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0年11月21日，阴沉的早上让人想到将要到来的冬天。起床前，我想，要是今天真去胶州路，应该穿黑的吧。 一个多月前，我家老人以九十七岁的高龄去世，我那套黑色衣裳是去她的葬礼穿过的，尔后就挂在玄关衣橱的深处。每次出门换衣服，都掠过它，都不想碰到它。今天是胶州路火灾那五十八位遇难者离世后的第一个七天，要是去那里，应该穿黑。
这个早晨，我并不十分清楚自己为什么想去那里，但这个念头却总在我心中徊徨不去。
九月我家有老人刚刚过世，我的姑妈。这是我今生头一次永别亲人，那亲人，是从出生后被我父母抱回家的那一天开始，到结婚离开家的前一夜，同睡一张大床的姑妈。直到这时我才刚刚体会到，痛失亲人的人，需要很多安慰。一个人成年后，有些事，唯有经历来当老师。
那些感觉恍惚的日子里，有时我会想起我那些已遭遇过亲人离世打击的朋友们。那时我还没体会，我不懂事，从未认真安慰过他们。但我们这些亲人，大多是寿终正寝，从未像大楼里的人那般死得凄厉。我丈夫九十七岁的外婆说，那些死在火里的，会在大楼里彻夜哀哭，“痛煞啦，我痛煞啦。”
听说大火是在一个秋阳灿烂的下午烧起来的，所以死的不少都是刚刚睡醒午觉的老人。老人们跑不动，也没有高楼消防的经验，又容易放弃自己，听说他们中有些人关上门就躺在家中的地板上，等死。也有年迈的女婿，搬不动瘫痪的岳母，便握住老人的手说我断然不能放下你自己逃生，那我就陪你一起死吧。
听说正在上班的子女们从网上得到父母家失火的消息，个个都飞奔回家，可全都被拦在火警线外面，谁也救不了，只能看着父母家的窗子里亮得耀眼，那就是火光。
那些成年的子女，如我一样，一定也是夜夜无法安眠了吧。在暗夜里突然惊醒，最初总是不知身在何处，继而断断不能相信，这世界上从此再也找不到那个人了。接下来便诧异，一个再具体不过的人，你手上还留着她双手的温度，你鼻尖还能闻到她皮肤散发的气味，可她居然已躲进一张柯达相纸里去了。我为那些子女们的处境胆战心惊，在他们的生活中，短短四个小时就失去父母双亲，甚至连父母的家一起灰飞烟灭。他们连一张照片都找不到。他们怎么办？
也许因此我想要去胶州路一次。我想去做点我力所能及的，就好像是为自己做。
胶州路口的那房子，曾是上海市中心再平凡不过的二十八层高楼。几年前我常去，因为我的孩子初中时，在那里补习过一年的物理。
那楼有着90年代的空间，那是寸土必争地节约利用，毫无后来市中心楼房的体面，和对采光的追求。那三栋大楼形成的历史，也像许多90年代高楼诞生的过程一样，用新的粗暴的拆除覆盖了旧的。这三栋楼覆盖了原先的三栋建筑：一座1937年创办的工部局小学――陈鹤琴创办的新式小学；一座1933年由耶稣会传教士创办的教会中学――圣公萨嘎公学，以及一座历史悠久的耶稣会教堂――圣公萨嘎堂，纪念意大利圣人公萨嘎。马相伯、丰子恺和龚品梅都先后在那里做过校长。而教育家陈鹤琴更是我丈夫父母的老师。这三栋大楼的外墙，都贴着90年代流行过一阵的淡褐色瓷砖，这种式样现在已经过了时，刻薄的人，说那样的瓷砖贴面让人想起公共厕所。在上海市区，这种高楼真是数也数不清。
这个小区虽然是90年代的高楼，但仍保持在租界时代形成的上海弄堂传统。每天傍晚，门房都要巡一次更。从前的门房一路走一边摇铃，一边高声吟诵。现在的门房，一路走一路按电喇叭。巡更喊的，多少年来大同小异，总是要家家户户“关好门窗，关好煤气，火烛当心”。
火灾后，大家才惊觉，这样的高楼大多没有火警系统，本来已经非常狭小的消防通道也大多被占用了。起火时，大火从十楼的外墙烧起，裹挟着巨大的、浓黑的、怪物般急剧膨胀的毒烟，直至将紧闭的铁窗烧弯，熔化玻璃，大火扑向室内，蔓延到整栋大楼，直从下午烧到夜晚。入夜后，明火灭了，可整栋大楼仍成夜缓缓散发出怪异的白烟，气味难闻。
从前，我总在中午去接我孩子。那栋楼里，家家户户的门里面，都飘散出周日隆重的午餐气味，刚熟透的米饭冒出清而暖的白气，还有电视的嘈杂，小孩子练琴断续的音乐声。电梯间在塔式大楼的中间，即使是阳光灿烂的中午，电梯间的灯也是亮着的。电梯间里热热闹闹的，总是挤满补课结束的学生们，就好像某个中学的教学楼一样。
从前的中午，钟点工们匆匆提着买来的东西进门去。那是1998年建造的房子，十多年下来，大楼里的老人很多，如许多上海老人的家庭那样，请钟点工来帮忙照料家务。那些从四川、安徽或者浙江来的妇女们，她们说外地口音很重的上海话，有人总也掌握不好在菜里放糖调味时的轻重，通常她们烧红烧的，比清炒的要更在行。我也是在看到火灾伤亡统计的名单时，看到一户人家报失踪，报了母亲的名字，下面还有“保姆”二字，想必子女只知道那时正有一位保姆也在家，却没记住她的姓名。
我这才吃惊地想起，自己也没记住家里钟点工的名字。那些靠一双手帮工吃饭的钟点工们，乡下的家里人未必一一了解她们的工作地点和工作时间。如果她们与主人家一起被烧死在公寓里，谁来说出她们的名字，谁来比对她们的DNA呢？如今我父母的起居，也靠浙江保姆照料着；我的孩子，从前也是安徽保姆帮忙带大。
