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湖湘经世致用思想可以追溯到先秦两汉时期，从南宋开始，又跟理学结下不解之缘。它继承和发扬了理学的优秀文化传统，如讲入世，重躬行，通变化，讲“修齐治平”，主张经邦济国，以天下为己任，而不单纯舞文弄墨。在湖湘学子中不乏著名的理学家：如，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理学的集大成者王船山和理学的实践者曾国藩。此外还有洋务运动的代表陶澍、魏源、左宗棠等，可以说湖湘经世致用有深厚的理学传统。
关键词：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理学传统
作者简介：王静琦，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湖南 长沙 410015）
湖湘文化自秦汉以来就以儒学为思想基础，从南宋开始，又跟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它继承和发扬了理学的优秀文化传统，如讲入世，重躬行，通变化。湖湘文人克服了其他知识分子耽于幻想，关门引经注典，不注重服务社会的通病，而注重学问的经世致用，发挥自身的社会作用，注重博学、慎问、明辨、笃行，注重实践而不空谈，走经邦济世的道路，主张经邦济国，以天下为己任，不单纯舞文弄墨，把学问与时事结合起来，表现出了宋明以来的理学精神。
湖湘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想深受宋代以来程朱理学的影响，其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伦理准则，而湖湘人则讲入世，重躬行，目的都是要改变世风，讲“修齐治平”，也是为了治理国家。可见，湖湘经世致用思想有着深厚的理学传统。
一、湖湘经世致用与理学的渊源
1. 湖湘经世致用产生的文化环境
所谓经世致用和经邦济世都是讲理论与实践结合，为社会服务。经世致用思想可以追溯到孔子，传统儒学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另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尚思辨。它不像其他哲学思想用极强的思辨性去解释诸如世界的本源、今生与来世或者人世与鬼神的关系问题，而是教化人们如何行事，如何治理国家。可以说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传统，其经世精神，就是要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救国于危难之中。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大兴，其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伦理准则，目的也是要改变世风，以挽救国家。但后世的理学家却“把‘修身’置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强调，所以落实到行动上往往使修身养性的‘内圣’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并论而形成事实上的对立，割裂了‘修齐治平’之间的有机整体联系”。走上了“穷理”之途，并将“理”的思想僵化，违背了朱熹“经世”的本意，失去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很难做到学以致用。
湖湘经世致用的思想也可以追溯到先秦两汉时期，深受墨家“有本之者，有用之者，有源之者”的影响，主张用前人的知识与经验和社会需要作为真理的是非标准。湖湘学派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地域性儒家学派，南宋绍兴年间，因著名学者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的学术研究和传播而得名。著名学者胡安国与儿子胡寅、胡宏等，因不满南宋朝廷，由福建迁往湖南衡山，创建碧泉书院、文定书堂，传播理学，开创了湖湘学派。胡安国的《春秋传》，是宋代理学家以义理之学研究《春秋》的代表作品。它与朱熹的《四书集注》并重，成为科举取士官方规定的必读书。其子胡宏也在衡山完成了他的代表作《知言》，被誉为“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知名度不在张载的《正蒙》之下。南宋乾道、淳熙年间，是湖湘学派最为鼎盛的时期。这一时期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张栻。张栻与当时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
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在《通书》中就系统地阐述了“诚”的思想，他所说的“诚”实际上就是“实事实理”，讲的是学问为社会服务，“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元也”。理学的集大成者，湖湘文人王船山则对周敦颐的“诚”进行了很好地继承与发挥，他认为“诚”就是客观的存在，人必须尊重客观实事，顺应客观规律。表现出来了湖湘文化实事求是的学风。
