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长年的旅行者，一年中有一大半时间在路上，因此家里不订报刊杂志，订了也没法看。说来惭愧，我读的报纸大多是机场、码头随买随丢的那些刑侦破案读物。选择的标准有两条，一是材料必须出自于正规的司法机关，二是必须真人真事，如实报道，不能有文学描写。一般所谓的“法制文学”，我还来不及去看。
读这些刑侦报道，原来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后来几乎成了习惯。也曾自警是否阅读品位下坠，但仔细一想又觉得未必。历来我接触最多的是文艺作品，而当今许多文艺作品的通病是虚假而又令人厌倦；这些刑案报道正恰相反，既真实又有吸引力。这种巨大的逆反带给我一种兴奋，有时甚至还想推荐给文化界的朋友也屈尊读几篇。
当然，我读这些报道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在这些充满暴力和血腥的字里行间，我看到的不是一个与普通的人日常生活相隔绝的怪异世界，而是处处与我们的身边相连。刑案是生活的极端状态，而极端状态总会集中社会神经的末梢，关及正常部位的痛痒，具有不少思考价值。
你看手边正好有一份法制文摘，刊登了1979年8月1日在湖北省破获的一起绑票杀人案，读起来就很有意思。
这起绑票杀人案其实早在8年前就发生了，侦查了很久没有结果，基本上已成了一个旧年悬案，搁置在那里。去年，一位名叫吴忠义的刑侦专家随手翻阅旧案卷，偶然地发现案卷中保留着一张绑匪写的纸条。他先匆匆瞟一眼，突然若有所思。很快，他决定重新侦查此案，而侦查的范围，划定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间。
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纸条给了刑侦专家一个重新判断的机会?
那张纸条上其实只写了19个字，6个标点符号。其文曰：
过桥，顺墙根，向右，见一亭，亭边一倒凳，其下有信。
写这张纸条的罪犯在向受害者的家属指点藏信的所在，他竭力想把句子缩倒最短，减少信号量，但他忘了，文字越简缩越能显现一个人的文化功底。
请看这19个字，罪犯为了把藏信的地点说清楚，不用东西南北、几步几米的一般定位法，而是用动词来一路指引，这在修辞上显然是极聪明的选择。四个指引词“过、顺、向、见”，准确而不重复，简直难于删改。特别是那个“见”字，用在此处，连一般精通文字的写作人也不容易办到。多数会写成“有”，但只有用“见”，才能保持住被指引者的主观视角。更有趣的是，这个句子读起来既有节奏又有音韵，在两个“二三”结构的重复后接一个“五四”结构，每个结构末尾都押韵，十分顺口。罪犯当然不会在这里故意卖弄文采，只能是长期读古文、写旧体诗的习惯的自然流露。如果他自己发觉了这种流露，一定会掩盖的，但他没有发觉。可见实在成了一种表述本能。时至今日，能有这般表述本能的人已经不多，因此侦查的范围可缩得很小
那地方有一所大学。很快破案，罪犯是一个大学教师。
谁揭发了他?文化。
高智商犯罪，早已屡不见鲜，监狱里关着大量聪明人，这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了。但对这个人，我们仍会沉思片刻。原因是他与“文化”这个概念牵扯得不明不白，使我们对“文化”也疑惑起来。
他的文化水平高吗?答案是肯定的，他是文化人吗?答案先是肯定的，后是犹豫的。犹豫的理由，是觉得“文化人”这个称呼似乎还应该有一些品德上的限定。但也只是“似乎”而已，实际上限定不到哪里去，因为既然已经承认他文化水平高，那么“文化”这个概念本身，显然没有这方面的限定。