这些天里，我总是在听到失火大楼的传闻时，突然感受到从前中午时分缭绕在楼道里的，新鲜米饭的清香。在看到一段私人拍摄的录像里，巨大的黑色烟雾轰然吞没整栋大楼的时候，我突然闻到的，也是某年某月，某个星期天中午，从某个格兰仕电饭煲或者三洋电饭煲的出气阀里喷射出的新鲜大米饭热烘烘的清香。在上海生活中，这种米香，能算是寻常而安稳的生活象征。这理所应当，最基本的安全感，犹如“大地是结实的”那样天经地义，竟然突然消失了。
我的孩子已上了大学。21日上午，我与她Skype，她说，“我知道很多在那里补过课的小孩，‘头七’那天都要回去献花。你要代我送花去。”
我从不喜欢去聚众之地，也从小告诉我的孩子，不要轧闹猛。这个词，在我们家是贬义。可我的孩子说，今天，即使是人山人海，你也要去献花。
我问她如何知道那些孩子都会去，她说，是从网上。
有些年轻人凑钱买了成千上万朵白菊，自己开车运到胶州路上，在通往失火大楼的路口，向行人派发。有人制作了交通图，发到网上，方便大家找到。还有人前去大楼门房间询问，要不要志愿服务，他们可以拿出时间来做志愿者。
我孩子说，这让她想到“九一一”后的纽约，燃烧后焦臭未散的城市，人们却突然变得可靠，人心突然变得单纯。世风突然改变，如同乌托邦故事。我的孩子说，但愿这次上海人能做得好。不过这个“但愿”，也要大家合力。所以，“妈妈，你也是一分子，要尽力。”
这大约就是年轻心灵的勇敢，愿意为改变什么而付出。我知道自己年轻时也是这样的。因为经历了失望，所以只愿独善其身。孩子有时让人感觉很老，有时又会让人感觉很年轻，热血涌动。于是，我们商量如何去送花。我们都喜欢白色菊花，因为它纯洁清苦。我们要送两束，一束给大楼里的同城亡灵，另一束给那些同样死在大楼里的外地保姆和民工。我们虽不认识他们，但我们是他们的同城人，也有同城人的责任。
在中午时分，我知道自己一定会去胶州路，我不愿意让我的孩子失望，也不能。当这些被人称为“小皇帝”，或者是“自私一代”的孩子，当他们对你谈到责任，谈到同城人的义务，一个长辈，不和他们站在一起，又能做什么？
21日下午两点，出发去胶州路。路过富民路口时当然堵车，这是个永远都拥堵的街口。26路公交车喘着粗气，扭歪着长长的车厢，匍匐在路中央。出租车在公交车庞大的车厢四周左奔右突，粗鲁地嘀着喇叭。颤颤巍巍堆着各种超载货物的黄鱼车，走钢丝般地擦过瘫痪在混乱中的宝马车和奔驰车，行人们则如鲨鱼嘴边成群游过的小鱼虾那样无声地经过马路。在一片混乱的街口，窄小人行道的一家小花店门前，有个穿黑色风衣的瘦高男人站着，手握一大束用玻璃纸围着的白菊花。他就像一块在水流中的石头那样醒目。
这是个典型的上海年轻男子，肩膀狭窄，身体单薄，穿着周正。他小时候大概就是大家所说的绿豆芽体型的少年吧。他脸上那副精致的眼镜，衬托出他的斯文与精明，很像某家银行的理财经理，或者某家公司的市场部经理。他的神情却是封闭的，甚至是害羞而机警的。他是为自己在今天捧着一束白菊花而不自在吧。
我不想让别人一望便知我是去胶州路，决定到附近再买花。看到那个年轻男人，我才想到，要是我手里举着花，大概脸上也是这个样子。
是的，为表达自己心中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感而害羞和紧张。
出生在上海王家码头的圣工会传教士颜永京，是我最钦佩的本地历史人物，如今，他几乎被湮没在近代史中了。他是如今能查到的史料中最早一个抗议制止华人进入外滩公园园规的人。当时他正在同仁医院教授心理学，在史料里却成了医院的年轻医生。那还是19世纪后期，中国还处于封建帝国的末年，上海处在租界的第一次发展高峰期，从新技术到新思想，以及没有污水四溅的街道，处处代表崭新的未来。颜永京在公园门口不得入门，向公部局申诉被搪塞，于是，他将现代城市公民的公权利和私权利的论述，从英文翻译至中文，特意发表在上海的华文报纸上。这是上海人第一次接受公民教育。
此后，上海人，从清末的道台到传教士，从小商人到世袭的买办，包括住在亭子间的文人和住在滚地龙里的青年工人，走南闯北的革命者，或者寄宿在教会学校，会客都有嬷嬷跟随的女学生，这些人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为华人在租界公共场所的纳税人权利，奔走呼号六十年，直至公园成功开放。在公园即将开放时，有人特地在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自发地向对此抵触的侨民社会承诺，中国人既能要求公民权利，也一定会遵守公民义务。这时，颜永京已经去世快四十年了。他当年翻译过来的“公权利”，被再次翻译回英文，出现在上海的英文报纸上。
这是中国第一个接受过公民教育的城市，这城里的人，因此有城市公民的传统。这是一个由19世纪的通商口岸发展起来的中国城市，世界上并没有多少个城市的市民，像上海人那样，两百年来经历过如此剧烈的世事变迁，和从未休止过的艳羡与诟病，他们小心翼翼，却从未束手无策。这个城市鱼龙混杂，但各司其职和明哲保身，一直是大多数上海市民基本的处世之道。适当的距离感但是也能互助，适度的冷漠但是善意，是从邻里关系到同事关系皆可通用的基本模式。