湖湘经世致用对后世产生过十分深远的影响。首先是湖湘学者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湖湘学者坚决主张抗金，收复中原。如当时担任中书舍人的胡安国就建议朝廷“当必志于收复中原，祗奉陵寝；必志于扫平仇敌，迎复两宫”，胡宏宁可隐居衡山过清贫的生活，也不愿与主张妥协投降的秦桧往来，拒不接受秦桧的召用。张栻更以力主抗金闻名于世，并把抗金复仇作为治国大纲。他说：“自古为国，必有大纲，复仇之义，今日之大纲也”（《南轩集·戊午谠议》）。朱熹称他为“慷然以奋发仇虏，收复神州为己任”。其次是以“性”为本体的理学思想。论“性”说“道”，是湖湘学者讨论的中心议题。胡宏在《知言》中将“性”分为“天地由此而立”的本体之性和具体的人性物性。他认为“大哉性乎，万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知言》卷四）“非性无物，非气无形，性其气之本乎！”（《知言》卷三）他还认为具体之性和本体之性虽有区别，但二者仍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他得出“观万物之流形，其性则异；察万物之本性，其源则一”（《知言》卷二）的结论。他在论证心和性的关系时，指出“未发只可言信，已发乃可言以”（《五峰集·与僧吉甫书》），这表明作为本体的性是通过人的“已发”之心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张栻继承了胡宏“性为未发，心为已发”的思想，他说：“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者也”（《南轩集》）。心“能统万理”，并主宰万物，这就是湖湘学派以“性”为本体的理学思想的特色。
直到清代，康熙《岳麓书院志》专辟“湖南道统”一节，为胡安国、胡宏、张栻及其他湖南学者列传。乾隆时，乾隆皇帝又为长沙岳麓书院亲书“道南正脉”匾额，以表彰湖南学者传播理学之功。特别是在晚清，湖湘更是人才济济，名家辈出。如唐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罗泽南等人都认为“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是晚清著名理学经世派的代表。又如魏源、陶澍、贺长龄、贺熙龄等人虽然潜心于学术，通贯经史，但他们“以经术为治术”，主张经世致用。他们的这些思想特性，都继承了湖湘学派的思想传统和作风。 近代以来，湖湘人继承了经世致用的理学传统，他们办理洋务，倡导变法，成为近代史上对中国影响至深的地区。以陶澍、魏源等倡导的经世致用为特征的近代湖湘学风，已基本成为湖南士人的一种学术传统和风格。在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湖南的人才也层出不穷。一是以魏源、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运动时期，在全国出现了“无湖南人不成衙门、无湖南人不成军队”的局面；二是以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为代表，使湖南成为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最为活跃的省份；三是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为代表，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时期，湖南籍的政治、军事、文化人才灿若群星。
2. 理学是湖湘经世致用的思想基础
理学兴起于宋代，其核心的概念就是“理”。朱熹对“理”进行过详细阐述，“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二纲，其纪之为五常，盖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这是一个纲领性论断。由此可见，“理”是一切事物的本源，它既是超自然、超社会的，同时又是社会的、人间道德的。理学家们更多的是把眼光集中于社会、人间，“理”的范畴就无外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道了，也就是封建社会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为了维护这一套伦理，理学家认为自省非常重要，强调提高人自身的道德修养。理学家一生所做的即为：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显然，在这六项内容中，有一半是对自身修养的磨砺，而且还将其置于最先地位。
理学的开山大师是周敦颐，但是，他的学生“二程”的学术影响远高于老师。在世界的本源问题上他们把“理”视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也是人类的行为准则。对于“理”的方法，“二程”主张穷理，强调“格物致知”和“正义诚意”，将“存天理，灭人欲”系统化，这些都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而到了南宋，朱熹发展了这些思想，吸收儒家、道家思想精华，将天理、人伦、道德和仁政结合起来，形成了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目的是适应当时的社会转变，为封建统治者提供理论依据。
理学的另一个门派是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他们认为宇宙的本源是“心”，尤其强调发挥主体人的能动作用，这恰恰弥补了理学后期脱离现实、不关心世事的弊端。因此，陆王心学便代替了程朱理学，开始发挥作用。然而，“心学”的后人，也逐渐抛弃了“经世”精神，只致力于“心学”本身，无法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不久，“心学”开始衰败。
