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明的天空，竟借张岱的一则性灵小品作了象征性的描述。因其字数不多，抄录于此：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住湖心亭看雪。雾凇沆荡，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天空是崇祯五年十二月西湖的天空：“雾凇沆荡，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人是生于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一五九七）卒于清康熙十七年（公元一六七九）活了八十二岁可称得上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典型的张宗子。景是西湖大雪的“萧瑟”、“冷酷”与“荒寒”。情是到了“极无烟火处”的“落寞”与“感伤”。理则是人在自然强力面前的微不足道：“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我想，这“天空”、这“情”、这“景”、这“理”决不限于崇祯一朝，决不限于西湖一地，也决不限于张岱一人，它应当是整个晚明，甚至是整个大明王朝的象征：冷气森森，寒意逼人。“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这是鲁迅先生对这个嗜杀成性蔑视生命的王朝的高度概括。不幸的是，为漫长的专制暗夜带来第一束微光的黄宗羲就生长在这样一个朝代。
二
公元一六一○年八月八日，明万历三十八年，在浙江余姚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家，一个两额上分别长有一黑一红两颗胎痣的男婴降生了。这带有“日月双痣”、预示着将有非凡前程的男婴就是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黄宗羲。
还有值得我们记住的一件是，他与大明王朝的末世之君崇祯帝同庚。在明王朝的十七个皇帝当中，万历皇帝还算是比较“仁慈”的，但他却有一个其他皇帝所没有的特点：“罢早朝”。自“万历十五年”始至“万历四十八年”终，“从此君王不早朝”。他把自己“囚禁”深宫，一囚就是三十三年，抽大烟，睡大觉，抽了睡，睡了抽，这就是万历皇帝的“日常工作”。这种破天荒的“无为而治”恐怕该上吉尼斯大全了。
公元一六一六年，万历四十三年，黄宗羲七岁，父亲黄尊素始中进士。从此，这个世代书香的平民家庭便彻底改变了身份，跨入了大明帝国的统治阶层。常年跟随父亲，被书香熏染出来的黄宗羲从小也养成了嗜读的习惯，祖父、父亲的开明、正直、颇多忧患都给年轻的黄宗羲以莫大的影响。
黄宗羲喜欢看稗官野史之类的书籍，每每在完成额定的功课之后，他便偷偷地搜寻一些演义小说之类的书去看。他在晚年回忆母亲时说：“宗羲此时年十四，课程既毕，窃买演义，如《三国》、《残唐》之类数十册，藏之帐中，俟父母熟睡，则发火观之。”母亲为儿子的前程担心，告诉了父亲，没有料到的是父亲非常开明：“禁之则伤其迈往之气，姑以诱其聪明也。”父亲的意思是：强行禁止他读小说，会损伤他的求知欲，不如以此来启发他的智慧。
黄尊素是明末东林党的重要人物。东林党杨涟、左光斗等领袖人物常常到黄尊素家开会，共议时局，商讨对付阉党的办法，每每谈至深夜不止。为了不致走漏风声，黄尊素总是屏退家人，单单把黄宗羲留下。
在晚上那摇曳的灯光里，在父亲那为国势日衰而流下的泪光里，在东林党人那群情激昂的义愤里，黄宗羲养成了他那多情善感、善恶分明、疾恶如仇的性格。
公元一六二五年，明天启五年，阉党终于找了个借口将黄尊素革职为民，放回原籍；放回原籍对黄家来说也只不过是重又回到当年的生活，没有什么要紧的，可恨的是阉党的步步紧逼。一六二六年三月，大祸终于降临到黄家。阉党利用走卒李实伪造证据，诬告黄尊素谋反，将他押解京城。刚刚十七岁的黄宗羲与父亲的好友、当世大儒刘宗周一道送父亲到常州，父子俩似乎都意识到了这次的分别非同寻常的意味，四目相对，泪眼朦胧。黄尊素抵制着撕心裂肺的痛苦，再三叮嘱黄宗羲做好三件事：第一，一定要认真读书，尤其要认真钻研历史书籍，这样才能借以了解古今治乱的情况。第二，要拜刘宗周为师，学习为学为人之道。第三，京城凶险，在他羁押牢狱期间不要去京城探望，以免阉党构陷。黄宗羲眼含热泪，强忍悲痛一一答应下了。
常州一别，真的就成了永诀。黄尊素在经受了长时间的折磨之后被魏中贤的爪牙处死，年仅四十三岁。噩耗传来，合家痛哭。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祖父在黄宗羲经常出入的书房的门楣上写下了这样几个大字：“尔忘勾践杀尔父乎？”这是吴王夫差卧薪尝胆时的名言。作为顶梁柱的黄宗羲强忍悲痛，发誓要雪耻锄奸。
时间并未让黄宗羲等得太久。