八十年后，在街上手持菊花，仍令人不自在。
离胶州路余姚路交界处越近，手持菊花的行人也就越多，三三两两的花贩把守在每个通往胶州路的街口上，他们脚踏车上载着的，清一色都是菊花。靠近大楼的各个街口，四面八方都封了路，公交车也早就改了道，马路突然就显得格外辽阔空旷。这时，有辆黑色的越野车缓缓开过街道，从它的天窗里，端端正正伸出一束黄色的菊花。
交通管制，警察们正在引导人群从延平路进入。延平路上已挤满了人。人们表情平静，少人喧哗。小孩子纷纷被男人们扛在肩膀上，他们肥短的双臂护着一束菊花，安静地东张西望。远远望去，他们鲜艳的衣服，好像漂浮在水面上的救生圈。年轻人穿得素淡，大多一手握着花，一手举起各种小巧的照相机或者新款的iPhone4照相。也有人低眉敛目，只默默跟着人群前移。那些年轻人，平时总是宣称，自己只是努力吃喝玩乐，其实他们不是这样的。
我原以为，来这里的应该大多数是年轻人，但实际上，缓缓移动的人流中，男女老少，什么年龄的人都有。我也曾猜想过，应该来的都是上海市民，但实际上有不少外地口音的男女老少。这不是什么特殊人群，这就是上海大街上，或者菜市场中，或者地铁站里，处处可见的普通市民。中年人伴着孩子，或者搀扶年迈的父母，双臂左右开弓，挂着长柄雨伞，挽着父母沉重的呢子外套，吊着鼓鼓囊囊的包包，以及阖家午餐后，从饭店带出来的打包盒……中年人拖泥带水，但臂弯里必拢有一抱菊花。
长长的、等待献花和致哀的队伍，让我想起世博会场馆外的队伍。那时，上海是何等骄傲和快乐地作为东道主，将整个世界展示在众人面前啊。安静地排队，这是世博会用了半年时间培养了我们的教养，做城市的主人，这也是世博会给市民们的自信。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在胶州路上得到检验。
再往前走，就能看见白色围栏拦住了三分之一的路面，前面的人群纳入围栏，在围栏里向前移动。在前面，胶州路余姚路交界处，焦黑的大楼下，已被烤焦了的梧桐树旁，菊花铺天盖地。
人群外有个中年男人正在卖花。我招呼他过来，向他买两束花。他说：“十块一束。”
我吃了一吓，忍不住责备他：“你怎么好挣这种钱。”
也许我的声音太尖，他的整张脸都变紫了，立刻说：“好啦好啦，那么五块钱一束。”
我一边付钱，一边忍不住再唠叨：“这里不可以挣钱的。”
他抓过那张青色的纸币，团在手心里，一闪，就不见了。
我吓着他了。他脸红，害怕，闪人，这也是一个无证花贩子的良知吧。
致哀的队伍太长，有人插队。和世博园里发生的情形相似，人们习惯从围栏尽头插进来，似乎围栏是秩序，而围栏后的队伍就可以无视。我去提醒那些插队的人往后看一眼，看一看我们这些从延平路尽头排队过来的人，我们排了四十分钟才见到围栏。“难道做这件事也要插队的吗？”我生气地看着插队者手里的菊花，控制着我自己的手。在二十岁的“小白菜”们那里，我学到过志愿者的规矩，当你劝阻时，不得碰触对方的身体。但大多数人唯唯诺诺，却不肯退出去。
这时，在我身边一直沉默的年轻男子，轻轻向他们的背影说了一句：“如果连排四十分钟队的诚意都没有，其实就不必去献花了。”
在延平路的一个电线杆下，我看见几个年轻女子站在一张复印的“上海不哭”海报下派发菊花，每人三枝。她们应该就是网上流传的派花白领们吧。我看见有记者握着带长镜头照相机，正试图与她们攀谈，但她们脸上都淡淡的，边敷衍边后退。那个表情，让我想起富民路口的年轻男子。
人们自发而来。有人说那天来了十万人，有人说来过二十万。有人说在市区交通监控的大屏幕上，他看到人流从四面八方的街口向胶州路聚集，令人震惊和感动。后来，我渐渐知道，我的许多朋友，那天都从家里出发去延平路，排队，献花，鞠躬，然后从胶州路离场通道离开，回家。说到这么做的原因，有人是因为小时候曾在附近住过；有人是因为太太的第一份工作的办公室，曾在这附近；有人是因为同事家在这栋大楼里，出事后，同事在办公室里只说了一句话：“现在我的全部家当，就是身上穿着的这套衣服了。”有人和我一样，家中刚刚也有老人过世，对失去亲人的痛楚感同身受；有人和我孩子一样，曾在这里补习过功课；这些都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微小而真切的动力，毫无他想。
因此，来送一束花，鞠三个躬，在警察引导下离开，这就可以了。交响乐团的乐手们来演奏《圣母颂》，肃立，静听。一曲毕，与乐手们一起默哀，然后离开，这也是可以的。遇难者家属来到路口，他们先是吃惊，后来向人群鞠躬致谢。彼此泪眼婆娑，但仍都保持着静默，就是这样。
接近大楼了。人群庄重起来，没有人大放悲声，没有人东张西望，没有人抢道。静默的队伍在细雨中黑压压地向前移动。空气中飘散着成分复杂的焦臭，和被雨雾激发出来的新鲜菊花的清苦气味。我真不认识这个如今铺满鲜花的街口了。
隆重的大花圈，是上午市领导们特地来送的；嵌有照片和写着一些字的花圈和花束，大多数是遇难者的朋友和亲人送的；没留下任何特殊记号的菊花束，那是普通的市民送的，整整齐齐挤在一起，盖没焦土。我的菊花像两滴落入大海的水滴那样，汇入其中。
