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位美国农夫的来信》是美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中的地标性作品，贯穿着重农王义的人文精神和政治理想，强调了不断拓进的边疆对美国性格的影响，以及自耕农对于民主制度的基石作用，亦从重农主义的价值观表达列重商主义和奴隶制发展的担忧。他所发出的提问“何为美国人”成为美国文学发展中永恒的主题。
关键词：《一位美国农夫的来信》 克雷夫利尔 重农主义
1782年于伦敦出版的《一位美国农夫的来信》(Letters from an Amerzcan Farmer)，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貌似谦逊，实质自豪而激情地分析了美国特质的形成及其原因，开创了美同文学这类主题的先河。美国文学史家普遍认为，这部书信体作品在18世纪，是除寓兰克林的《自传》外最令人赏心悦目的一本书，书的作者是18世纪的梭罗。
作者克雷夫科尔(J.Hector sL John de Creveeoeul，1764-1813)与富兰克林、杰斐逊等政治家私交甚笃。他出生于法国诺曼底的贵族世家，在英国求学期间对北美洲产生浓厚兴趣。1754年，他以法同陆军中尉的身份到达加拿大，负责制图；1759年，他在参与魁北克之役后进人英属北美殖民地做测量工作；1764年，他成为纽约州公民，娶妻生子，定居橘县(Orange County)的“松山农场”(Pine Hill)。他的这本书信体作品即写于这座农场。在美国革命前夕，也许没有人能像这位法裔美国人那样如此熟悉整个法属和英属殖民地，以及遥远辽阔的荒野。正是通过与殖民地生活现实的漫长而亲密的接触，他才写出了这本名垂青史的著作。
该书采用18世纪很流行的书信体，由12封信组成，假借一位名叫詹姆士(James)的美国农夫答复一位英国绅士F.B.先生的一连串问题。这种体裁便于作者既能概述他的美国经验，又能对这些经历发表个人评论，渎来颇有优美的法国散文的风韵。詹姆士自称为美国的第三代移民，一个智力有限的诚实的自耕农，但为什么一个相比于当时欧洲崇尚贵族品味的文化风气来说相当粗俗的农夫，居然在西方思想史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以至影响整个世界对美国的认识?原因就在于克雷夫科尔以具体个案向西方传达了重农主义范式下的“美国性”――迥异于陈腐欧洲的美国独特性。
一、美国的重农主义传统
重农主义(Physiocraey)，也称作重农学派，起源于法国，是最早的、较为完整的经济理论，以1750年代至1770年代初的魁奈和杜尔戈为主要代表，是对之前偏重工商业的“科尔贝尔主义”(Colbertism)的反动。重农主义者捉…自然秩序的概念，认为一个国家所有财富的唯一来源是农业生产，其他经济活动，如制造业，被看作是利用农业产品的盈余部分，是盈余的农产品养活从事制造的工人。重农主义思想认为，每个人都有天赋的权利拥有土地，耕耘土地所花的劳动本身就是具有法律效用的地契；土地所有权不仅让一个农夫经济自立，而且给了他社会地位和尊严；在劳动过程中和自然的不断接触使他幸福而向善；政府应该致力于保护拥有土地的自耕农的利益等。
早在美国尚未独立的18世纪中期，国家决策者深受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在美国早期思想中形成一脉很明显的重农传统。富兰克林从1750年代开始就在其各类写作中表达有关农业型美国的看法。他在《关于民族财寓的立场的检查》(Positions to be Excmdned，ConcerningNational Wealth，1769)中曾做过如下表述：一个民族似乎有三种获得财富的方式。第一种是靠战争，就像罗马人劫掠被征服的邻国那样，这是抢劫；第二种是商业，而商业是一种欺骗；第三种是农业，这是唯一诚实的方式，人通过上帝创造的一种连续的奇迹真正地繁殖了他们播在地下的种子(Biglow，1888：376)。
在上地资源丰富，而工业发展尚处于萌芽期时，重农主义思想自然成为当时美国思想的主流。那时美国人口90％以上是农民，大多数是土地保有者，以传统方式处理地方事务，没有严重的贫富分化，没有严密的阶级组织(帕灵顿，2002：309)。因此早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延续了法国重农主义的观点，认为健康的美国经济是农业经济，即农业是I唯一的劳动生产方式，只有从农业中才可能获得法国重农主义所提出的琦产品或最终的劳动净值。