这就是说，文化未必有太大的排恶功能。没有排恶功能的事情多得很，但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太宏大了，形象一大以为它什么都行，于是产生误会。一个人能写一笔漂亮的毛笔字，连不认识他的人也会猜测他通体文雅，一个孩子捧着一本书在读，做家长的便笑逐颜开；一个求职者取出一份学历证明，单位领导就频频点头，更奇怪的是，一个商人有点文化，就被称之为“儒商”，即使他极尽诈骗之能事也丢不掉这个招牌，相反，一个文化不高的商人哪怕再讲信用，人们仍然会从文化上轻视他。于是他们只能让自己的孩子去读贵族学校之类，只为一洗文化上的耻辱，至于品德人格，则就不管了。这一切已成为一种社会秩序和心理习惯，诱使更多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地去靠贴文化。在未必有排恶功能的地方出现如此拥挤的局面，非出事不可。
我不止一次听人们这样说：“那些年轻人做坏事，是因为缺少文化。”但是，文化在哪一点上，可以防止人们做坏事?有人解释道，文化可以使人读很多书，知道世上有很多好事足以效仿。那么事实早已反驳，天下最毒辣的阴谋、最凶险的恶念，也是通过文字来传达的，而传达的文字，很可能是典雅的文言文。
例如我们正在说的这个沦为绑匪的大学教师，他那堪称精雅的文词功能，与他的犯罪是否有根本的冲突?没有。至多与善良人的想象稍稍有一点不协调罢了。他完全可以吟咏着“无毒不丈夫”的句子，翻阅着一本本厚厚的权谋生存典籍，然后用流利的笔触写下心得，一有机会便小试身手。
我觉得在文化的问题上，我们中国人历来有一种一厢情愿的天真。不知被文字坑害了多少年，一见白纸黑字还是付给太多的信任。舞文弄墨的狡诈文化也见过不少，但一听到有人在炫示文史知识还是笑脸相迎。于是，越是见不得人的东西越往文化里钻，文化成了一个宽阔的掩体，一个洗手的金盆。连天下最残酷的社会动乱，也称之为“文化革命”，连明目张胆的诬陷和谋害，也名之日“文化论争”。这种现象也许可以回答人们百思不解的难题：我们拥有那么悠久的而丰厚的文化，为什么在一系列文明的常识上却需要从头启蒙?
我知道我已经把事情说得太大，再说下去这篇短文就难以结束了。回到绑匪的纸条，我只能说，文化揭发了他，他也揭发了文化。他揭发了文化什么呢?那就是：“文化”一词涉义太泛，极易藏垢纳污。我们现在至少应该让很多教师和家长明白，文化知识不等于文化素质，文化技能更不等于文化人格。离开了关爱人类的人格基座，文化人便是无可无不可的一群，哪怕他们浑身书卷气，满头博士衔。
(摘自《资料卡片杂志》
2008年第1期)
真正的善良
闫 翔
一位神学教授为未来的牧师讲课。在讲到《圣经》里“乐善好施的撒马利亚人”这一段时，教授安排学生试讲。他要求每名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别的教室向其他人宣讲。在每次宣讲后，要在10O分钟之内赶到另一个教室继续宣讲。活动开始后，学生们都匆匆地在各个教室之间穿梭。每一名学生在教室之间来回赶的时候，都要经过一个走廊，走廊的尽头坐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是那位神学院教授故意安排在那里的。最后，全部试讲结束，教授对结果显然大为不满。因为，这些未来的牧师们没有一人停下来，给乞丐哪怕一点点表示，他们都从他身边走过，急着去向其他人宣讲爱和同情。
讲课结束时，教授说了如下一段话_“我饥肠辘辘时，你却成立一个人道主义俱乐部来讨论饥饿问题；我衣不蔽体时，你却大谈特谈我是否违反了道德规范；我无故被人打伤时，你却对犯罪率滔滔不绝，义愤填膺；我无家可归时，你却悠然走来，对我宣讲上帝庇护。你看来如此神圣，如此高尚，如此善良，可我为什么还是饿得发昏，冻得直哆嗦，感到孤苦无依呢?”
我们坐在咖啡屋里大谈人性的冷漠时，却不愿给近在咫尺的那个卖冰棍的老太一点帮助，因为喝咖啡比吃冰棍有品位；我们被虚构的煽情剧感动得热泪盈眶时，却对身边的苦难视而不见，因为，那显不出我的“小资”式的多愁善感。
一个人不慎掉进河里，岸上的人急得大喊大叫，有大骂河边没有防护措施的，有抱怨没有救生员的，有告诉落水者怎么保持身体不下沉的，有迅速拍照准备送给报社的，有以此为生动教材教育孩子的。一个年轻人一声不吭，迅速在附近找到一根长鱼竿下到水边费力地递给在水里无望挣扎的人，那个人得救了。这个时候，递给他一根竹竿比教他游泳要现实得多。
真正的善良不是眼泪，而是伸过去的一双充满爱的手。
(摘自《甘肃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