菊花沉甸甸地落到地面上。这花是为了悼亡，为了表达同情，也是不能原谅的符号。扪心而问，我不能原谅胶州路居民楼大火的发生，也许永远不能。
入夜，鲜花还在源源不绝而来。我的朋友专门去为花朵照相，她说，深夜的街道上充满菊花苦涩的清香，路灯照耀的白色或者黄色的花朵，束束都被环卫工人竖着靠起来，那样可以腾出地方来，放下更多的花。她说，那里非常安详，甚至可以形容为永恒。
我听说，鲜花在那里驻留了一整夜，又一整天。第二天夜里，环卫工人换上干净的制服，在清理鲜花前，列队向胶州大楼鞠躬致哀。然后，他们将鲜花小心翼翼全都搬到几辆大巴士上，送到火葬场焚化。这天他们没有用垃圾车清运。
是的，这是不同寻常的菊花，谁的心里都很明白它们的分量。
我想有一天，那个路口上会竖立起一尊钢铁做的菊花，作为永恒的纪念。
二
2010年11月15日的胶州路大火甫定，王菲来世博文化中心开演唱会了。11月28日，是她在上海的最后一场演唱会。我喜欢她，所以去了。
仍旧从七号地铁线耀华路站出站，入世博园。这个六号口，曾是世博会时期最繁忙的地铁出口。九月，七十九万日客流的那天，我正好去世博会。一出这个站口，就看见汹涌的人流。人流如深潭的涡漩般嘈嘈切切、淅淅沥沥地在耀华路上排起蛇阵，向六号门的方向逶迤而去。直升机在天上突突地盘旋，监察这个路口汹涌的人流。警察们不停地高声催促人们加紧离开通道，不要造成阻塞，防止聚众踩踏，“动起来，动起来。”警察们用的词，与摇滚歌星在台上煽动情绪用的词一样。不过，他们的声音已经嘶哑了。11月21日，我在胶州路街口的火灾临时祭坛前听到了极为相似的声音。“动起来，动起来。”也是嘶哑的声音，在细雨飘拂的街道上再次响了起来，警察们将一臂挡在胸前，另一臂笔直地伸向疏导人们移动的方向。
被火的热度生生烤死的梧桐树那些僵直卷曲的枝叶后面，胶州公寓通体乌黑，好像苏州河边老工厂区的一根使用多年后废弃的烟囱，它可真是浑身都烧脆了。窗上的玻璃大多数都烧爆了，露出室内灰色的天花板。
遥想在1843年，黄浦江边的烂泥滩上，前来殖民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圣公会消瘦的传教士、从印度获得英国海外公民护照的犹太人，以及从英国柴郡前往远东谋求冒险与财富的两兄弟，与雄心勃勃的英国文官，共同建立了一块潮湿多虫，但生机无限的租借地，那就是外滩。五十年后，外滩楼房林立，甚至还有了一座考究的建筑，作为远东各通商口岸城市中最豪华的会员制俱乐部，展现出了一张远东通商口岸港口混种的独特容貌。
一百多年过去了，上海回到中国人手里也已有五十年了。上海人在外滩对岸另一块沉睡多年的烂泥滩上，举办了世界博览会。将世博会的场地建在这里，原本只是从荷兰来的青年设计师们在一个理解上的小错误，他们搞错了位置。但这个错误对这个城市的历史地理来说，实在极为贴切，世博局竟将错就错，将它实现。
说起来，我所居住的城市真是丰富生动，它是这样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如大江东去般的浩荡前行。就在我所目睹的有限的事件中，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已常常比诗歌更有象征意义，比戏剧更戏剧化，比小说的结构呈现出更分明的起承转合。人们比牛虻更牛虻，比于连更于连，比嘉丽妹妹更嘉丽妹妹，比邦斯舅舅更邦斯舅舅。
我跟着这城里喜欢王菲情歌的人们，在深重暮色中，浩浩荡荡进入已经闭园的世博会园区，沿着世博轴，向世博文化中心而去。
“动起来，动起来。”幸好王菲从不这样煽动她的听众，也从不会在舞台上与听众热烈对话，也不会将她手中的话筒凌空伸向一团黑暗中的听众，要大家回答她提出的傻问题。听说她在演唱会上一向只说“谢谢”二字。这对我来说，完全够了。
我想起披头士当年在伦敦唱的《Let it Be》。似乎每个伟大的城市都会有难以接受的灾难，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似乎就得比小地方的人神经更粗。王菲会为我们唱《Let it Be》吗？
原先夜夜照耀在世博园中五颜六色的嘈杂灯光，现在都已关闭，台湾馆的墙上再也看不到在大LED板上缓缓升上的孔明灯。现在，只有银白色灯光远远烘托着巨大幽浮似的扁圆大房子，那就是世博文化中心。它四周五个月来一直车水马龙的道路，现在空无一人、一车，甚至一只小鸟。印度馆的铜皮屋顶在夜色中若隐若现，现在它突然变得像舞台上搭建的潦草布景。从印度馆望过去，原本欢腾的世博园现在无声无息匍匐在夜色中，我四周的人情不自禁地在夜色中分辨着那些正在拆除的屋顶，韩国馆、日本馆、卡塔尔馆，人们三三两两走到围栏前，在闪光灯闪烁下，与它们最后一次合影。
中国馆的南广场，盛夏时，我在那里的志愿者岗位上站过半个小时，那个岗位上的志愿者，在高峰时，每小时平均要回答游客的八十七个问题。我目睹过早晨这里如非洲草原动物迁徙般壮观的游客狂奔而入的情形。现在，那里显得很大，红色的展馆显得格外居高临下，因为散发着嗡嗡声快速移动的人流已不见了。