湖湘精神的形成与社会生产发展密切相关，更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湖湘文化历史悠久，在这里种植水稻至少有一万年的历史，在这片土地上曾经生活过很多远古著名部落，如炎帝部落，舜帝部落，三苗九黎部落，越蛮部落，蚩尤善卷部落、巴濮部落等等。
可以说湖湘经世致用与理学有着深厚的渊源。湖湘文化，是宋代以来形成哲学体系的理学学派，作为理学开山祖师的周敦颐和他的《太极图说》是其主要代表。周敦颐认为，宇宙的本体就是“无极”，并由此生成了阴阳对立、五行相生和有无变化的宇宙生成学说。这些都对湖南的理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将理学推向最高成就的是湖南学者王船山。他是明朝遗臣，一直跟清朝势不两立。在隐居时著作很丰，主要著作有《春秋世论》、《易经内传》、《庄子解》等320多卷，理学成就很高，他的著作以“气”为哲学本体，涵盖了经史、政治、军事、教育，对当时的经世济世理论影响很大。他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清朝三儒，可见其学术成就之高。他将天、道、心、性与气、物、情、欲联系在一起，主张学术为社会服务，学术为政治服务，回避了理学只注重心性不注重实学的毛病，推动了理学的发展。难怪谭嗣同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下之故者，”因此，清朝科举考试也将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作为必读书目。
即使到了近现代，湖湘学子也影响很大。如，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就从王船山理学中汲取了很多营养，特别是儒家经世的“明体达用”的实践思想。谭嗣同则从其“道不离器”、“理欲同体”的理学观中吸取营养。现代思想家杨昌济也从王船山的“行可兼知”中提出了学子“力行尤要”的主张。后来湘军的治军思想、清朝的兴办洋务也是王船山实学的体现。
二、湖湘经世致用的理学传统
湖南是理学思想十分活跃的地区，理学的传统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可以说理学思想形成以来其理学主流地位就没有动摇过。湖南理学家众多，其中唐鉴、贺长龄、胡达源、罗泽南、贺熙龄影响都十分大。而且，他们的许多门生都是清朝的中兴名将。然而，真正对理学的产生巨大影响者，莫过于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理学成就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以及理学思想的践行者曾国藩。
1. 湖湘经世致用的理学开创者——周敦颐
周敦颐，祖籍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北宋思想家、理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世称“濂溪先生”，是理学派开山鼻祖，其著作有《周子全书》，他在理学上的成就并不算大，但是在我国哲学史上却有承先启后的作用。他对《易传》有深刻的研究，继承了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家的思想，提出了“宇宙构成论”的思想体系。他认为“无极而太极”，并且，“太极”的动静生成世间万物。指出“万物生而变化无穷，人得其秀而最灵”。在社会生活方面，圣人模仿太极而生成人极，产生“诚”，这也就是理学的思想，他认为，诚就是善，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人只有无欲才能达到这一道德的境界。特别是他的无极、太极、动静、善恶等都为后来理学家们提出了一个研究的思路。
周敦颐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很深，接触了不同种类和门派的思想，可以说他对儒、佛、道家和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都有深入了解。他在研究《易经》的基础上写下了《太极图·易说》，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宇宙生成论理论。他认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之至矣。 作为湖湘学人的周敦颐完成了理学的思想体系，对经世致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说到理学成就的集大成者和对湖湘经世致用影响最大者莫过王船山。
2. 湖湘经世致用的理学集大成者——王船山
在湖湘学子中，王船山政治成就不高，但是理学思想体系最完备，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在57岁的时候，他构筑草堂潜心著述。因此，他的学识极为渊博，诸子百家、经学、文学、天文，医学、兵法、教育、政法都造诣很深。其著述73种，401卷。他的哲学思想具有否定精神，从《易学》出发，阐述朴素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思想。批评了宗教神学和唯心唯识学说，并且能够在批评的基础上汲取营养，创立了自己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首先，王船山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博大精深，思维缜密，即使是跟他同时期的西方哲学家比较也毫不逊色。如：关于“理气”的理解，他说“气者，理之依也”，“气外无虚托孤立之理也”；对于“有无”的问题，他认为“言无者邀于言有者而破除也，就言有者之所谓有而谓无其有也”，他认为所谓无只是一个否定思维，而非客体的存在；对于“道器”，他也认为“天下唯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道之器也”。这些都是王船山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此外，他的哲学思想中也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因素，如他的动静学说，提出了动是绝对的，而静是相对的，指出“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阴恶从生哉？”认为静只是运动过程中的一种状态，动是绝对的，是运动中的一种静。在人生观方面，他反对老庄的无为思想，而强调生命的价值。
