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整个意识形态还是旧的、传统的，脱离我们今天整个社会的现状和现实，包括社会矛盾本身的特点，意识形态讲一套话，现实生活是另外一种情况，这样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一定需要领导者或者执政者有一个足够的勇气，能够把我们历史中各种各样的东西总结起来，看到未来的前途，人类历史发展的总的走向是什么样。如果我们还是完全从过去的思维逻辑出发的话，我们永远走不出来。
几个月前高华先生走的时候，那时候我脑子里确实闪过一些念头，我当时想以大家对高华的那种怀念和对高华的那种尊敬，也许有一天我走的时候，也会有人来送我。当然我并不期望大家过来送我，但是没想到没过几个月之后，我站在这和大家谈我的书，这真是没有想到的事情。我这里首先要做一个声明，其实本来选题也好，著作集也好，有的出版社早就跟我谈过，但是我一直没有同意。
今年之所以动这个念头，很大程度上我要感谢我的出版人，一直出了我几本书的汉唐阳光的尚红科先生，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明确跟我讲希望出我的著作集，他希望得到我的配合。其实我一开始是答应了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说实话是因为我太太的坚持，非要广西来出，所以这个事情我最后只好选择了广西师大社。首先我要向汉唐阳光尚红科表示歉意，我已经跟他当面道过歉了。跟广西师大的合作，这个书摆在这儿，说实话我心里还是蛮高兴蛮欣慰的，因为在我活着的时候出这样的书，不光对我，而且对所有我们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现当代史的学者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激励。包括跟刘瑞琳和她的那些年轻的团队一起共同合作这么长时间，我还是感受到他们很大的帮助，特别是感受到他们工作的那种热情，对质量的精益求精，所以在这里我也要特别的向广西社，向理想国，向他们的团队，向这些年轻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具体说到这个书，刚才李教授说是新书，我想特别强调，我想多数参加会的人大概都知道，这四本书不是新书，是已经出版的书，现在市场还在卖，把它们集中起来，实际上是为了出选集的目的，另外也确实可以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我的研究，我是从1982年大学毕业，然后一直开始做历史研究，我的志向是希望把中共历史重新写一遍。但是为了写这部历史，我从中共诞生之前，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从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等等这些方面入手，然后一步一步到今天为止差不多30年，经过这么长时间以后，我到现在也就刚研究到五十年代。换句话来说，我在2000年以后开始做建国以后的历史研究，建国之前历史的研究我基本上告一个段落了。换句话来说，我现在没有太多时间再去重新修订这些书，其实这些书里面有一些地方，特别是有个别的书还是值得修订的，因为后来出现很多很多新的资料。因为我有各种各样的研究兴趣，包括建国这种题目对我的吸引力非常大，所以我现在没有力量再重新修订这些书。他们提出来说要做这个选题的时候后来我同意了，我觉得也可以，干脆我把这个事情稍微做一个了结，下面全力以赴的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
尽最大努力还原历史真相
这样的一个话题，无论做怎样的总结，对于我们这些做中共历史或者做中国革命历史的学者来讲，应该说不是一个很轻松的话题，换句话来说，刚才李教授讲了，我们做中国现当代史，特别是现代史，早期，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有非常大的阻力的。我们基本上有两个阻力，一个阻力就是资料，在我八十年代的时候刚刚想从历史角度来研究中共历史的时候，那个时候资料几乎找不到，大多数的档案都不开放。我是机缘巧合，非常非常巧地因为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而且分配到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工作。
中共中央党校是那个时代少数几个可以保存中央内部文件的单位，同时党史研究编辑部又是可以随时接触到大量的各种各样关于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各种研究新成果的地方。所以我等于从两个方面受到了滋养，一个方面是我可以看到很多在其他单位，无论你在大学，无论在其他的社会科学院研究单位，你都看不到的那些内部资料。另外我可以在党史研究编辑部吸取相当多研究中共党史包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成果，他们的一些新的收获或者他们提出的观点。所以这两个方面帮助我在中共党史研究这条路上走下去，至今我还是很怀念中共中央党校那段生活，尽管那段时间只有五年，但是那段时间对我的中共党史研究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我要重写中共历史，重写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认为传统的或者官方的说法有太多太多的片面性，不能比较完整的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尽管我的研究到今天为止我不认为这四本书就已经很好的回答了，或者很全面的回答了我们今天大家想要了解的很多问题，但是我相信我的四本书或者我对历史的这种解读和官方，和我们今天流行的这种传统的看法有非常大的区别。这个区别按道理不是一个观点的问题，我从来不试图在观点上和传统、正统的党史说法进行正面的讨论。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历史学者，假如我把自己定位为历史学者，把中共党史定位为历史研究科目的话，我们最主要的任务第一是“还原”，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来还原历史的真相，如果我们看到的只是片面的历史，无论我们从哪一个立场、从哪一个角度，从哪一种党派、哪一种民族国家，而忽视另一方面或者更多层面的历史，我们都很难真正了解历史发生的具体情况或者真实的情况。