日本产业馆的副馆长，增田丰仁，在1970年大阪世博会时，就已经为世博会工作。他说，在大阪时，每天一开馆，日本各地的参观者，也像现在的上海观众一样，从闸口狂奔入内，生怕错过了最佳参观的时间。那时也正是日本经济的腾飞时期，国民对世界热情高涨，身心都几乎是猴急的，人们大量移民夏威夷，世界各地都是成群结队的日本游客，更有富人计划一举买下纽约的中央公园。
经历了经济腾飞的泡沫，虚荣，迷幻，自大或者自信，如今的日本产业馆已是一派文质彬彬。即使他们介绍一款酱油，也要十二分文雅隆重地附送一副做工精良的尖头筷子，代表着独特的东方文化。白发斑驳的增田，他隆起的宽大颧骨上浮现着淡淡感慨却也宁静的笑容，这样经历丰富的脸，在我看来，就好像是被亚洲经济发达的时光之河剧烈冲刷下，变得圆润和坚固的卵石。我原先总是希望在每个早上开闸时，向中国馆和沙特馆狂奔的观众们能更斯文和风趣，在感受到他对他们的羡慕、爱惜和理解，我也渐渐体会到，他们原来只是真实地表现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这样令人惆怅的世博园。想起我的一个朋友说过，最后一天，看到世博园的灯光一一熄灭，大概许多人会哭的。他是个精明的男人，三月关了自己的小公司，到世博会来做长期志愿者，一直就做到了闭园的那一天。
世博会的最后一夜我也在园区里，看着人群最终渐渐散去。将近午夜，成群结队的“小白菜”们还在园区里徜徉，那些穿着宽大浅绿色志愿者制服的年轻人，举着事先就做好的“求拥抱”、“求合影”的纸牌，一群群地走进阴影里，又鱼贯出现在灯光下，恋恋不舍。交通大学的学生们在大门口排成一排，唱着歌，对三三两两离园的游客集体挥手告别，他们就是那一批经历了最后几天超大客流的小白菜们。
他们灯影里的笑脸非常开朗和顽强，露出结实的门牙，摩拳擦掌，热力四射。我总是吃惊这些来做志愿服务的孩子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游客能欣赏他们的服务，也能对他们微笑，会对他们说声“谢谢”。
我发现自己非常想念那些不久前还无处不在的笑脸，志愿者的笑脸，还有他们统一的手势。他们五指并拢，笔直伸向引导的方向，同时微微欠身向前，他们全都遵守着“小白菜”统一的手势，那真是些服务社会时一丝不苟的孩子。和胶州路挂着蓝色名牌的志愿者交谈后，我才意识到，在世博会时我遇到的那些志愿者，原来他们的眼睛里有着很甘美和真挚的神情。他们总是直视着你，兴致勃勃地鼓励你，现在，当我在深重的暮色中怀念它的时候，才体会到那些孩子志愿服务世博会时，他们感到的纯正快乐。
现在，这些欢乐的志愿者都已经脱下制服了。他们像水渗入土地那样，消失在人群中。
去听王菲演唱会的人群正鱼贯走过幽暗的园子上方的天桥。
在世博大道上，能看见集中在路边的白色围栏在辽阔的夜色中泛着微微的白光。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也让我想起胶州路上执花者队伍向路口移动时发出的脚步声。胶州路和余姚路的路口永远闪烁着黄灯，街区封闭了。
我发现自己也非常想念那支沉默的队伍，想念弥漫着怪异焦臭气味和清涩菊花香气的街口。在那里，人们放下菊花后，也像水渗入土地般的，消失在人群中。
那天我没动衣袋里的照相机，只是将双手深深插进衣袋深处。那种沉默中与菊花香气混合在一起的温情是那样敏感，照相机的快门声太响了，也太粗暴了。我想起身边一个年轻女孩白净的脸，她有一对清澈的大眼睛，眼里注满泪水，令眼睛四周薄薄的，白皙的皮肤一片绯红，她的面容真是难忘。
我在高台上走进园区。每次走进园区，我都有身体正在缩小的奇怪感受，好像自己就是走进兔子洞里的爱丽丝，爬上了一座微缩的地球仪。
在非洲的毛里求斯馆，我看到一尊渡渡鸟的模型。在路易斯写作《爱丽丝漫游奇境》的19世纪，它已是象征着在物种进化过程中再也不复存在的事物。
离开毛里求斯馆只是几步之遥，土耳其冰激凌柔软甜腻的味道还滞留在喉咙口，就可以看到日本怀石料亭的庭院中央，孤零零地吊着一棵裸露所有根须，在人造雾中成长的松树。它让我想起镰仓寺庙后院寂静空旷的“枯山水”。世博园里的游人常常好像游行队伍一样肩踵交织，但时常被白色的湿雾衬托得孤寂决绝的裸松，使料亭的庭院始终都保有强大的日本式孤绝，在那里静坐片刻，浮生如梦，一时不知身在何处的古老感受，似乎这是《古诗十九首》里的感情，竟然那时在我心中悠然升起。
坐越江线，沿世博大道，过江，才十分钟，马上就又能看到中国馆里，一个戴帽子的宋朝中国人，是如何在遥远的夜色中，缓缓经过了一座石拱桥。宋朝的城池在2010年的巨型电子屏幕上，两分钟白天，两分钟晚上，周而复始。那是我去看过许多次的地方，每次我都不得不被过桥的小人吸引着，停下来看他。他那样平静地穿过难以记数的岁月，两分钟白天明亮的光线和两分钟晚上的黑暗，从他身上掠过，像烟尘那样。而他走着，一直走着。每次我总是在心中惊叹，日本与中国有何其相似的外貌，但一个极端，另一个冲和，又是何其鲜明的不同。
