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11日当地时间19时30分(北京时间12日零时30分)卡塔尔首都多哈喜来登饭店的马佳利斯大厅灯火辉煌，此时增强了地，中国代表团团长、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签署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至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所有法律程序履行完毕。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中国将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2001年9月17日晚22：40左右，当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的最后长达800多页报告书，在世贸中国工作组正式会议上获得通过时，世贸组织总干事穆尔高兴地表示：“中国完成入世谈判是多边贸易体制史上的重要时刻，这是国际经济合作的结果。中国入世以后。世贸组织又向真正成为全球性组织的方面迈进了一步。”
中国WTO首席代表、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龙永图的脸上也禁不住露出了一丝笑意：“15年呀，就盼望着这一天。”然而，仔细想一想，他不禁长叹：“谈判前，总感到WTO是座高不可攀的高山，现在回头再看一看，就感到那只不过是座小山包而已。因为15年的谈判我们只谈了八个字，一是‘市场经济’，另一个是‘市场开放’。”可是，15年的酸甜苦辣，只有亲身经历了的人们才能体会个中滋味。
1986年：中国重提入关
中国接触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第一人――刘显铭老人，如今虽然已是白发苍苍，不复当年的干练洒脱，但言谈之间依然有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官的谦虚儒雅。
刘老回忆，中国虽然1986年才向GATI"递交复关申请，但自1980年就开始与GATI"jE式接触。1980年8月26日合众国际社日内瓦的一份电稿中写道：“一些西方官员今天说，中国可能在准备谋求加入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机构――关税贸易总协定。表明北京要采取这种行动的一个迹象是参加今天在日内瓦开学的法语训练班的21个人中，有一个是中国外贸部的一位副处长刘善明(音译)。”
其实，刘善明应该是刘显铭，而真正引起中国重视GATF的是香港问题。
1983年，中英开始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刘显铭代表外经贸部参加了当年的谈判准备工作，负责重点研究回归后香港同GATF的关系。香港当时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属于GATT英国代表团，与大多数GATF成员的贸易关系密切，从中受益很大。于是，我国政府认为香港回归之后与GATT的关系肯定要保留。然而，回归之后，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GATT中是什么身份?以后的澳门、台湾也都要涉及这个问题。可能在GATT中能看到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北的牌子却没有中国的牌子。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处在GATT之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令人尴尬的现实。从此后，国家领导人和外交部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并提出必须解决中国与GATT的关系。
1986年7月10日，中国驻日内瓦大使钱嘉东和刘显铭向GATT递交了要求恢复中国GATT创始缔约方地位的申请。从现在看来，正是从这一天起，中国踏上了十五年复关入世的谈判之路。
今年70岁的沈觉人，是中国复关的第一任谈判代表团团长。据他回忆，尽管当时我国对GATT有一些了解，但自从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一直拖到1980年才与GATT接触，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由国家统一安排，与提倡自由贸易的GATT可谓水火不容，再说当时GATT也是被美国操纵的，这样，我们就和GATT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在国际组织中“驱台”成为当时一项政治任务。根据联大决议，台湾退出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中国就自然成为这两个机构的成员。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已是大势所趋，这促使中国内部开始重新认识GATT。GATT是规范当时世界贸易的一个组织。此时，GATT的成员方的贸易总量占世界贸易总量的85％，而中国跟GATT员方的贸易量也占中国整个进出口贸易量的85％，这两个85％说明GATT是相当重要的。因此，不管中国是否参加，它的各种规则对我国都有直接或间接的约束力，所以，恢复中国在GATT的缔约国地位对我国是有利的。
从1987年开始，沈觉人连续3年去日内瓦开会，在日内瓦，中国代表团就中国的贸易制度去答复人家的时候，主要的困难就是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而GATT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国际的多边贸易组织。随着国内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沈觉人每次都有新东西带给人家，每次都有新的发展。他最有感触的是“我们改革的不断深入与谈判相辅相成”。应该说，改革是推动谈判进展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1989年：打破坚冰