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年），熹宗死，思宗立。思宗就是那个倒霉的年号为崇祯的末代皇帝朱由检。
崇祯元年，十九岁的黄宗羲带上诉状，袖藏铁锥，只身起程，赴京申冤。也想有一番作为的崇祯帝顺应民心，将阉党罢官革职，将东林党平反昭雪。这仍然不能满足黄宗羲复仇的决心，他上书崇祯帝，在感激皇恩浩荡的同时要求“立斩凶手、以慰忠魂。”崇祯帝为其言辞所感，传旨刑部，从速审问。五月，刑部会审阉党余孽许显纯、崔应元。黄宗羲袖藏铁锥，上堂作证。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他锥刺许显纯，致其鲜血淋漓；痛打崔应元，将其胡须拔光。
家仇复完之后，黄宗羲联合东林党诸子弟，在诏狱门前设祭祭奠父辈们的在天之灵。黄宗羲宣读祭文时声泪俱下，引动京城百姓哭声震天。
秋天，黄宗羲扶灵枢送父还乡归葬。同时拜刘宗周为师。
血性、血气、刚烈、刚强。刚届成年的黄宗羲其所作所为与传统的中国书生已大不一样了。更大的不一样还在后头。
三
走一般士子的科举之路对黄宗羲来说是勉为其难的，因为他本来就对科举抱有很深的成见，用全祖望的话说就是“愤科举之学，固人生平。”用黄宗羲自己的话说就是“自万历至崇祯，举世陷入场屋，缙绅之为读书种子绝。”
在参加了两次科举考试都失利之后，黄宗羲毅然告别了科举，做一个真正的“读书种子”，走真正属于自己的读书之路。探询黄宗羲成长为一个世界级思想家的缘由，不能不探询他的读书之路，探询他的读书之路不能不关注他的书斋――“续抄堂。”
遵照父亲的遗训，他首先潜心史学。为此，他将藏书分门别类一一细读，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便遍览了家中所有藏书，尤其是卷帙浩繁的《二十一史》和《明十三朝实录》。与此同时，他还旁涉六经，天文、地理、历法、数学、佛学、音乐等多方面的书籍。阅尽家中藏书之后，他开始踏上了访书的旅程。他的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遍访了藏书之家。借阅别人的书籍毕竟不同于自家的藏书，可以随时随地阅览，于是他便抄书。他常常叫童仆傍晚把书借回，连夜抄写，次日归还另借。为读书、抄书的方便，他在自己住房附近另筑一室，命名“续抄堂”，意思是要把借书、抄书和读书的习惯连续不断地坚持下去。
关于他的借书、抄书，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有比较全面的记载：
“愤科举之学，固人生平，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抄之于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降云楼钱氏，穷年搜讨。游屐所至，遍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
除全祖望列举的那些藏书家外，黄宗羲还到过宁波的天一阁和昆山的传是楼。
踏上宁波天一阁楼梯的时候，他已经是六十四岁高龄了。
就这样，他一抄就是近七十年。访书、读书、抄书、著书，书，贯穿了他的一生。
读书使他结识了当世的名师硕儒，开阔了视野。
读书使他培养了自己自由和独立地思考世界的精神品格。
读书使他彻底认清了自己所处的世界，使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人格得以觉醒。从而为他作为 中国第一启蒙思想家奠定了基础。
然而，仅有博览群书是不够的，成就一个思想家的前提条件决不止这些。
四
公元一六四四年，农历甲申年，被称为“天崩地解”时代终于来临。这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民族的、阶级的矛盾交织错杂的结果，是一切矛盾的总爆发。在很短的时间内，北京城三易其主，先是大明王朝的都城所在，次是大顺政权的临时办公地，再次是满清王朝的正式定鼎地。一时间，华夏大地，大顺、大西、南明、满清四股政治力量彼此征伐，展开了铁血般的角逐，中国历史再一次地陷入了空前的浩劫。
这一年，黄宗羲三十五岁。正当创造力旺盛的中年，也正是其思想走向成熟的中年。从十九岁就开始了对同一朝廷内部的阉党的斗争，直到后来参加了复社，继续同阉党余孽进行斗争，长期的政治历练使他更清楚地看透了这个王朝的本质，急转直下的形势使他还没有来得及对农民军的造反做出反应，就迅速地投身于反清复明的斗争中去了。首先，他要为失去的故国而战，为失去的民族尊严而战。从此，他转入了八年的抗清斗争时期。
八年的抗清斗争使他更加看清了他所熟识的本阶级的腐朽透顶，看清了满清王朝统治全国的必然。
黄宗羲太长寿了，他一直活了八十六岁，在中国，寿则多辱，他看到了很多他实在不愿意看到而又不能不看到的一切，他陷入了一种认识的困境，陷入了一种历史的尴尬。他必须为他那些早亡的同道们承担这份尴尬，付出人格尊严、道德气节上的代价。