世界就是这样真实而梦幻地来到上海。这一次，谢天谢地，来的不是吃水很深的飞剪船，装满了印度鸦片，也不是巴格达来的犹太商人，只为白花花的银圆。这次来的是二百四十六个展馆。
对上海来说，这次不是被迫开埠，而是一段世界主义主题的华采再现。这毕竟是如假包退的世界。何况，瑞典的国王、英国的王子和阿拉伯的酋长，都专门跑来为自己国家站台。
不光这些传统要人，还有地铁里、公车上、餐馆里、商厦中，无所不在的外地游客。那时上海的公共场所总能听到人们谈论外国，不光是通常的法国、英国和美国，也有加蓬、不丹和卡塔尔，就像人人都在进修世界地理课。有一次，在去浦东机场的地铁2号线车厢里，我听到有人说：“我去了西班牙、葡萄牙和尼泊尔，还有朝鲜。别人不大去，对我来说正好。”乍一听，心里在一张世界地图上算了算南欧和喜马拉雅山的距离，这条旅行线路着实让我奇怪，后来，我好容易听到了一个“馆”字，才晓得他们谈论的是黄浦江畔的世博会场馆。
我在高台上穿过亚洲广场。夜色已变得黑浓，就像任何乡野的晚上一样。我却想起，夏天那上海多年来难得一见的高远蓝天，还有大朵厚实美丽的白云，那是个充满节日愉快的夏天。这时，我才体会到那个夏天上海的热烈。在参观阿联酋馆的那个阳光暴烈雪白的下午，四周充满穿色彩斑斓夏衣的游客，和营养充分、兴高采烈的孩子。那个广场上有一队来自阿拉伯的蓝袍男人，齐齐挥舞着尺把长的细长烟杆，而不是一杆机关枪，一边唱着古老的民谣。我听着怎么也听不懂的歌词，却听懂了那曲调里的悠长。
在那歌声中，我想到了1890年的往事。那一年，苏州河畔的华人公园落成，原来英租界工部局的意思，是要维持华洋隔离的政策，让华人去苏州河畔的公园，好保持外滩公园不让华人入内的传统，又解决了纳税人应在租界享受平等公权的问题。华人公园落成的那一天，上海道台聂缉�为公园送去自己亲书四个大字的金匾：寰海联欢。
这“寰海联欢”，一直都是上海的理想。不过，要等到2010年夏天，它才实现。这一年，从春天到夏天，世博会的各个广场上，曾昼夜不停地演出了两万多场世界各地的音乐和舞蹈，不光有来自阿拉伯的男人们，还有来自捷克的提线木偶，它们转动玻璃珠的眼球，阐述着它们的哲学观，但没有政治目的。也有唱雷鬼乐的非洲人在上海得知自己患有癌症。他演出时，人们格外给他掌声和欢呼，祝他好运。那个酷热的厄尔尼诺之夏，全世界各个民族的心灵生活都在这里展示，大家全心全意，要在黄浦江畔证明世界大同的可能性。
我相信上海人喜欢这样的世博会。我中学同学看完所有场馆，我瑜珈课的同学陪她妈妈看了整整一天世博会，走了十公里路。我的旧同事，去那里当了整整十个月的志愿者。我朋友们纷纷为自己的孩子找世博园里做志愿者的机会。那些从大学和高中的教室里出来，为大众服务的“小白菜”们，面对各种恶习或者善意，永远勇敢恒久地微笑，永远彬彬有礼地敦促和劝告，他们真是令人格外爱惜，甚至令人羡慕不已。传说中有个晚上，在拥挤的地铁车厢里，本埠最擅长抢座位的中年妇人也主动为穿着“白菜”服、浑身汗酸气的小姑娘让了座。这则好人好事，在本地小报上报道出来，复述它的那个小姑娘心怀感激。
这个城市，原来就这样，渐渐凝聚起了民间亲切而模糊不清的，对共同价值的认同感。
世博会闭园那天夜里，我站在日本产业馆的阴影里，吃最后一锅油炸出锅的日本式红薯条，交大学生年轻热情的歌声穿过凉爽的夜风依稀传来。在我心中，阿拉伯蓝袍子的民谣，与小白菜们富有东方特色的流行歌曲旋律融化在一起，不可分割。那时我想到，在清朝末年，上海道台那苦苦挣扎在华洋夹缝中“寰海联欢”的诉求，原先以为早已过时，直沉入故纸堆中，只能做研究用，可竟然还是在黄浦江岸边实现了。这可是个完美的实现，不是在一座小公园里，而是在一届世博会上。
那夜我其实并不饿，只是听到“最后一锅世博红薯条”的吆喝声，就去买来，而且一条一条，结结实实将它们全都吃进肚子里，满腹都是甜意。那结实的欢喜，我的胃和整条食道至今还能感觉到，大概正是因为这样，我在夜色里才能读出满园子的不舍得。
最后，连演唱会也要散场了。
舞台的屏幕上，一片漆黑中，出现一朵白花。王菲愿为悼念胶州路火灾受难者加唱《心经》，不是《Let it Be》，是《心经》。终因演唱会曲目不得临时增加的演出规定，她不可现场演唱，只能播放录音。
随《心经》响起，舞台上的布景转换成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照出全场起立的听众。我从大镜子里看着他们，突然想到，他们中间该有不少人就是那天胶州路上的持花者吧，同时，他们也是在早上飞奔入园的那些世博会的游客吧。那些站在楼上挥舞着荧光棒的年轻人，他们也许就是在烈日下笑颜怒放的“小白菜”吧。他们随着音乐声缓慢地挥动颜色明亮的荧光棒，仿佛在抚慰人们。我看见镜子里有个穿蓝外套的年轻女孩，一动不动站着，满脸凄然与不甘，也许是我访问过的一个年轻的“小白菜”，她制服的背后，高高兴兴写着“世界在你眼前，我们在你身边”，这曾是多么鼓舞人心的愉快呀。
真是恍然如梦。