另外一方面从我个人来讲，我自己最根本性的初衷，我希望能够了解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那样一系列各种各样的事件，包括中国为什么会走向革命，为什么会是这样革命，为什么中国有两个革命党，最终还会大家选择不同的道路，最终会有一个失败，有一个成功，为什么有一个成功？为什么有一个失败？这里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生活在当代，生活在今天，我非常关心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是怎么来的，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一切，我们所面临的这一切，无论成功的地方，无论失败的地方，无论问题的地方还是其他各种各样大家关心的问题、现实，所有这些状况到底是怎么来的。要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先回到历史当中去，要了解历史是怎么走来的。 同时，我还要想办法尽可能的用自己的努力，用大量的史料来分析、讨论历史是怎么发生的。由于我们非常清楚今天我们的国家或者我们制度本身，假如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考虑讨论这些问题，从制度层面考虑这些问题，我们知道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历史的、外部的、内部的原因，所有这些原因如果没有一个深入的讨论，我们没有办法回答今天当下所存在或者所发生的包括我们今后可能会存在和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希望能够从现实关怀出发，能够回答一些现实当中大家关心，包括我自己希望能够了解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做的这个努力，在这里我已经把革命史的这一部分呈现给大家，这一部分的研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完整或者说都不全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我的书的讨论基本还集中在精英政治，集中在上层，而不是集中在下层，或者说我对下层的照顾是不够的，还有很多下层研究才能深入地回答今天或者后来共产党、国民党谁胜谁败的根本原因，这些原因没有讨论到。
这次本来请了裴宜理和陈永发教授来，我特别希望跟他们的讨论对话当中，听听他们对下层社会的革命因素的高见。裴宜理教授写好几本书都是社会下层，包括讲华北农村问题、上海工人问题、安源矿工问题，她从政治学出发，做历史研究，但是非常遗憾，她昨天晚上在机场等了三个小时，但是飞机最后取消了。很有幸陈永发教授今天来了，他的最早的一部书，用他的话说叫《干革命》，英文叫《Making Revolution》，当年他的导师范力沛到北京的时候特别跟我推荐他的这位学生，我们很有幸后来认识了，也特别高兴，虽然他那本书已经是三十年前写的，但那本书开拓了西方学界对中国做社会史研究的路径。他从比较宏大的角度但是深入到社会微观做了这样的一个讨论，今天上午我们还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
我这里最后要讲的一点是，我特别希望我的这种讨论只是基于历史的讨论，而且只是期望整个历史的真相得到呈现。我们站在今人的角度，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但我不希望用今天的价值观，用我们今天对事物好坏的评价方法来评价历史。我希望先把历史真相还原出来，然后我们尽可能的去了解它为什么会发生。所以我特别赞同陈寅恪关于同情之理解的说法。我希望我今后的建国史研究也能够按照这个方向、按照这个思路往下走。
当然我这里要特别讲，建国史研究远比革命史研究更困难。一是档案资料太多，很难驾驭，没有办法全都看到。第二，因为它的禁区远比革命史更多。我们今天发表类似的建国史方面的文章，或者看类似档案的时候，都会受到更多的局限和更多的束缚。希望今后的社会会随着我经历过的那样发展，包括我们的政治能够更开放。因为在三十年的研究过程中，我的最大体会就是，我们离那段历史越远，它的政治敏感度就越低。所以我希望我能活的稍微长一点，那样建国史的研究也可能变得更开放一点。
众人谈《杨奎松著作集：革命》
王奇生（北大历史系）：我是杨奎松教授的老粉丝，为什么说老粉丝？我年龄比较老一点。还有一点，我成为他粉丝的时间比较早。我们认识也是非常长的时间，那时候还没有粉丝的词，但是我已经是他铁杆粉丝。今天大家谈了很多我不来重复，但是我谈一点，这套书，我那天跟他讲，你为什么只出这四本，我说应该把另外一本加进去，那就是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他说也考虑过。他刚才介绍的时候把自己的研究分成两个时段，2000年之前研究革命史，2000年开始研究建国史。可见他划分为两个时段，两个范畴，他认为49年以前是革命史，49年以后是建国史。但是这点我跟他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49年以后一直到文革结束都是革命史。所以我认为他的“革命”四书应该成为“革命”五经。但是他现在不到60岁，到70岁的时候我希望他能拿出来“革命”四书加“革命”五经。
