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学界对苏轼“反常合道”诗学理论的关注较少，该理论是对司空图“味外之旨”诗论的拓展和进一步阐释，将古代“味”学理论向纵深处追寻。本文试从审美心理学、创作论的角度浅谈该理论的生成、意义和影响。
关键词：苏轼 “反常合道” 审美心理学 创作论
苏轼在评论柳宗元诗时，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诗学观念——“反常合道”。他说：“柳子厚诗：‘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之，此诗有奇趣。然其尾两句，虽不必可。”即，苏轼论诗推崇“反常合道”的诗趣，认为这是好诗的标准。那么，何为“反常合道”？首先，“反常”，是指诗歌审美物象选择时的超乎常规、一反寻常的组合与整合；“合道”则是指，这种不符合读者审美预期的意象形成诗篇之后，带给人们的审美体验是在人们的经验与思考中可以完成的。按照古代理论“留白”的意蕴，其实也就是这些“不寻常”让读者开始思考，并调动经验来体味空白之外的旨趣。这和司空图的“味外之旨”有着相近的意思。但，又是对司空图理论的进一步展开式的阐释，是对“味外之旨”如何生成的探究。
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每个创作者都会根据个人的创造能力对散落在身边的“物象”拾遗甄选，并按照个人独特的创造力将其整合。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指出，这种整合的创造力才是一个人的存在的实现。这就是创作者既可以不损伤“物象”的原生状态，又经过个人的功力去“反常”整合，形成审美欣赏的冲击力，但这股力又是在接受经验之内的，“合道”的。由此可以看出，苏轼的“反常合道”是对诗学创作观念通向“味外之旨”的一条可行性途径。比如我们熟悉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夕阳”、“黄昏”这些是看似归属一个期待境遇里的物象，但，这美的提出，让接受者在参与欣赏其美的同时抽调个人的关于夕阳之美的经验，而就在此时，反常的将其纳入它即将落山，美将瞬间消失的遗憾中去。让接受者的经验历程产生巨大震荡，但，这也与接受者产生心灵共鸣，经验相似。因此，它是合乎生活之道的，并惊醒接受者沉闷的思维惯性，提示他们去经验人生的另一重真谛。
但这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合道”是怎样做到的呢？这一切还要归结于创作者的有机心理结构，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称为的“创作的有机天性”。有了它的独创与有机性，才产生了不同的作品风格、格调。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论述“自由的劳动”时从哲学上进行了论证，他说：“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1]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创作者在驾驭自己的“反常”整合时，之所以可以“合道”，是因为有自己的内在调节机制。这样，就可以将主体的“内在尺度”和表现对象的“内在尺度”很好的结合起来，从而产生符合美的规律的艺术形象。
最后，我们再从西方诗学的古老命题“悖论”来相似论述苏轼的诗学观念。所谓“悖论”，最初并没有进入诗学领域。是古典修辞的一格，表面上荒谬而实际上真实的论述。经由美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克林思·布鲁克斯在1947年所写的《悖论语言》一文中说：“科学家的真理要求其语言消除悖论的一切痕迹；很明显，诗人要表达的真理只能用悖论语言。”[2]其实，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创作者的体察和描摹将互相矛盾的物象进行有效地整合，让文字这一着迹之物使这些实在的物象临空翻飞。我们回到柳宗元《渔翁》这首诗中，经过理论分析之后，我们便可理解苏轼评论的意义。“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本是清晨的雾气弥散开来，却依旧未寻到一切为活物的生命气息，万籁俱寂，此时“欸乃一声”“ 山水绿”两个状态似乎不相干，一声船桨的声音人们的审美期待是人的踪迹，可创作者却说“山水绿”，是的，有了渔翁划桨出船，一切变得有了生机，就连山水此刻看来也被涂抹了颜色，而不是模糊的雾色。全诗没有提到“渔翁”，却活在接受者的眼前。这就归功于创作者的“反常”整合，让这些看似简单又无关联的物象整合在一幅山水画卷中，仿佛一滴活泉，将纸上的旧墨又晕染开来。故事干干开始，却又结束，但似乎又没有完结。还有溢于文字之外的思绪在接受者心中飘荡。伴随桨橹声声而远去。这就是得到的“味外之旨”。又如杜甫在《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一诗中的句子：“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乱”“悬”的反常组合，是诗人全身投入参与创作的结果，这也带给接受者以自身经验的调拨。乱，是风吹摇晃的结果，但更多的是诗人心绪的复杂和愁绪的翻滚；悬，小雨下落又有风的参杂而独有的效果，这也产生了时间的延长性和情绪积淀浓稠的酝酿过程。
苏轼“反常合道”的诗学观念更多的是被淹没在皎然、司空图的“味”来论诗的逆光之下。可该理论是是对“味外之旨”实现途径的一条指向标，给出创作者如何去实现作品产生“余味”的范式。这对于我国古代文论的纵深探究是有巨大的开掘意义的。笔者认为苏轼“反常合道”的诗学观念应当被进一不得审视，不光是从审美心理学和创作论的角度，还应有更多的研究路径来研讨这一理论的意义和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