我曾在一篇散文中说过：“夷夏之辩”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大关目，每当改朝换代的时候，中国的士子们就要经历一次熬煎，尤其是在被异族代之的时候，这种熬煎就格外痛切。在这里，在明清鼎革时期，“夷夏之辩”再一次地被提上了历史的日程。与以往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坚持“夷夏之辩”的中国儒生们遭遇到了更大的困境。“我大明”是“夏”，是拥有高级文明的部族，是理所当然的主宰，哪怕“人主”是白痴、是吸毒犯、是混账王八蛋。“满清”是“夷”，是没有任何文明的野蛮部落，是没有任何资格问鼎中原的部族，更不屑说“履至尊而治六合”了，即便你是英明勇武。困境在于，拥有高级文明的“我大明”缘何亡国了呢？没有任何文明可言的野蛮部族又缘何那么势如破竹呢？更大的困境在于我们所效忠的对象到底是什么？是一姓一氏的王朝？是一时一地的国家？还是全民族生存的天下？还是源远流长的文化？到底值不值？被“我大明”的“暴政”虐待了近三百年，它的灭亡应该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为什么还要痛哭？还要为他守节？你的眼泪该为谁流？最大的困境是被你所命定为野蛮的部族在刀剑入库马放南山之后回过头来与你一起共同建设被你视若生命遭到毁坏的“文明”的时候，你该如何应对？当你的仇敌向你暗送秋波挥舞橄榄枝的时候你该如何回应？
明末清初的三大学者都对“夷夏之辩”发表了自己的独到的看法。较之王夫之的“决绝”、顾炎武的“平稳”，黄宗羲则显得“通达”。然而，有谁知道，为了这份“通达”，黄宗羲经受了怎样的熬煎和尴尬？以至于直到今天还有学者在做着“黄宗羲是否‘变节’了”的考证。
从金戈铁马九死一生般的血火抗争到一步步承认新的政治秩序的合法，该怎样评价黄宗羲晚年的这种变化？
我想，我们应该比黄宗羲还要“通达”。用宽容、超拔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人物的历史选择。因为这里有一条底线，黄宗羲毕竟不是那种没有任何操守，见风就使舵的投机分子。脱离历史语境的高调逼人无异于问一个遭受强暴的女孩子“你为什么不自杀？”
没有办法，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几乎成为铁律。
五
蚌病成珠。
历史给予黄宗羲漫长人生的熬煎和尴尬，黄宗羲还报历史的则是泽被千秋的文化长城。
据黄宗羲研究家吴光先生统计，黄宗羲著作总数为一百一十一种，一千三百多卷，其中十多种近千卷是他编选的宋、元、明人著作的汇集。现在尚存的，计有五十四种，一千一百七十卷，其中属于黄宗羲本人撰著的有四十四种，二百卷。
在这座文化长城中，闪耀着的是黄宗羲作为一个思想家在黑暗重重的王国里那刺破黑幕的思想锋芒。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是贯穿《明夷待访录》全书的指导思想。在这部划时代的旷世巨著里，黄宗羲超越了对具体的某一君主的批判，上升到对维系整个封建秩序的君主制度的批判，从整个君主制度和政治建制上去寻找历代兴亡的内在原因，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观点。
石破天惊，把犀利的矛头直指一向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君土。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的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判，他是为理想而批判，在批判的同时，他也对未来作了自己的设计。从“设计的前提”到“国家的主体”到“君主的权力和义务”再到“分权制衡”、“作为政治后备力量的人才培养”一直到“法治建设”、“经济建设”和“军事建设”。黄宗羲的政治思想系统而全面。我想，其它不要，单单一部《明夷待访录》黄宗羲也够不朽的了。我们还应该注意，黄宗羲那一时代的思想家们的思想是在没有任何外来思想资源可供参考的情况下诞生的，事因难能，才觉可贵，事因原创，才显珍贵。因此，对黄宗羲，我不知道我们还能有什么理由再去求全责备。
不幸的是黄宗羲这种最为犀利的“批判武器”被“我大清”的帝王们一禁就是二百年，直到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的出现。
记得鲁迅先生在为白莽的《孩儿塔》所作的序言里曾经有这么一段话：“这是东方的微光，这是林中的响箭，这是冬末的嫩芽，这是进军的第一步，……这是真的声音，醒过来的血的蒸汽……”我想把这段话奉献于黄宗羲坟草青青的墓前，以此来纪念这位“在白色的天幕下”执著抗争的思想勇士。
“从今以后，万众仰慕的将不再是帝王的权杖，而是有思想的人物。”
但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