王海光（中央党校）：奎松从中央党校的门出来的，但是他在中央党校的时候我们两个并不熟，他走了以后我倒是听说他的一些事。有些老先生说，杨奎松做学问挺怪，和我们做的不一样，不是那个路子。在那个时期，刚才奎松讲了他为什么要走开，我就想着这也是一个原因。在一个党史的路数中间怎么能跳出来，跟传统的党史进行分离，把一个宣教之学拉入到历史的学科之学，在这上面奎松给我们作出一个榜样。我觉得奎松这几本书当然是他的代表作，其中有几本我还是认真阅读过，《“中间地带”的中国革命》我还做了很大的书评，好像有三万字。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很难得，难得在做学问的心上。大家都知道在这一段时间，从学的路子并不是太顺利，特别是做党史更不顺利。从党史出来的人转过来做别的学科，做政治学也好，做社会学也好，做其他学科也好，很多都是从党史出来的。但是党史出来做别的学科很有成绩，唯独党史做起来很难。这个难一个是资料的缺乏，再一个能够坚守这块清苦之地也很不容易，他面临着你要和传统的一些成见旧说进行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具有政治上的危险性，还面临你发表东西很困难，还面临你得到材料很困难。所以我觉得奎松这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我们在圈里，在这个行道当中做的这些人知道能做出这些成就是多么难、多么不容易。我就是给奎松兄是祝贺。这一个阶段性成果，希望把下面五经再做好。
王巍：我是一个商人，所以从门外汉的角度来谈。高华和杨奎松的书我都读了，十年前读高华，这几年读杨奎松。非常感触两点，第一，目前中国大部分书在灌输意识形态，制造民愚，甚至调动民愚，你们在启发民智，所以我感谢你们。第二，这么多年中国关于历史方面，包括意识形态等其他领域，太多的煽情、口号、空洞的东西，你们的东西重视证据，平和讨论，从这一点我对你们表示感谢。
周志兴（共识网）：首先祝贺奎松出了这么大部头的书，今天在这我很惊讶，有这么多年轻读者参加这样一个活动，因为这个院子，我从75年到80年在这个院子工作，那时候也是很多年轻人，但是那时候我们学不到这些东西。奎松这几本书，奎松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肯定是由于他非常的努力、非常的刻苦，而且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研究办法。按说奎松走过的路子我都走过，中央档案馆也是我以前经常去的地方，但是我后来知难而退，我觉得我做不了这活。这活还是得像杨奎松先生、杨天石、雷颐、马勇他们做的事。 今天有这么多年轻人在这儿，我觉得中国有希望。我希望所有的年轻人能够关心党史，这是第一。第二，希望大家能够向奎松学习，钻研刻苦，把中国历史搞清楚，把中国的未来搞上去。
高全喜：我不是历史学家，也没有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但是杨奎松教授这套书的出版我要为他祝贺。刚才大家对杨奎松教授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的贡献，他这些著作的学术成就，大家都已经评价很多，我根据雷颐教授的评论谈两点自己的感想。第一，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或者一个历史著作，展现历史的真实，把一段历史的真实故事描述出来，本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这是作为历史学家、作为学术界应该提供的一个正常的作品。但是我感觉在中国百年历史中，尤其是革命历史中，尤其是共产党革命历史中，要看到真实的历史是什么太难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奎松教授的一系列作品令人敬佩的就在于他展示了这样一个真实，中国历史，尤其共产党的历史，这六十年到底真实状况是什么。
刚才谈到杨奎松教授最主要的贡献是真实的历史，我还稍微有一点不太赞同，我读他的著作，我觉得能够在现在这个社会，在这个情况下，能够展示历史的真实必有一种价值的担当，如果没有价值的担当就不可能呈现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他背后有一套他自己的理论，有一套历史观，有一套他对历史的善恶、真假的基本判断，有一套中国百年历史演变的自己的逻辑的认识。这一点来说，他不单纯是历史学家。
如果历史学家把真实呈现出来，我觉得很高明，但是我不一定很敬佩。但是他在呈现历史的时候，灌输他对历史的真理或者历史内在正义性把握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历史学家可能更加的让人敬佩。总的来说，我对杨奎松教授这套书表示祝贺，也非常钦佩。党史研究重心转回中国徐思彦：因为工作关系我在八十年代初认识了奎松，在座的我可能不是奎松最老的朋友，但也是比较老的朋友之一。关于奎松在学术上的贡献，这四本书的学术价值，刚才永发院士、杨先生、雷颐研究员都已经做了很深刻的阐述，我不再重复。
我想特别强调两点，一个是奎松的勤奋，一个是他的坚持。关于勤奋，今天的成就一定是他非常刻苦、努力的结果，大家无论怎么想象都不过分，他每天都在研究，每天都在写东西，从来没有停止过。关于他的坚持，我要特别强调。他的研究有很多是做颠覆性的研究，这种研究可能会引起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各种目的的不满，他也遇到过不同的风浪。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在坚持做，从来没有动摇过，也没有停止过，这种坚持的精神也是他取得成就的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所有有志于做这些研究的年轻朋友都应该学习。最后我也是特别祝贺奎松这四本书的出版，也向广西师大出版社表示敬意。
程明霞（哈佛商业评论记者）：我之前听到经济学家的说法，中国改革走到这一步进入一个死胡同，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能做的已经很有限，下一步需要的是历史学家发挥作用。不知道杨奎松老师和其他几位历史学家，你们研究中共成功之道以后，不知道怎么看待中国下一步发展。