在上个星期的胶州路队伍中，我总有自己还在世博园队列里的错觉。在这个星期前往王菲演唱会的队伍中，我又总是觉得，自己好像还是在延平路前往胶州路的献花队列里。世界大同的世博会理想，在上海人心中真的种了下来。此刻，我面向大镜子，好像置身在盛夏的蓝天白云之下，在耀华路地铁站口，目睹汹涌、带有漩涡的人流。
一个星期前的胶州路，被菊花束淹没了路面。第二天，所有上海地方报纸的头版，都与胶州路口的祭奠与鲜花有关。最终统计的结果，那一天一共有二十多万市民自发前往吊唁。
人们在报纸上、周刊上、网络上、微博上处处谈论上海，好像谈论一个回头的浪子。知识分子们开始探讨市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似乎在上海找到了一个好例子。在上海生活的外地人，好像突然认同了这座城市，他们从通常的抱怨，欣慰地转向喜爱。他们的评论里，能让我感受到他们心中的如释重负，他们不得不长年生活在一个不喜欢又无法摆脱的城市中，这些花朵突然让他们找到与上海和解的理由。
但很少能看到持花者自己的评价。他们在那面巨大的镜子里立着，沉默地望着自己。王菲在一支歌里这样唱过，“看命运光临，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那个夜晚，遥遥面对那面大镜子，不知会不会有镜中人也想起这句歌词。
我觉得那个沉默的人群，看起来沉着安静，似乎并不吃惊。这是胶州路火灾死难者的“二七”忌日之夜，正是密云翻滚的初冬。
三
2011年1月2日，阴霾的、潮湿的、寒风刺骨的下午，雪正在失去形状的灰色云层中摇摇欲坠，胶州路火灾遇难者“断七”。从此，逝者的灵魂往生，上海闹市的生活则生生不息。在这拥挤的市中心有数不清的高楼，长得与胶州大楼一模一样。
胶州路仍旧封闭着，白色围栏仍醒目地压在横道线上，胶州大楼突兀地从错落的高楼群中跃出，像噩梦一样僵直，像尸体一样孤独，像溃疡一样令人厌恶。原先通体的乌焦颜色，经历了秋风秋雨后，如今泛出了灰烬的颜色，这是废墟般的无助。
每次看到那栋楼，我都觉得自己正向一个有嗅觉的恶梦走去，四十九天过去了，它的糊焦苦气未曾消褪干净。通常，噩梦只有视觉，没有嗅觉，所以，它是怪异的。难怪人们晚上大都不愿意路过这里，有小孩子说看见楼里有人对他们招手，吓得他妈妈再不敢带他走这条路回家。
寒风突然横扫街头，胶州大楼上突然响起一阵淅淅沥沥的声音。那声音蹦蹦跳跳地沿着层层叠叠的脚手架、网罩、烧焦的空调外机，四散着跌扑下来，响成一片。那声音异常清脆，是坚硬之物碎落的声音，那幢楼可真是通体都烧脆了。
从2010年11月15日，到2011年1月2日，四十九天已经过去了。四十九天前，全城一起走进这个无法收拾的噩梦，至今无法醒来。
我知道这个叫陈�的女孩子，是在火灾遇难者的名单里，她父亲报的失踪。渐渐，从亲友们唏嘘的短文里，才了解到这女孩的身世。她小时候在上海电视台的小荧星艺术团唱歌跳舞，是个伶俐的上海孩子。后来长大了，早早考到英国的大学去留学，这又是求上进、运气也好的孩子通常的经历。学成归来，她做回父母的掌上明珠，可一年不到，便入了火海。
在这个下午我第一次见到陈�的爸爸妈妈。这一对面容浮白的中年夫妇，来女儿丧生的楼下最后一次祭奠她。陈�的爸爸反反复复叮咛，陈�从此远去，一定要记得爸爸妈妈，来世好在一起。又说，陈�一定希望爸爸妈妈好好活下去，为了女儿，父母也要好好活下去。可是又说，没有陈�，爸爸妈妈这一辈子都不会有快乐了。陈�的爸爸一直在说，陈�的妈妈一直耐心地往火堆里放纸钱，千叮咛万嘱咐，只有一句话，“一路上当心哦，当心哦，当心哦。”像妈妈每天都忍不住会叮咛出门的孩子那样。
一个面容白皙的年轻女孩抱着她的小狗，默默站在我身边。我看见她眼睛里充满了晶莹的眼泪，泪水里的盐分激红了她几乎透明的眼睑。
人们这样送陈�走向往生，但我看到的全是不舍。楼上哗啦啦地往下落着什么，忍不住抬头望，乌黑的大楼好像要劈面倒下来似的。
这里一共三栋大楼，共用一块地基。失火那栋楼是商品房，叫胶州公寓。另外两栋是静安区教育局造的教师公寓，一栋叫育华公寓，另一栋叫育秀公寓。冬至前夕，这两栋大楼的居民，在接受三万元抚慰金后，陆续搬回家。
离开冰天冻地的街口，我去楼里探望我女儿从前的物理老师，她家也从安置点搬回来了。
老师家客厅里有种大白菜肉汤的气味，熟悉的气味让我一下子就跌回到八年以前，我孩子在这里补物理课的冬天。看来，老师家的菜谱没什么变化，老师家客厅里的陈设也没有变化。甚至，在靠近厨房的餐桌上，也和从前一样摊了一桌子的试卷纸，桌前也坐着一男一女两个学生，正在补物理。那女孩瞪着云遮雾障的眼睛，一边听老师讲电容电阻什么的，一边软绵绵地点着头――像当年我孩子一样。老师说，火灾以后，补课就停了，今天刚恢复。老师说，这眼睛一眨，一个多月就过去了。
老师家窗台上，那株矮小的君子兰几乎没怎么长高。不过君子兰旁边，新摆了一盆发财竹。那短小的竹子一层层往上堆，好像宝塔一般。那是他们家搬回来那天，政府派发的礼物。