二、自耕农形象的理想化
克雷夫科尔的思想背景明显是法国重农主义的，既有土地平均主义的幻想，又有热烈的人文主义精神，他在“松山农场”的田园生活看来像重农主义的完美实例。《来信》最突出之处是对18世纪美国农业社会的理想化捕绘。在他写下这些信的时候，西部最远边地的狩猎者和冒险者正与印第安人作战，东部沿海城市通过贸易累积起巨额财富，由此产生的邪恶与奢侈让克雷夫科尔忧心忡忡。然而，不断向西开垦的千百万公顷的土地，及其耕耘其上的千百万自耕农，让他感到宽慰。通过这些信件，他传达出一个思想，认为在简单的农业礼会中，人们所拥有的一定量的地产给他们以安全感，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地位平等，由此产生维持社会稳定的强烈的道德意识。这种广泛的与人为善的道德意识既不可能在半野蛮的最远边疆的狩猎者中产生，也不可能在沿海的大城市中产生。随着作为国家主体的农业社会在北美不断西移，理想中的简朴、积善和知足的社会形态可以逐步普及。
作为重农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者，自由的自耕农被看作是每一个伟大民族的中坚，是真正财富的生产者，是崇高的独立的卫道士，是美国共和体制屹立之上的坚固磐石。在重农主义者看来，那些小土地所有者有着经济和道德层面的自立，对于被托付了选举重任的他们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Griswold，1946：657-68I)。以边疆西进为基础的农业社会的无限扩大，在克雷夫科尔看来是美国长期维持其共和政体的最可靠的保证。耕者有其田的小自耕农概念，在欧洲一直是乌托邦化的田同牧歌主题，但在克雷夫科尔的思想中却演化为民主政治的内核。他认为，美国实现了由自由行动、自…思想的自耕农组成的农业民主制度。在这里，人人拥有他自己的土地，捐税简单明了，政府对人民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St.John de Crevecoeur，1957：18)。
克雷夫科尔算得上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试图通过重农主义的经济观解释新形成的美国社会的特点。书中最长的信是题为“何谓美国人”(What is an American?)的第i封。这封信开启了迄今仍在谈论的“美国性”，抑或“美国本质”的问题。分析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美国社会和欧洲社会间的区别；第二，各地区美国人的差异；第三，欧洲移民向“美国人”转化的过程。
关于第一点，作者认为美国比欧洲更勤奋，更富有活力，因为每个人都在他自己的耕地上为自己工作。在欧洲，少数人骄奢淫逸，多数人一无所有；而在新世界，每个人都有适度的财产，保有自耕地，是他们所服从的政府的一员，是他们自己的法律的制定者，因此，在美国人人享有他应有的自由，美国社会是世界上最 完美的社会。
关于第二点，克雷夫科尔认为美国尽管没有欧洲那么多等级差别，但美国人之间也因为生存环境的不同存在区域差异。沿海的社会产生了有冒险进取精神的海员、商人和城市居民；内陆地区产生了像詹姆士这样的自耕农；接近蛮荒的新边疆产生了目无法纪的半野蛮的人，但是这些不见容于社会的“半野蛮人”为美国的自耕农开辟了道路，在他们的初步开发之后，道德高尚的自耕农们建立了安定的农业社会。
关于第三点，克雷夫科尔详细分析了欧洲人成为美国人的各项心理变化。在他看来，欧洲人转变为美国人的关键在于美国所给予的“第二次机会”，这正是美国神话的中心所在。“新”这个词在第三封信中出现达17次之多，伴随“新”字出现的还有“变形”“再生”和“复活”。需要注意的是，产生与“新”相关的这些变化的物质基础是新世界向欧洲移民预示的土地资源。对于早期赴美的移民来说，离开拥挤的、等级森严的、没有任何改变现状可能性的欧洲，来到新大陆首先意味着拥有一块在欧洲不可能拥有的土地，这是欧洲大量失地的自耕农或农奴们的梦想。在获得土地和拥有了维持生存的物质基础之后，他们才可能去追求在旧大陆不可能拥有的政治和宗教梦想，因此可以说美国梦的物质根源就是“土地”，这是美国由东海岸不断向西拓进的动力所在。因此，欧洲移民在美国的“再生”也是重农主义意义上的“再生”，只是带有了更多的清教主义的工作理念：