长达15年的复关入世谈判进程中，20世纪90年代初是最为艰难的一段。
1991年，当时就职于香港华润集团总经理的佟志广临危受命，担任了外经贸部副部长、第二任中国复关谈判首席代表，于是，被搁置二年的谈判重新开始了。
回忆谈判历程，佟志广最难忘的是和美国的双边谈判：“也许是巧合，美国代表团成员的姓加起来，刚好可以串成一句话――‘莫斯科郊外遇到一头狼’。我们遇到的正是这么一个强硬的对手。”
1991年，正值前苏联刚刚解体。佟志广与美国一位谈判代表相遇，那人用挑衅的口气问：“现在苏联解体了，你们是高兴还是痛苦?”佟志广看了看他，非常镇定地说：“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苏联人民自己的选择，我们没有干涉他国内政的习惯，更无意充当世界警察。”听完这话，刚才还满脸得意的美国谈判代表“刷”地一下脸红了。当时的美国代表团团长是卡伦・希尔斯大使，她是当时世界政坛上与撒切尔夫人齐名的铁娘子，律师出身。谈判初期，她的态度相当强硬，佟志广想尽办法与她周旋。
“谈判本身就是有取有舍。我们的原则是在中央批准的范围内，尽量做到‘少给多取’。”佟志广充分发挥自己搞经济工作出身的优势，把谈判的宏观原则问题一一具体细化，用繁杂的经济问题来应对。这样就掌握了不少主动，许多问题都是在比中央批准的范围内还要小得多的情况下达成了协议。以市场准入为例，在与美国签署的最终协议中，我国付出的代价不及中央授权的1／3，谈判效果极佳。
1992年10月10日是中美谅解备忘录签订的最后期限。这一天，从早上8时30分开始，中美两国代表团就一直在进行最后的磋商，佟志广要求一定要把“美国承担国际义务，支持中国早日加入GATT”这一条款写入谅解备忘录，否则他“很难签字”。这样，双方一直僵持着，饿了吃个汉堡，渴了喝杯可乐。佟志广的高血糖不能喝可乐，但这时已经顾忌不了许多，整整一天，喝了几十杯可乐。
一直到晚上ll时30分，佟志广依然态度坚决。“其实我心里有底，当时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克林顿和布什第二天中午在电视上辩论，特别需要我们这张谈判成 功的牌。”
面对镇定自若的佟志广和分分秒秒临近的最后期限，铁娘子希尔斯大使妥协了。当时针指向零时，希尔斯终于将佟志广的话原封不动地写入《中美谅解备忘录》――“美国坚定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日加入GATT”。双方握手的一刻，在场的全体中国人热泪盈眶。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可以随时以此来要求美国扫除人世之路上的人为障碍并支持中国尽早复关。
此后不久，回过神来的希尔斯大呼“上了Mr．佟的当”。她对自己居然在备忘录中写下“坚定地支持……”这样的“共产党语言”深感“不可思议”。
在整个中国复关入世进程中，台湾也很积极。因为从经济和政治利益考虑，台湾当局也想在国际范围内通过多边的组织改善一下国际贸易环境。为此，台湾当局曾经多次公开表示：“只要能够加入，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台湾先加入世贸组织，就客观上造成了“一中一台”，将对我们产生极为不利的政治影响。
按照当时GATT的规定，中国大陆作为代表主权的中央政府可以推荐领土之内的，比如香港、澳门地区以单独关税区的身份参加GATT。
代表团成员仔细研究各项规则，紧紧抓住“经中央政府批准推荐”这一先决条件，提出了“先大陆后台湾”的战略，即“中国大陆先行加入世贸组织。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加入GATT，必须经过我中央政府批准推荐”。
但是，“经中央政府批准推荐”这一条虽有规则却从无先例，又给中国代表团提出了挑战。佟志广没有被困难吓倒，他和全体团员一起，对GATT的议事规则进行了深入和反复的研究。最后，他们发现有一个地方可以充分利用――理事会议事规则是协商一致，或者理事会主席发表声明，大家没有异议也算理事会的意见。
这是1992年的二三月，印度驻欧洲总部大使朱奇是当时理事会的主席。中方通过大量的工作，得到了朱奇的支持。随即，朱奇发表声明，正式确定了“先大陆后台湾”的原则。
1994年：花好并不月圆
1995年元旦，关贸总协定将由世界贸易组织(WTO)取而代之。因此，中国能否在1994年底前“复关”，不仅关系到中国能否成为WTO的创始人成员国，而且如果由“复关”转为“入世”，谈判将更加艰苦，代价将更为高昂。然而，GATT"个别主要缔约国仍提出令中国无法接受的过高要求，谈判一直拖到1994年11月。
第三任复关谈判首席代表是谷永江，谈判在这个时期是非常艰巨的，因为缔约方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提出了很多非常苛刻的要求。有些国家并不希望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因此阻挠中国复关。有些国家想利用中国申请复关、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机会，从中国得到更多的优惠待遇，提出了更多开放市场的要求。此外，谷永江说：“当时，美国并没有恢复中国在GATT缔约方地位这样一个政治意愿，这才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谈成的关键。”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可以说，中国无论做多大的让步，他们都不会同意跟我国来谈议定书，或谈什么具体条件。
12月中旬，时任中国对外经贸部部长的吴仪终于发火了，在一次约见某国商务部法律总顾问时严正地对该国发出警告：“中国希望复关，但从不屈服外来压力和威胁，更不害怕报复。你们提出报复清单之时，就是中国提出反报复清单之日。”最终，由于个别缔约国的苛刻要求，中国的“复关”还是变成了“人世”，后面的路更加艰难了。
