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当代东南亚的排华事件，人们会首先想到1998年前后为国际社会所广泛关注和愤怒谴责的印尼“五月暴乱”。柬埔寨华人在波尔布特集团统治下的遭遇则是一起鲜为人知的排华事件。
1975年前的柬埔寨华人
1975年红色高棉领导柬埔寨民族解放军，建立民主柬埔寨国前夕，华人在柬埔寨达60万之众。然而，在经历了民主柬埔寨政权——红色高棉（1975～1979年）的短暂统治后，华人人口数量却大幅下降到30万左右。红色高棉在对柬埔寨社会进行分析并制定政策时，普遍拥有商人身份的华人被红色高棉划入“资产阶级”阵营，许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
1974年4月28日，便发生了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柬红色高棉军队开进桔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并拘捕了罪名是煽动华人回国的嫌疑分子一百多人，这些人大部分受了苦刑，甚至被折磨死。
暴政与劫难
1975年4月17日，以柬埔寨民族解放军占领金边市为标志，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力量夺取了全国政权，直到1979年1月7日金边被侵柬越军攻占时止，在红色高棉（柬共）执政的三年零八个月中，柬埔寨人民经历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空前劫难，而华人更是首当其冲。城市居民遭到大驱逐、大掠夺、大迫害，被全部“疏散”到农村去。
被“疏散”的城市居民主要是二百万金边市民和难民，有华人约40余万人。在撤出金边的过程中，演出了无数人间惨剧，如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竟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因出城匆忙，所带食品、行囊不多，百万市民在炎炎烈日下颠沛流离，忍饥受累，被驱往遥远未知的他乡，许多人染病倒毙途中。“疏散”行动持续了好几个月，疲惫不堪的金边市民才先后到达各自的目的地，被指定在偏僻闭塞的乡村中或荒芜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开始农垦生活。但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工具去搭建赖以寄身的茅栅，“安卡”（柬语“组织上”之意）分配的口粮又严重不足，加之医药奇缺，结果许多人又死于霍乱、水土不服和疟疾。
大规模地驱赶城市居民下乡务农，既非为着防空，也不只是单纯为了解决粮食匮乏问题。实际上，红色高棉是想通过此举彻底剥夺“资产阶级”的财富，消灭城乡差别，实现“波尔布特式的高度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组织人民从事农业生产时，又不切实际地提出“超大跃进”的口号，并实行一系列集中营式的残暴管制措施，给广大人民包括华人带来无尽的苦难。
在将城市居民赶往农村后，柬埔寨几乎已是“全民皆农”了。为实现“超大跃进”的理想，民主柬埔寨政府于1976年制订了全国稻谷增产指标：每公顷单位面积产量3吨；1977年，又将指标增为3.5吨到7吨（而原先全国平均每公顷产稻仅为1.2吨到1.4吨）。为了完成高指标，基层生产单位除了虚报产量外，还通过解放初期即已成立的互助组和合作社组织，强化对农民的奴役与压榨。
繁重的劳役和严重的饥荒，摧垮了无数华人的健康身体，人们因缺医少药而大量死亡。但是，红色高棉为防范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对人民的人身控制甚严，人民没有通信自由，甚至还被剥夺了拥有收音机的权利。没有特别的通行证，他们是绝对无法私自离开所属乡村的；若有敢越雷池一步者，即便初犯，被抓到后亦必惨遭毒打，命丧半条。在农奴式制度的禁锢下，华人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只能苟且偷生。
“清理阶级队伍”
由于红色高棉实行的极“左”政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加以内部派性斗争不断，波尔布特集团遂屡屡发动政治运动，以巩固自身的统治；在一再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和肃反运动的大拘捕、大屠杀中，华人亦每每受到株连。
波尔布特集团在全柬范围内反复展开了残酷的“肃反”大屠杀，民柬大批高级军官逃往越南，韩桑林、谢辛、洪森等人就是在此时投靠越南与红色高棉决裂的。
华人因多属商人，且知识分子比例较大，受害程度尤深，即便是柬共内部的上层华裔干部最终也遭到“清洗”，不能幸免。全国各部门、工厂的华裔干部、党员以至翻译员，都一批批地失踪，遇害了。更有甚者，华人在家中讲华语，亦会被疑为搞特务活动而被捕。
波尔布特集团实行无邮政、无货币、无商品的“共产主义”措施，给柬埔寨人民和广大华人带来极大的危害。尤其是在禁止自由恋爱、婚姻由“安卡”作主的“配给制度”下，华侨少女被强行婚配给伤残军人的不在少数，许多人因此而自尽。
求助无门
众所周知，红色高棉的兴起和“民主柬埔寨”政权的建立，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的国内外政策，必然地反映在对待柬埔寨华人问题的处理上。柬埔寨华人基于自己的中国侨民身份，寻求过祖国的解救。然而，他们得到的回答不外乎“顾全大局”，或干脆立即避开，完全处于求助无门的境地。
他们不免发出感叹：“我们枉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热爱祖国却被祖国遗弃”……
（编自《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