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迟子建是一个难以归类却又难以遗忘的作家，她不归顺于任何精神或主义，拒绝用某种精神去图解生活和作品，她只是“按直觉去反映我眼里的生活”。诞生于北国边地的她与其同乡前辈萧红一样有着越轨的笔致。在登上文坛之初，迟子建的确被频繁地与萧红联系起来论述。但是，尽管同样探寻生命的某种恒定的状态，迟子建的作品没有过多地延续萧红对人生的绝望的感受，而更多地致力于给人以云破天开的希望，因此是“忧伤而不绝望”的。
评价迟子建的作品，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温情”这个描述，因为“一支温度适宜的气温表常年挂在迟子建心中，”怡人的温度意味着不过火，迟子建在拿捏故事的悲喜情绪上始终保持着冷静，小说中很少使用大悲大喜的刺眼的亮色，情节设定上很少大起大落。她的作品从不缺乏人生的艰难困苦，但是她总能使我们在婉转的悲伤中感受到希望的静静流淌。
尼采说过，生命如同一条毯子，苦难之线和幸福之线在上面紧密交织，抽出其中一根就会破坏了整条毯子、整个生命。这就是迟子建“眼里的生活”。在她的小说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人性的善恶相交，命运的悲喜相随。迟子建为我们提供“温情”和希望的方式不是对顺境人生的一帆风顺的平铺直叙，而往往使用一种先悲后喜，大苦小乐的情节模式。她要给人们展现一场又一场挣脱悲剧的跋涉，人能够在这场与自身局限或世界压迫的战斗中看到超越悲剧的可能。艰难的跋涉并不能让人获得成果卓著的改善，相对于悲剧而言，幸福是渺小，却是坚定的，在悲剧的尽头是生活的勇者坦然的微笑。
一、挣脱悲剧的跋涉
1、《雾月牛栏》――继父的赎罪之路
迟子建“信奉温情的力量同时也就是批判的力量”，并且“法律永远战胜不了一个内心道德的约束力”，所以她在《雾月牛栏》里，用长达8年的内疚感惩罚宝坠继父的一时失手，并使之最终病弱离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惩罚并未解除，继父仍然惦记着宝坠的失忆痴傻，仍然无法唤回被自己错手打伤的宝坠的记忆。毫无疑问，继父并非一个彻头彻尾的恶人，并且正由于他并非道德上的恶人，在面对自己的恶行的时候，他备受自身道德的谴责。这种惩罚是来自于自身心灵的而非外部的，事实上，除了他自己以外，并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是宝坠致残的元凶。受害者宝坠始终无法逾越回忆的高墙，对曾经发生过的往事始终毫无印象。母亲对真实的一幕毫不知情，只是认为“丈夫善心肠，对原方的孩子这么好，是宝坠前世修来的福分。”但是，继父本质上的善使他无法从旁人的毫不知情中蒙混过关。在善的驱动下，继父走上了心灵赎罪之路，这是一条悲怆的路，为此他付出的是除了对宝坠无微不至的关怀，还有其他家庭成员的幸福和自己的生命。
在这场悲剧中，继父同时担任着审判者和被审判者的双重角色，他必须陷在审判和自我审判之中饱受煎熬。唯一能够结束这种内部审判的钥匙是宝坠的恢复记忆，重获新生。因此，继父给予了宝坠一切作为父亲能够给予的关爱，到了病入膏肓的时候，继父仍然把宝坠放在第一位，妻子张罗给他去大城市看病的钱，他“坚决不同意。说以后的钱都要攒着，留给宝坠治脑袋”。
然而，宝坠的痴傻丝毫没有因此而改善，命运继续用自责折磨这个本性善良的男人。作为家庭的核心，他的自责也赔上了其他家庭成员的快乐。亲生女儿的降生被他认为与宝坠的病有着微妙的联系，致使雪儿始终得不到父亲的足够关爱，与哥哥宝坠关系紧张。同时，由于他丧失了与女人亲热的能力，妻子逐渐变得脾气暴躁而不事修饰，也疏懒了对子女的照料。一个本该幸福的家庭就此陷入了混乱之中。
继父思虑成疾，最终赔上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赎罪者所能付出的最沉重的代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自己的罪过依然无法释怀。他用尽最后的力气，企图拔掉那如同“传说中狰狞的鬼的长而尖的利牙”，因为宝坠正是磕在这颗“牙”上变成弱智儿童的。他最后死在牛栏前，仿佛一个隐喻，暗示着内疚的无法结束。继父的赎罪之路随着死亡而终结，他看不到宝坠的恢复记忆，等不到命运的宽恕。这场跋涉是艰巨的，却让人满怀感动。
2、《逝川》――吉喜的宽恕之路
与《雾月牛栏》里继父的赎罪之路反向，吉喜的心灵苦旅是一段对失落爱情的宽恕之路。吉喜登场的时候已经七十八岁了，“干瘦而驼背”，岁月让这个曾经“丰腴挺拔有着高高鼻梁和鲜艳嘴唇的姑娘”侵蚀成一个“牙齿可怕地脱落了，牙床不再是鲜红色的，而是青紫色的”，“头发稀疏而且斑白，极像是冬日山洞口旁的一簇孤寂的荒草”的老人。然而，身躯的老去只是人类无可避免的普遍自然现象，对于一个女人而言，孤独无依才是最持久深重的折磨。
悲剧的是，这是一个出色的、美丽的、善良的女人，她似乎有着比任何其他女子都更有获得幸福的资格：“那时的吉喜不但能捕鱼、能吃生鱼，还会刺绣、裁剪、酿酒。”这些能耐却酿造了她一生的悲剧，她不得不与幸福擦肩而过，“在阿甲，男人们都欣赏她，都喜欢喝她酿的酒，她烹的茶，她制的烟叶，喜欢看她吃生鱼时生机勃勃的表情，喜欢她那一口与众不同的白牙，但没有一个男人娶她”，仅仅是因为她“太能了”。