当然，在中国国内，当时也有很多不同意见。由于当时我国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中刚走出来，整个经济体系离市场经济体系还差很远。我国有很多传统的部门，如工业、商业、金融等部门，还难以接受GATT的规定。在进一步开放市场问题上，中国有很多的顾虑。但是，复关谈判是中央做出的一项很重大的决策，因为，中国要改革开放，要建立市场经济，必须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必须把我国的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之中，这是一个非常远大的战略决策。
市场经济：四个字谈了6年
中国第四任WTO谈判首席代表、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介绍说，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在当时是不承认搞市场经济的。于是，一个新的名词出现了――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然而，国际上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商品经济体制”。
来自世贸组织的材料显示，当时各成员国追问最厉害的就是中国的企业是怎样运作的?当时中国谈判代表团就对他们讲，中国的企业，厂长是核心，书记是中心，两心换一心。外国人就问，你这个两心怎么变成一心?他们认为书记是上面派的，可能代表我们所讲的计划调节，那么这个厂长是想赚钱的，可能是代表我们所讲的市场调节。厂长和书记在工厂的运作当中，在整个工厂重大的生产决策中，谁起最大的作用，是怎么起作用的?中国谈判代表团在当时也确实讲不清楚，因此请了国内很多专家、学者到日内瓦，试图讲清楚中国的经济体制，但讲来讲去，越讲越糊涂，最后人家说你不要讲了，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们搞不搞市场经济?
绕来绕去，一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年9月，十四大正式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年10月，在日内瓦的第12次中国工作组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佟志广非常自豪地对全场的代表讲：“我们中国也是搞市场经济的，不过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这在当时的日内瓦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中国第一次痛痛快快地承认是搞市场经济的。为了“市场经济”这四个字，中国谈判了6年。
在1993年初以后，谈判进入到第二阶段，就是开放市场的谈判，这个谈判又谈了6年。谈判的焦点是，一方面中国是愿意开放市场的，因为当时中国执行的确实是对外开放的政策，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国力，以及中国自己的发展阶段，来决定其开放的速度，而且中国的开放必须要有条件，不可能无条件地接受开放市场。所以，这6年谈判的核心，就是围绕着开放市场的范围、速度和条件进行的，这也是中国多年来和美国、欧盟谈判的焦点。
在整个谈判中，与美国的谈判最为艰难。可以说在开放市场的问题上，美国是代表世界贸易组织的100多个成员跟我国进行谈判。美国一贯认为，只要跟他们谈成了，其他会员国都会接受。美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作用，在中国和美国达成协议后，欧盟马上对我国谈判代表说，我们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你们不能按美国的菜单原封不动地让我们吃美国的剩饭。不过，由于美国是最大的经济体，所以，1999年l月15日中美达成协议，仍然标志着中国入世谈判第二阶段的基本结束。
虽然，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签署了双边贸易协议，但根据相关规定，美国必须通过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地位(PNTR)才能使有关协议正常执行。为此，2000年5月，太平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进行着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5月24日，美国众议院就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地位进行表决。由于支持方与反对方旗鼓相当，美国政府、商界人士以及各方面都鼓足劲作最后的冲刺。一场“激战”下来，结果，美国众议院以237票对197票通过了同意授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地位法案。9月19日，参议院以83票对15票表达了同意立场，法案送克林顿总统签字后，中国得到了渴望已久的正常贸易地位。
尾声：“不只中国人熬白了头。”
张汉林，这位今年只有37岁的世贸专家作为中国入世谈判的法律顾问之一，间接参与了中国复关入世10多年的谈判历程。提起这些年的谈判，张汉林说：“不只中国人熬白了头。”美国也换了5位首席谈判代表，欧盟换了4个。很有意思的是，1987年就开始担任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主席的瑞士人杰拉德因为中国迟迟没有加入世贸组织，居然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15年，新华社发布的那条消息“中国工作组使命完成”，其实意味着这位老人终于可以退休了。而在10多年漫长的谈判中，中国代表团共有4人担任团长，从我国资深的外贸专家沈觉人到后来加入的佟志广、谷永江、龙永图都担任过谈判主将，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世纪谈判”。
2001年9月17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工作组第18次正式会议在日内瓦通过了中国入世协定书及附件和中国工作组报告书，这标志着中国工作组正式完成了历史使命，谈判至此全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