其次，他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正统学术思想，政治思想体系也独具匠心。他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批评吸收，总结出一整套政治思想理论。一是“公天下”的理论，这也是他政治学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要以德以法治国，“治惟其人，不惟其法，法者非必治，治者其人也”，认为法律是人制定的，所以就必须用法律来治理国家。三是以德为本的道德观，指出法律必须以道德为基础，要运用好道德的约束力量来教民，他说“人君操刑赏以御下，非但其权也，所以明大义于天下而使奉若天理也”。四是重农安商的政治主张，他强调要重视农业的作用，要“开民之利，劝民以耕”，达到富国安民的目的。同时，要发挥商业的作用，让商人任其往来，以通天下之货。应该说王船山作为理学家所阐述的这些政治思想对统治者治理国家极其有用 [1 ]。
第三，对于军队的建设，王船山也提出“天下虽安，忘战必死”的著名论断。他认为军队可以分为两种，“战兵”与“守兵”，以战为守乃是“善术”，以守为战则为“败道”，阐述了积极防御与消极防御的关系，继承了古人军事辩证法思想。
可以说王船山的哲学是他那个时代的思想精华，在我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从哲学和政治的关系上全面清算了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分析了理学的根源，并且在批判的基础上发扬理学的光辉传统，他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体系成为统治我国数百年的宋明理学和古典哲学的最高成就和集大成者，他在哲学体系中贯穿的经世致用思想，对于统治者巩固政权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他的哲学和理学思想，重实践，讲入世，也是湖湘经世致用的思想基础。
3. 湖湘经世致用的理学践行者——曾国藩
曾国藩是一个理学的践行者，他的经世致用思想深受理学的影响，并且他本身就是一个理学家。在理学方面，他师从唐鉴，也深受理学大家倭仁的影响。他还作《五箴》以自警：“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主静，四曰谨言，五曰有恒。”曾国藩就是这样实践着一个笃定理学家“内圣”的使命，追求着他理想中的完美人格。
曾国藩能够将“义理”与“经世”统一，并且将“理”阐发为“礼”的思想。在曾国藩的理论体系中始终强调“礼”和“礼治”的重要作用，他的“礼”的内涵实际上就是经世之学和治世之术。他认为人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一定要秉于礼，“古人无所谓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冢于礼而已”，对于人而言“舍礼而无所谓道德，舍礼而无所谓政事”。可见，曾国藩的经世学就是礼学，崇尚礼治，其实就是理学经世思想的具体化。这样，“理”与“礼”便相通了，“义理”与“经世”就在“礼”上实现了统一。将抽象的“理”阐发为具体的“礼”，使得曾国藩完成了由一个纯粹的理学家到一个兼容“义理”与“经世”的政治家的转变。
当然，说曾国藩是理学家，其实并不完整。纵观其学术思想，从中体现了兼容并蓄的杂家特点。曾国藩曾经将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中的义理、考据、辞章的立意扩展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他说：“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近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证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 [2 ] （87）在这里他将义理、考据、辞章单独列出，表现出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在曾国藩的整个哲学体系中，他完成了理学经世思想的系统论证。具体表现在：（1）他继承并发展了“理一元论”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关于世界的本源，他继承了朱子“理一元论”的宇宙观，认为“我与民物，其大体乃同出一源。”在“理”与“气”的关系上，朱子认为有“理”才有“气”，“理”是本体；曾国藩也主张“理与气相丽”，两人都认为理是第一位的，理主宰万物。但是，在如何认识理的方法上，曾国藩则主张“格物致知”，“即物穷理”，认为要“至殊之分”，只有认识了具体事物，才能够认识“理” [3 ] （199）。（2）强调“理则礼也”，表现出经世致用的理学思想。