中，在市民社会中，人是世俗存在物。在这里，即人对自己和对别人来说，都是实在的个人的地方，人是没有真实性的现象。相反地，在国家中，即在人是类存在物的地方，人是想像中的主权的虚拟的分子；在这里，他失去了实在的个人生活，充满了非实在的普遍性”。除了资本，工具理性、信息网络也对人施展了充足的魅力。面对诸种诱惑，有人感叹理性的丢失，有人试图发挥理性的自觉超越功能，取消资本。对此，我们通过马克思对取消货币的看法便可以受到很大的启发。马克思说：“如果取消货币，那么人们或者会倒退到生产的较低的阶段（和这一阶段相适应的，是起附带作用的物物交换），或者前进到更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交换价值已经不再是商品的首要规定，因为以交换价值为代表的一般劳动，不再必须为只是间接地取得共同性的私人劳动。”显然，马克思并不赞成人为的跨越。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生成、展开、成熟与衰亡的自然过程与规律，当人类违反其内在机制强制性地破坏其历史的成长，其结果或者是历史的倒退，或者是机械的超越。无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还是中国历史上的大跃进运动已经用事实告诫了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与主体的有限性。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人类面对物化的命运，只能任凭宿命论的宣判而束手无策呢？答案是否定的。历史本身虽然固有其内在的自然逻辑，但历史的完成仍需要人的自觉帮助来展开。人类不同于自然界其他存在物的特质就在于人具有感性的活动，即实践，实践作为人类的现实存在方式无疑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它不但使人拥有“解释”世界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赋予了人“改变”世界的能力。历史环境的改变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紧密相关。历史的生成同时也就是实践活动的生成与展开的过程。个人在实践活动的锤炼中成长，同样历史也在人类活动中走向成熟。因此，必须抛弃消极无为的思想，将历史的改变纳入人类的视野之中才是应对现代性异化危机的正确选择。
马克思说：“异化，这种对德国理论家们说来是如此神秘的力量，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以及随着私有制遭到与这一革命有同等意义的消灭，也将被消灭”。作为异化主要形式的资本，它的本质是资本主义阶段特有生产关系的表征。从历史生成的角度来看，人们的存在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这个存在不是封闭的，是向未来敞开的。因此，资本作为现代社会特有的现象，也必然有一个历史生成与历史消解的自然过程。
历史地看，超越资本的逻辑并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修辞，它的科学方法论源于对现实的彻底解构，这也是马克思辩证法对黑格尔神秘辩证法祛魅的关键。扬弃资本，一方面，要在现有条件下尽量缩小资本支配的空间，限制资本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要削弱资本赖以存在的旧式分工，遏制分工对人的发展的扭曲，从自觉意义上确立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机制。
就资本而言，资本虽然作为商品经济的衍生物存在，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资本仍有实质性的差别。从我国现阶段来看，社会主义制度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决定了我国要有计划地发展经济的本质特征，并注重资源配置的目的性与宏观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其他的市场经济。在中国，社会主义应该也必须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而不是相反。因此“不是市场经济肢解和吞没社会主义，而是市场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发展；不是社会主义任由市场经济摆布，而是社会主义包容、构建、推行和发展市场经济”。
如果说封建社会是政治利维坦，那么现代社会则是经济利维坦。资本的逻辑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历史的“恶”，但现代社会对它的认同只能是“必要的恶”。用辩证法的语言来说资本仍具有“暂时的必要性”。因此，最大限度的弱化而不是去除资本，既是应对现代性物化危机的合理药方，也是实现历史完成的必要步骤。
另一方面，资本对人的异化统治主要是通过旧式分工，旧式分工使人的生活方式强制性的服从于谋生性的劳动，从而割裂了人的完整性与自由性。因此，超越资本的逻辑就应立足于人的现实生活实践，通过劳动制度的改革，瓦解资本对人的奴役，变资本的个性为人的个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增强了社会系统自身的平衡与调节机制，使限制分工的消极作用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成为可能。因此，国家应积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制度上与政策上引导社会分工日益走向合理性与自觉性。
第一，政府应为人们的职业选择提供有利的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逐步建立健全合理的劳动制度与职业选择制度，实行岗位流动制，为个人成为社会的“多面手”创造现实条件。受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国际分工多样化的影响，我国的社会结构与分工层次也日益呈现出复杂性与具体性的特点。这意味着分工对人们生活的自发性调控正在向纵深方向发展，而且明显加剧了人自身的分裂。如果不对分工采取有效的控制，必然加速个人“单向度发展”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公有制较之私有制的最大优越性在于对社会资源的宏观调控，这为抑制自发性的分工提供了制度基础。因此，政府应立足于分工制度的完善，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加快构建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体制机制。
第二，建立良好的群众协会与社团组织，鼓励人们利用职业之外的时间，进一步发展个人潜能。如果说劳动时间服从于他律的要求，展现的是片面的人，那么自由时间的主宰者必然是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认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何要区分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马克思写道：“在这个必然王国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劳动时间的减少正是自由时间的增加。自由王国的实质就是作为“目的”的人性的全面发展。在休闲时间，每个人都“可以随意从事这种或那种劳动；他对特殊的劳动的特殊关系不是由社会决定；他的意愿是由他的天赋、爱好、他所处的自然生产条件等等自然而然地决定的。休闲时间对个人兴致的尊重彰显的就是人性的尊严。人性的自我发展也就是消除强制分工的工具性的奴役，实现个人自由自主发展的展现。
第三，利用传统资源，发展传统文化。市场经济的语境中，在物质利益的统治下，人越来越沉沦于“物”的世界，而背弃了“精神与道德”的法则。资本的魔咒勾画出按照自发原则运行的功利主义的自然人，但它诱发了心灵的空虚与孤寂。这种肉体与精神的失衡，是单纯的经济原则无法弥补的。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要对付（人类的）力量所带来的邪恶结果，需要的不是智力行为，而是伦理行为。”因为智力行为的偏执不但游离了人类价值的整体框架，而且消解了人性的道德品格。它所造成的历史恶果只能通过道德与思想的提升来重构人的价值坐标。在这方面，我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不可忽视。相对于现代的“物质中心论”而言，传统文化更注重人本身的尊严与人的精神世界的内省。“慎独”、“反身而诚”以及“仁义礼智信”，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不强调了人的道德自律性与精神的自足性。因此，在社会范围内大力弘扬古典文化的复兴，业余时间从古诗、古乐的欣赏中洗涤净化自己的心灵，为现代人类倡导健康文明的休闲方式，无疑有助于抑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从而培养人们健全的思想品格与高尚的道德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