欢迎到我们的海岸来，苦难的欧洲人；当你看到我的青绿的田野，航运畅通的河流，葱翠的山峦时，祝福那个时刻吧!你若工作，我给你面包；你若诚实、清醒、努力，我给你更大的报酬――安定和独立。我给你田地、衣食，我给你安逸的家，让你在炉边讲给孩子们听，你是如何发达起来的；我给你一张可以酣睡其上的床。此外，我还给你一个自由的人享受的豁免权。去吧，去工作，去耕耘!你会富裕起来，只要你公正、勤劳和感恩。(St.John de CrSvecoeur，1957：63)
这里典型地体现了清教思想对勤奋劳动的强调。为了说明这种劳动与回报的关系，他在这封信的结尾举了一个勤劳致富的实例。苏格兰人安德鲁(Andrew)到达宾夕法尼亚的时候身无分文，在边疆置了土地，数年之后他就拥有一所房子、六头牛、两匹马、许多工具、日常生活用品、食品，共值640元。这足以证明，有了土地和自由，只要勤奋耕耘，头脑清醒，必然会有丰厚的回报。安德鲁的故事是重农主义的人文精神的经典再现。
然而，尽管克雷夫科尔在前八封信中探讨了美同优于欧洲的独特之处，他在第九封信中却忧心忡忡地描绘了卡罗莱纳的查尔斯城(Charles-Town)，这是一个受蓄奴的庄园主、律师和商人控制的尔虞我诈的社会，一个与重农主义理想偏离的社会。在詹姆斯所生活的纽约州的农业社会中没有律师，相比之下，查尔斯城则有一大批律师，这说明查尔斯城人与人之间激烈的利益之争。在詹姆斯看来，这座城市尽管非常富有，却是美国理想的颠倒和迷失，奴隶制度使多数人受难，是人性的退化。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克雷夫科尔并没有将美国看成西方传说中的世外桃源(Arcadia)，他很清楚人性的弱点。他所寻求的善良生活，那种他在“松山农场”所过的理想的自耕农生活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面是不平等、专横的欧洲社会，一面是美国边疆那种混乱无序的社会。自耕农生活使人接受自然的良好影响，同时与过度文明的堕落保持适度的距离。在这中问的位置，人们可以过有秩序的生活，人性中善的一而可以得到发展。这样的社会无法在欧洲建立，只能在美国有实现的可能，至少在克雷夫科尔的时代有这种可能。然而，这种“居中”理想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工业的发展，最终使美国社会跨越农业社会，向所谓的“过度文明”倾斜。
三、《一位美国农夫的来信》的影响
克雷夫科尔崇拜卢梭，他在美国社会里找到启蒙运动的重农主义者希望实现的梦想――快活的农夫之国，接近慈祥的自然，在平等的社会里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至少在最早的五封信里，他的美国画像是理想化和富有诗意的，是上帝的应许之地，是第一代移民的美国梦的内容。这些书信在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在于，它同富兰克林的《自传》、杰斐逊的《弗吉尼亚纪事》等，都是早期表现国家意识的作品，成为美国思想和文学传统的源头。
克雷夫科尔所开创的“自我分析”不久成为美国文学的一项重要的写作主题。他第一个提出“何谓美国人?”在他之后，欧洲的托克维尔、狄更斯、特罗洛普夫人等人，以及一大批观察者都以局外人的身份提…了这两个问题。克雷夫科尔是从美国内部发问的，他的答复是美国化的。在他之后，美国作家诸如爱默生、惠特曼、梭罗、马克吐温和福克纳等人，20世纪后期的少数族裔作家如詹姆士-鲍德温、托尼・莫里森、汤亭亭等人，也都试图对此做出解答。甚至可以说，整个美国文学就是为了寻找农夫詹姆士提出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现实中的美国与理想中的美国之间永远存在差距――怀疑与信任，信心与幻灭时刻存在着。二者之间的张力一开始就形成了美国作品的特质。在克雷夫科尔时代如此，今天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