老师过来招呼我，她叫我用力闻，闻空气中那糊焦难闻的气味。窗外，黄色铁脚手架也还在，虽然那上面原先凝固的厚厚一层淡黄色发泡剂已被铲除干净。这楼里的人都在传说，这些沾得到处都是，也被喷了满墙的化学制品，不光是大火中的助燃剂，又是大火中夺人性命的毒烟和大火后焦臭气味的主要根源。老师捂着鼻子说，谁知道那里面除了劣质发泡剂，是不是还有隔壁楼里未清理干净的残骸散发出来的，或者，还有家家户户冰箱里腐烂的食物散发出来的。
老师心里害怕。她家这层楼一共八户人家，老邻居一起搬回来，说是可以彼此壮壮胆。说起失火那天，老师庆幸那天不是周末，楼里没来补课的学生，没吓着孩子。“要不，真不知怎么跟人家的家长交代呢。”老师说。
我又站在多年前我常常站的地方，电梯间。走廊里有细小的音乐声，伴随着电视剧里异常高亢的说话声，老人的咳嗽声，还有各种家居生活中寻常的声响，电话铃声像一阵风般响起，一个清脆的女声说：“喂！”
“叮”地一声，电梯门打开。里面有个保姆模样的年轻女人，提着大大小小好几个装着菜的塑料袋，双手冻得红通通的。电梯关上门，往上升去。我突然想，不知道这个小保姆是不是就是二十六楼的。二十六楼的老太太九十九岁，失火时受惊吓而亡。当时，这楼里的人家都陆续逃出去了，老太太的女儿正在医院做心脏手术，女婿也七十多岁了，一个人搬不动老太太，小保姆还没来得及回家。后来，小保姆在医院里找到老太太。老太太很快去世，小保姆自责，不肯拿自己11月份的工资。她说自己没照顾好老太太，就不能再要主人家这个月给的工资。
“叮”地一声，电梯门又开了。电梯里面的人正在谈论楼下的祭奠，“从前我在院子里见过他，眼睛一眨，现在他老得认不出。”
“女儿总归是爹爹的心头肉，没有办法的。谁家女儿出了这样的事，日子都是过不下去的。小姑娘刚刚留学回来，一家人刚刚一起过日子。”
“那个爸爸，语无伦次，已经崩溃了。”
电梯里面的人看看我，我也看看他们。大概他们已经见过我这样恍惚犹豫、徘徊在电梯间里的人，他们只是点点头，对我说：“那么，我们先下去咯。”
电梯门合上了，箭头向下。
谁家孩子正在练习钢琴。这个城市里总有前赴后继数不清的琴童，在礼拜天下午弹奏车尔尼的音节练习。听上去机械平稳，层层递进的音节，展现出一个好像乐高玩具搭起来的空间，四四方方，平稳坚固，它是乏味的，但也有种有限却又令人感动的安宁与秩序。
我想起在网上看到的一则极短篇：
美国，午夜时分，电话响了。
“喂？”
“是妈妈呀。”
“有事吗？”
“没什么事，就是，就是妈妈很想你。”
“哎呀妈妈，告诉过你，时差！”
“你已经睡下啦？快接着睡啊，接着睡。我挂了。”
过了五分钟，电话又响了。
“又是谁？”
“妞妞，我是你舅舅，你妈妈住的胶州大楼着火啦。”
彻底惊醒过来，马上回拨电话过去：“妈妈，妈妈，赶快接电话。”
“嘟嘟嘟嘟嘟……”
我听到某条幽暗的走廊里有个中年女人朗朗地说：“爸爸我回来啦。”是谁家的女儿回家来看望父母，在这个劫后余生的楼道里听起来，这声音里饱含着幸福。那一刻我非常想念自己的孩子，非常希望能抱一抱她的肩膀，捏一捏她的手，听她叫一声“妈妈”。
白色围栏外站着稀疏的围观者。原先铺满菊花的街口，这个下午只有薄薄的一排。那些菊花还是没有抬头与落款，还是端端正正靠在一起，花朵向上竖起，像手指一样指着它们上方的大楼。
陈�一家已经离去，围栏里的空地上没有人，只有警察们守着。人们都还遵守着“头七”那天形成的约定，只有献花者和家属才进入那块空地，保持它的秩序。这天虽然不再拥挤，大家也都遵守着约定。
那块空地好像舞台一样的不寻常。虽然没有人在，可我能感受到空气中激荡的感情。默默等待中，那些花儿一束束被送来了，又一束束枯萎而去，这块空地上回荡的感情，也渐渐从“你在我心里”的哀悼，成为“我也没忘记”的承诺。
有对年轻的情人从延平路口捧来了一束菊。人们默默看他们走近，在人群中能听到照相机快门启动的咔嚓声，还有架照相机在连拍，它发出翻动书页般规则的快门声。那对年轻人手挽手走近了，脸上很安静，既没有害怕，也没有害羞，他们并不紧张，但有一种迎着睽睽众目而来的振作。他们相跟着走进空地里，将自己的菊花靠在蓝色围栏下，抬起头来注视大楼。看上去，这是两个没有信仰的年轻人，他们没在胸前画十字，也没合掌，但他们也没有因此显得手足失措。他们安静地松开相挽的手，各自站好，端端正正地鞠躬，再转身退出。
又有一对年轻人从胶州路走过来，放下花，对大楼行注目礼，又无声地走开了。离开空地后，男孩子将手掌轻轻覆在女孩子的背上，将她挽住。那是对打扮入时，举止得体的年轻人，他们身上有种沉默的骄傲。
这些成长在全球化时代的年轻人大概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地为什么人“做七”吧，这原本是民间习俗，有点土里土气的，但他们并不为此而局促不安，他们只小心地安顿好那束花，鞠躬，再从容离开。
这块空地冰凉冷硬，如上海各处隆冬时节的寻常街口一样。但是当年轻人走进来的时候，那里就好像舞台上突然亮起灯光。他们让我感到清新，还有温文尔雅。我已经好久不用“温文尔雅”这个词了，这是个速泡面的时代，越来越少能用上这个形容词。
这个街口在四十九天里渐渐变得庄严而干净，就像一句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