他认为礼学就是经世之学和治世之术，在他看来，“礼”即“理”，要用礼去调节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在这个过程中表出现“理”的精神内核，实际上是他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化与外化。（3）注重“体”“用”与经济之学，将经世之学纳入他的理学范畴。他认为，“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缺一不可也”。 [4 ] （235）他将“经济”独立出来，可见其对“经世之学”的重视。（4）强调“力行”，主张躬行实践。他阐述了什么是“格物致知”，认为格物就是诚意，“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 [5 ] （354）。他并且还认为，知识分子一定要恪守“仁、敬、孝、慈”，还要努力学习与实践，恢复人心中的善性。要努力实践，从具体的事情做起，“实用其力”，“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可见，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摈弃了过去理学家只追求“心性”，不注重时事的空疏陋习，这也为他的政治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曾国藩虽然没有十分系统的理学著作，但纵观他的一身，身体力行，治学严谨，躬行实践，在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中丰富和发展了宋明理学思想，他的思想体系为当时日益腐败的封建道德起到了校正作用。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经世济世思想指导下的政治和军事实践，为理学家的济世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理学践行者，如，左宗棠、郭嵩焘、李元度、罗泽南等，他们或为封疆大吏，或为湘军将领，但都有理学背景，可以说，湖南就是一个理学的大本营 [6 ]。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的治军思想虽然不是全靠理学支撑，但其经世致用和经世济世的理学治军方法确是他的主要特色，他才真正是理学的实践者。他和他的同僚们的理学实践活动反映出湖南人文精神的文化传统和理学传统，正如梁启超评价的那样：“罗泽南、曾涤生在道咸之交，以理学相砥砺，其后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多属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 [7 ] （26）
三、结 语
程朱理学的思想体系对湖湘经世致用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千丝万地的联系，湖湘理学家们把“修身”置于最重要的位置，使修身养性的“内圣”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有机地处理了“修齐治平”的关系。因此，宋明以来，湖湘理学家的理想与经世致用的责任一以贯之传承下来，并以主流文化的感染力影响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与这个过程相伴的是湖湘学子日益高涨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成就。王船山、陶澍、魏源、曾国藩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关注时事，以极大的社会责任感揭露矛盾，抨击时政，指责清王朝统治的腐败以及官僚队伍的无能、迂腐。同时，他们也要求“更法”，呼吁“改革”，翻译西书，建立了现代工业。魏源在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基础上编撰了《海国图志》，在这里，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思想，这一思想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正是有了湖湘学子在嘉道年间倡导的这一次次经世之风，才有了随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批批湖湘经世致用的实践者和改革者。在今天，湖南人更应该传承这种经世致用的理学精神，以天下为己任，求真务实，开拓进取，修身正己，报效国家。
参考文献：
[1] 刘觅知.论王船山对宋儒圣贤气象的继承与发展[J].求索，2011，（1）：251.
[2] 曾国藩.曾文正公杂著·笔记二十七则·礼[M].北京：海文出版社，1985.
[3] 曾国藩.曾文正公文集·顺命性之理论[M].北京：海文出版社，1985.
[4] 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问学[M].北京：海文出版社，1985.
[5]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答刘孟蓉书[M].北京：海文出版社，1985.
[6] 彭 昊.论曾国藩以“静”治军[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3）：115.
[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9.
（责任编校：文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