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传【项英与早期的工人运动】

  摘 要:项英是中国早期著名活动家、工人运动的先驱,在白色恐怖下,丝毫不退缩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他是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和上海“五卅”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他与李立三、刘少奇一起指导全国的工人运动,在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关键词:项英;早期;工人运动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9-0161-02
  项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及新四军的领导人之一。在他的早期革命生涯中,主要是从事工人运动,领导了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和上海“五卅”运动,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他坚强不屈,站在工人运动的前线,领导工人群众进行斗争,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投身工人运动,加入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1.生逢乱世,早年成为纺织工人,自发组织工人运动
  19世纪末的中国处于动荡时期。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各列强加紧瓜分中国,使中国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国内阶级矛盾纷繁复杂,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广大的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898年,项英出生,小学毕业后,因为家里穷不能继续升学,15岁便进入到武昌模范纺织厂纺织科当学徒。三年学徒之后,便留在该厂成了一名熟练的纺织工人。工厂的生活,让他受到了不少折磨,生活很苦,收入十分微薄,经常加班,还挨打受虐待,这段经历使项英对社会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回忆道:“我每天工作时间在十个钟点以上,规定星期日休假,但有时还要加班,休假就没有工资,所以一般工人谁也不争取休假,工厂的黑暗,工人的痛苦是太多了。”[1]91项英从自身的实践中认识到社会的不公平,一心想要改造它,但找不到出路。随着形势的发展,他想改变工人状况的愿望越发强烈,也开始了自发的组织工人运动,1920年4月,模范纺织厂的棉布在市场上非常畅销,但资本家却加重了对工人的剥削,一些工头也为虎作伥。愤怒地工人在项英的鼓动和领导下停产罢工,要求资本家开除作恶的工头,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资本家为了自己的生意,被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这次斗争的胜利,初步展现了项英的组织才能。
  2.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加入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走到历史的前台宣传马列主义。中共成立后,又成立了专门指导中国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由包惠僧主持,组织和发展党员。武汉党组在包惠僧、陈潭秋、李书渠等人的努力下,发展了一批工人骨干,其中包括:杨德甫、林祥谦、曾玉良等,由于工人平时忙于做工,文书和联络工作无人接手,在大家都物色不到合适的人手时,恰逢项英写信给包惠僧,要求与包惠僧商谈工人运动的有关问题,经过接触和李书渠的进一步介绍,包惠僧感受到这位纺织工人的不一般,立即诉说了吸收他到党组内的想法,项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从此,项英就果断地投入到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之中,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
  1922年,武汉党组准备筹备江岸工人俱乐部,这个重任落到了项英的肩上。江岸铁路工人各处有帮口,安徽帮、山东帮、湖北帮帮帮林立,严重影响了工人内部团结。项英根据党的指示、着力化解江岸地区的车站、机务段、车辆厂、修理厂等工人中各帮派的矛盾,项英反复深入各帮,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使工人群众明白工人阶级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要求翻身解放,只有靠工人阶级紧密团结,同资产阶级斗争,相互排挤、相互斗争是不利于团结的。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工人们欣然接受了他的意见。这样,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就成立了,工作也顺利开展开来,包惠僧对项英称赞有加,项英“在京汉铁路郑州以南各站各厂费了很大的努力,起了很大的作用……发挥了他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的天才。”[1]3891922年4月,经包惠僧、李书渠介绍,项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湖北最早的产业工人党员,走上革命道路,开始了有组织有纪律地开展工作。在1922年9、10月和1923年1月,项英锋芒初露,大获全胜地领导了汉口扬子江机器厂和英美烟厂工人罢工。项英很快成为武汉工人阶级公认的领袖之一。
  二、“二七”大罢工的领导者
