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郭沫若的诗歌里,不仅有创新、革命、激情,还有生命、自然、人与宇宙的关系等等,特别是诗人在诗歌中所体现出的对自然界的崇拜,以及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和关照,值得后世研究和效法,本文通过对郭沫若诗歌中的生命和死亡的分析,来展现郭沫若对生命、死亡以及自然的思考。
关键词: 郭沫若 诗歌 生命 死亡
一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初期浪漫派诗人诗歌中的死亡意识,受过斯宾诺莎泛神论的影响。他们对斯宾诺莎的泛神论进行了改造,使“我”拥有神的无穷力量,正因如此,他们感到自己是强者,对世界、未来充满信心,这使他们的诗充满了乐观的情调。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初期浪漫派重要诗人的郭沫若说过:“诗人底宇宙观以Patheism(泛神论)为最适宜。”“泛神论便是无神论。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人到无我的时候,与神合体,超绝时空,而等齐生死。”既然我即是神,一切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人到无我的时候,与大自然化为一体,死亡也就不存在了。这种瞬间永恒的精神,与庄子的“把有限相对的感性世界与无限绝对的净土(印度)、理念世界(西方)合而为一,从而以使一切都归于混沌的‘天人合一’来解脱生命的痛苦和死亡,使人在有限相对的感性现实中就达到了生命的无限绝对的永恒。”这两种思想有很多类似之处。此外,初期浪漫派诗人对生死问题的思考,还受尼采、叔本华、庄子、儒家思想、英法德浪漫主义诗歌等影响。本文集中考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初期浪漫派重要诗人的郭沫若诗歌中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
二
少年的时期的郭沫若就由于多重的失望而开始思考生死问题了,他的《澡堂狂吟》表现了厌世思想。1914年初,郭沫若满怀身心创伤来到日本,但饱尝了由孤独、婚姻的失意及受歧视而带来的悲哀和凄凉,死之精灵又飘进他的心灵深处。人生本来应享有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博爱、欢乐、幸福。而如今的世界却是“屠场”、“囚牢”、“坟墓”、“地狱”。
对郭沫若来说,死已不再是悲剧,而是解除一切烦恼、痛苦与不幸的灵丹妙药。叔本华曾说,死亡是对无法生存的现实的一种背叛和反抗。联系郭沫若死亡意识产生的过程,我们会发现,在郭沫若死亡意识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对生的执著和依恋。正因为如此,才使此时的郭沫若没有完全走向颓废消极甚至自杀的道路。
“悦死恶生”作为对生命的反动,乃是庄子的发明。庄子认为“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庄子的观点对少年郭沫若的死亡意识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郭沫若又写道:“偷生实在苦,决死复何难。”(《郭沫若旧体诗词集》)可见,少年郭沫若也并不是真的要拥抱死神,从这里又可以看出他的死亡意识又有别于庄子。少年郭沫若“悦死恶生”的死亡意识,其实正是个体生命忧患意识的觉醒。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死亡观,是以宗法伦理秩序和群体价值为视点,更兼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道义殉身精神。这种超越个体生命进入崇高道德范畴的生死观和生命价值取向,淹没了个体生命死亡的忧患意识。因此,郭沫若这种忧患个体生命的死亡观无疑是对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死亡意识的反动。把生命的价值取向由群体转向了个体,由儒家的外在事功的追求转向了内在心性的自足。
五四运动爆发后,郭沫若从黑暗如磐的中国看到了新生的希望,在致宗白华的信中,他说:“我如今却除了法门,我要朝生处走了。”
五四时期郭沫若诗歌中的死亡意识,首先表现在他认为死是生的创造前提。巴霍芬在《原宗教与古代的象征》中指出:“死是生的前提,只有在此关系中,即在不断的毁灭中,创造之力才会生机勃勃。从而,生成与消亡是相互关联着的。”只有在生与死的永恒交替中,才有不断超升的生与死的永恒之流。郭沫若在《女冲之再生》中,借众女神意象传达了这种哲理内涵。面对被那些“武夫蛮伯”糟蹋得稀烂的宇宙天体,众女神毅然让旧的宇宙烂去,而要“创造一个新鲜的太阳”。
在郭沫若的《凤凰涅槃》中,面对有如地狱般的宇宙,凤凰不顾群鸟的嘲笑,毅然点燃熊熊大火,慷慨赴火,希望在死灰中获得永生。当凤凰高唱“更生歌”之际,“一切的一,更生了”。腐败、黑暗、充满残杀的宇宙变得“自由”、“新鲜”、“欢乐”。在郭沫若看来,死不过是未意识到的沉没。死对人来说,有如音乐一般,它是一种甜柔的渴求。死并不是最后的外在的终结,而是当下瞬时存在的一部分。同时死的胁迫把生命从真的麻木的沉沦中唤醒,促使它投入最后的超升。在死的时刻,生之大门才敞开它生命的全部现实性。所以郭沫若要高擎“破坏”之大旗,渴盼“毁灭”,崇拜“力”,要“不断地毁灭,不断地创造。”
对生与死的创造关系,尼采曾作过极端的推演,他说:“我告诉你们完成使命之死,这种死激励着活的人,这种死将成为活着的人的誓言。完成使命的人欣欣然,在满怀希望和立下誓言的人的簇拥下,去了结自己的死。”郭沫若十分赞赏这种高度自觉的死亡意识,在《棠棣之花》中,他借聂嫈之口唱出死亡圣歌:“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这种将个人生死观自觉地纳入民族生死存亡之中的死亡观已经达到了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
求生避死是个体生命的本能欲望,面对死亡,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常有变节偷生的事发生。郭沫若认为,个体生命的贪生怕死心理会导致卖友求生,对革命事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故郭沫若在歌颂死是生的创造前提之际,也没有忘记歌颂那些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英雄。在抒情诗《胜利的死》中,郭沫若歌颂了司克司威尼绝食而牺牲的以身殉义的壮举。
在郭沫若这个时期的诗歌中,还出现了歌颂“美丽死亡”的名篇。他的《蜜桑索罗普之夜歌》中,借神话中的人鱼泣泪成珠的典故,彻底批判和否定了传统文化中那种苟且偷生的人生哲学,赞美在缥缈的银辉中坠落了的星辰,赞美那种有价值的牺牲。
三
早期郭沫若诗歌中对生死问题的思考,反映了一个知识分子在风雨飘摇岁月中的心路历程。郭沫若对生命哲学做出了乐观主义式的接受,这正是郭沫若基于他所认同的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所做出的选择。而另一方面,他对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所做出的概括又有着生命哲学渗透的鲜明烙印。由此可见,在郭沫若诗学思想的核心——“生命底文学”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解之间有着内在的关系,可以说他的“生命底文学”有着中国文化的鲜明烙印。郭沫若并不纠缠于闻一多意义上的中国新诗的文化身份问题,但他的“生命底文学”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状态中不但没有失去中国的血脉,反而是一种突破中的再次确认。《女神》提醒我们,中国新诗的文化选择和文化身份是极为复杂的,面对这种复杂的状况,应该多一份迂回进入的勇气,而少些简单的中西文化的标签意识。在反思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路向时,这份勇气更应是我们的一份精神资源!
参考文献:
[1]高旭东.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2]阎焕东.凤凰、女神及其他——郭沫若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3]王锦厚等.郭沫若纵横论.成都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