后记
杨奎松“革命四书”
杨奎松：1953年10月生于北京，1969年随父去湖北襄樊“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入北京第二机床厂当工人，1976年因天安门事件入狱，1977年平反出狱，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2年毕业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编辑，1987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讲师，1990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助研、副研、研究员、正副室主任；2001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2003年任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史，著有《中间地带的革命》；《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开卷有疑》；《西安事变新探》；《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内战与危机》（《中国近代通史》卷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等专著十余种，并在中国大陆及海外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上百篇研究论文。
“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学者李泽厚曾如是概括。近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理想国”品牌隆重推出《杨奎松著作集：革命》一书。它以“革命”为主题，将中国现当代史研究领域的重量级学者杨奎松的四部经典著作合而为一，以精装套封配以珍贵插图的形式推出。出版方在京举行“革命四书”发布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台湾“中研院”院士陈永发、中国社科院近代所研究员雷颐等海内外著名学者与会。
杨奎松现为北大历史系教授、华东师大特聘教授，其“革命四书”包括《“中间地带”的革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和《西安事变新探》。这四本专著，前两部着眼于中国革命的内外关系及其相互作用与影响，《“中间地带”的革命》是对中国革命由来及其成功经过的全景式论述，《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是对苏俄作用下中共领袖曲折成长经历的细致剖析。后两部着眼于中国现代史中，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自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分合纠结、力量消长的互动经过。《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以1949年以前长期居于革命主导地位甚至是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与政策变迁为考察对象，是对两党关系变化的全程解读；《西安事变新探》则是对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这一重大事件背后中共、苏联与蒋介石、张学良四方复杂关系的一种细致入微的描述。
在题为《直面中国的革命》的总序中，杨奎松指出：“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革命，不是要探讨其应否的问题，而是要还原其史实真相，考察变化逻辑，揭示其内在的种种因果关系。”他最后说：“所谓败者自败，成者天成，理也，势也，命也。”
76岁高龄的前辈学者杨天石专程从内蒙古的一个学术考察现场赶回北京，参加“革命四书”的发布会，他对杨奎松治学的勤奋、严谨给予了充分肯定，也呼吁相关机构依法、及时公开有关历史档案。
哈佛大学亨利·罗索夫斯基政治学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认为：“用国际视野来考察中国革命和早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放眼海内外没有学者比杨奎松做得更出色了。通过发掘中国大陆、台湾、美国和俄罗斯的大量档案资料，杨奎松教授以缜密的研究，对从西安事变到中苏关系破裂等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深刻见解。杨教授的每本书都是原创性研究与分析的杰出典范。”
台湾“中研院”院士陈永发撰文说：“我一直在想，中国革命史这个领域在今天世界面临经济危机之际特别重要，当下中国，改变了‘阶级斗争治国路线’以后，竟然在短短30年内由‘只能和赫鲁晓夫勉强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分庭抗礼’的国家，锐变为以美国为首资本主义新世界体系里可以呼风唤雨的第二大经济体和军事体。处此关键时刻，想要再次思考中国何去何从的老问题，正迫切需要对中共革命史有实事求是和十分深入的理解。杨奎松是目前研究1949年以前中国革命史最有成就的学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独具慧眼，将其四部旧作汇为一帙，以飨广大读者，我想这选择得正是时候。”（据经济观察网、《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