  “二七”大罢工,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推向了高潮,“二七”大罢工前前后后,项英从开始筹建京汉铁路总工会,到站在罢工斗争的第一线,再到组织和处理善后工作,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处于领导地位。
  1.参加筹建京汉铁路总工会,坚持按期举行工会成立大会
  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三次筹备会议在郑州召开,项英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定于2月1日在郑州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便邀各工团、各界到郑州参加典礼。”1月28日传来了吴佩孚禁止京汉铁路工人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的消息。总工会立即派杨德甫、林楚藩、李振瀛、史文彬、李焕章5代表前往洛阳,希望能与吴佩孚谈判,但是遭到了拒绝。工人内部就开始了争论,到底是暂缓还是改变方式开成立大会,项英坚决反对以上两种看法,认为,工人组织工会,求得解放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吴佩孚等是阻碍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力量,如果成立工会都要得到他的批准,那以后都要听他的话,工会的存在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他的话感动了在场的人,一致同意按照原计划召开大会。
  2.始终站在京汉铁路大罢工的第一线
  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宣告正式成立,吴佩孚下令全城戒严,阻止工人开会。面对威胁,项英丝毫没有退缩,他和林祥谦、施洋、林育南等率领工人代表与纠察队员,冲破军警的阻拦,来到了普乐园戏院会场,保证了成立大会的按时召开,吴佩孚气急败坏,下令禁止各饭店卖饭给工人代表吃,限令外地代表立即出境,郑州铁路工会同时遭封闭。党团代表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将总工会迁移江岸办公,4日实行京汉铁路全线大罢工。在火车上,和陈潭秋、林育南、林祥谦、施洋等商讨罢工事宜,起草《罢工宣言》等文件。   4日,工人们为争人权和自由的总同盟罢工开始了。军阀用各种方式破坏罢工,挑拨京汉铁路工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并抓走了两名司机,纠察队员和工人群众冲破军警的包围,抢回了被抓的司机,但是5民工又被捕,项英以罢工委员会总干事的身份,代表工人挺身而出,前往谈判,要求释放民工,敌人扣押了项英,要他下令工人复工,项英坚强不屈,拒绝了敌人的要求。在工人的努力之下,迫使军警释放了项英。7日,张厚生率军包围了江岸,响起了冲锋号,32人在枪林弹雨中牺牲,百余工人被绑,项英率100多名工人纠察队员准备抢救被捕工人,但是寡不敌众,没有成功。
  3.组织和处理善后工作
  “二七”惨案后,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及所属工团均被封闭,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但是项英没有屈服,依然坚持战斗着。
  他与林育南、许白昊等调查工人死难情况,并成立济难会,进行善后工作。反动军阀发出通缉令,通缉项英、林育南、许白昊等17名工人领袖,项英不顾被捕的危险,仍顽强坚持工作,直到党组织通知他转移。他先转移到长沙,后到上海。在长沙,他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与项英进行了长谈,他们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检讨了“二七”罢工斗争的经验教训。随后,项英离开长沙到达上海,他与林育南立即设立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驻沪办事处,揭露军阀残杀工人的真相,联合全国各界同胞继续同军阀作斗争。
  三、在“五卅”运动中
  “二七”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是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了低潮,“五卅”运动是中国工人运动新高潮的起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普遍地、自觉地、有组织的参加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项英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月罢工是“五卅”运动的前奏。中国工人对日本资本家的残酷虐待,积怨甚久,1925年2月,上海日本纱厂4万工人在“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下,一致举行罢工。中共中央决定因势利导,组织工人进行斗争,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当即决定组织西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回击日本资本家,并成立了以邓中夏、李立三、项英、刘华、杨之华等组成的罢工委员会,具体领导罢工,项英夜以继日地投入紧张繁忙的战斗,项英不顾风雪和同志们四处寻找罢工工人集合的合适场所,深入到工人进行宣传,反复和工人一起商讨向日本资本家提出的各项条件,在项英等组织发动下,9日下午,内外棉第五、七、八、十、十二厂9 000余名工人结对出厂,高呼“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到潭子湾沪西工友俱乐部前的空地上集会,宣布实行同盟总罢工。罢工烈火迅速蔓延,到18号,参加罢工的工厂达到了22个,工人近4万名,沉重打击了日本资本家,慑于中国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威力,不得不请求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被迫接受了工人代表提出的“不许无故打人、不许无故开除工人、厂方要按照工作量增加工资,发还储蓄金”等条件,罢工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日本资本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不仅未答应工人提出来的条件,反而变本加厉地打骂、开除工人,在工会代表交涉无用的情况下,中共上海地委组织内外面各纱厂一致行动,开展斗争,项英全力以赴,指导纱厂工会派代表到学校各团体宣传,组织数百工人到各处散发宣言、传单。30日,上海各校学生3 000余名,到租界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英国巡捕丧心病狂地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上海大学生13人,打伤数十人,逮捕50人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共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斗争扩展到各阶层人民中去,号召上海全市人民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斗争,31日,代表上海21万工人的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公开挂牌办公。总工会下设六个办事处,第四办事处主任是刘华,刘华因病,不久由项英接替。上海总工会成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宣布从6月1日起,实行全市总罢工。第二天,上海全市实行了罢工、罢课、罢市,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力量。
  四、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促进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为北伐军进驻武汉创造了条件,北伐军进占武汉也极大地鼓舞了武汉及全国的工农运动。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大好形势下,项英与林育南、李立三等奉命到汉,开展工人运动,1926年9月建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负责领导湖北、安徽、四川、河南等省的工人运动,在大革命的洪流中,项英与战友一起,为中国工人运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统一工会,指导工人阶级开展斗争
  1926年5月1日到2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从三次“劳大”到五次“劳大”,项英一直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指导各地工人运动。9月,项英返回湖北指导工人运动,他恢复了30多个工会组织,还建立了一批新的工会组织。为了统一武汉工人阶级的力量,9月14日,项英与许白昊主持召开武汉各工会代表会,决议将武汉工人代表会改为武汉总工会,1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建立,办事处主任为李立三,秘书长为刘少奇,项英为宣传部长。在他们的领导下,武汉工人运动进一步高涨,10月10日,湖北全省总工会正式成立,武汉工人阶级的队伍进一步团结和壮大起来,不仅产业工人,而且自邮务、印刷、银行职员直到店员手工业工人,都举行了罢工斗争。1926年10月至12月,湖北省总工会指导了150个工会以上的经济斗争,促进了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到1926年12月上旬,武汉基层工会组织发展到200多个,会员达30万人。
  2.出席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培训工人运动骨干
  为了把工人运动推向高潮,组织和检阅自己队伍,制定新形势下的斗争策略,1927年1月1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汉口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会工会320个,工会代表588人,会员30万,会上李立三作政治报告,刘少奇作组织报告和修改章程的报告,项英作职工运动报告,许白昊作经济争议问题报告,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到会讲演。项英作的职工运动报告,总结了中国工运的历史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二七”罢工的革命精神和湖北全省总工会成立以来武汉工人阶级为民众争自由、为民族争独立的革命热情,他指出,“湖北工人阶级是全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湖北工人阶级应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指导下,团结农民、商人、知识分子、革命军人。为自身和民族的解放,共同进行斗争。”[2]38
  项英还非常重视培训工人运动骨干。项英在任汉口办事处宣传部长时,就开始筹办工人运动讲习所,湖北省总工会成立后,在武昌、汉口正式开办,1926年冬,第一期工人运动讲习所学员毕业后,又于1927年1月开办了工人运动讲习所速成班,开设《工会组织工作》、《工会经济问题》、《经济学浅说》、《社会主义浅说》、《中国民族运动史》、《工会应用文》、《三民主义》、《国民党农工政策》、《工人教育工作》、《中国国民党党史》等18门课程,学员毕业后,由省工会统一分往武汉各工会及附近县担任工人运动的领导,这些学员在各地发挥了骨干作用。
  参考文献:
  [1]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李良明.项英评传[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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