这是作为第二性别的女性必然遭遇的困境，当女性占有了与男性同等的强势地位，她就不能再作为一个附属物停留在男性的世界里。吉喜的悲剧暗示着男女两性之间一种普遍存在的冲突，而被胡会抛弃则凝聚着吉喜对这种不公正命运的全部怨恨。年轻时的胡会是阿甲姑娘心中的偶像，“那时的吉喜有个天真的想法，认定百里挑一的她会成为胡会的妻子”，在一个“难忘的黄昏”之后，吉喜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然而，胡会最终却娶了毫无姿色和持家能力的彩珠。吉喜所遭遇的不是简简单单的失恋，实际上她不是被胡会一个男人抛弃，而是被所有害怕在她屋檐下“慢慢丧失生活能力”的男人抛弃了，是被千百年来一种既定的男女角色要求所抛弃。为了宣泄怨恨，她往新郎胡会身上泼去满是鳞片的刮鱼水，不再允许胡会进入她的屋子，最后是拒绝出席胡会的葬礼。
到了七十八岁这一年，她亲手把胡会的重孙迎接到世上的时候，心中已经变得平静而坦然，吉喜冒着捕不到泪鱼而被诅咒的危险留守胡刀家中。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往事的释怀，面对胡会的画像，吉喜眼中仍有幽怨的神色，但是善良和责任已经战胜了这一切。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这位被命运捉弄的女子以一种西绪福斯式的淡然对命运报以一抹浅笑，她赢得村人的敬佩，也赢尽了读者的敬佩，但是毕竟，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漫长的必须以死亡为终结的孤独，仍然是一种灾难。怨恨持续了五十多年，这恰恰让我们看到，区区一个弱女子，在庞大的传统男女分工观念面前显得多么地无力。怨恨并不能停止吉喜孤独终老的命运，她的衰老如同逝川的奔流一样不可遏止，她只能出入于产妇的家，接生他人的骨血。在漫长的五十多 年里，没有任何改变命运的契机，时间是吉喜对抗孤独和怨恨的唯一武器。在命运面前，她是脆弱的，无辜的，这个命运的受害者只有通过宽恕来反抗命运的迫害。
3、《花瓣饭》／《白雪的墓园》――守持幸福
悲剧来源于自身，人必须克服自身局限方能得救，《雾月牛栏》和《逝川》就是讲述了人的心灵跋涉。《花瓣饭》和《白雪的墓园》讲述的困境却产生于外部，人力无法扭转乾坤，但能够在它的缝隙里找寻幸福。迟子建没有使用浓墨重彩来描绘那种无可抗逆的强势的悲剧，《花瓣饭》里的一家只是文革时期被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家庭中比较普遍的一个生活缩影，《白雪的墓园》描述家庭中父亲离世后的悲伤，这两个故事实际上都只是微小的悲剧，它们没有鲜明的波澜壮阔的经典意义，它们是寻常的悲剧，也因为寻常，所以更具有感染力。
《花瓣饭》描述了一个乍雨还晴的晚上，父母不断相互寻找，不断擦身而过的小故事。这个生活的小插曲看似平淡无奇，却扣人心弦。这是受着政治压迫的一家子相濡以沫的故事，父母的每一次擦身而过，都渗透着夫妻之间、亲人之间的相互关爱，父亲担心母亲游街受辱想不开，母亲担心父亲被下放想不开，于是互相寻找。他们的每一次外出，都可能指向着惨剧的结局，都可能使家中的孩子失去父母，因为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山上有能伤人身体的狼，路上有能损人心的左邻右舍，悲剧是不难想象的事情。父母的互相寻找本身就是一个隐喻，暗示着在风雨交加的艰难时代，卷入了政治风波中的一家人如何艰难地守持幸福。
父亲是一个家庭的核心，在迟子建的小说中却频繁地出现父亲离世的情节，这大概与迟子建自身的经历有关。《白雪的墓园》展现了一个因父亲离世而破碎的家庭走出悲伤的旅途。“迟子建的小说构想几乎不依赖于故事”，《白雪的墓园》和《花瓣饭》一样，甚至《雾月牛栏》、《逝川》也一样，都没有使用奇异曲折的故事情节，小说本身就是“个人内心感受的折叠”。《白雪的墓园》的悲伤，是因为这个家庭曾经温馨幸福，亲人离世，生者要放下的除了是悲伤，还有对往日幸福的追怀和依赖。如果说《花瓣饭》描述的是一段守持既有幸福的旅途，那么《白雪的墓园》则是一段舍弃往事的历程。
这些艰难的跋涉，并不是停留在物质层面的匮乏，宝坠的悲剧没有为家人带来很沉重的经济负担；吉喜孤独却并不贫困，她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文革的冲击并不妨碍一家五口吃上玉米稀饭；父亲离世的时候，“我”姐姐已经出嫁，“我”也具有了一定的生活能力。迟子建为小说人物构筑的困境更多地是心灵的苦旅，无论是自责，还是怨恨，无论是牵挂，还是忘却，都无一例外地让人感受到精神结界的强大，因此，主人公的内宇宙才是突破困局的唯一法门。
二、渺小而坚定的幸福
赎罪与宽恕，继父和吉喜分别用了8年和50年，唯有死亡能够让人彻底忘却悲剧，忘记伤害，可以说，这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征程，其过程的漫长和艰难是显而易见的。《花瓣饭》和《白雪的墓园》只是分别地捕捉了两个温馨家庭的生活片断，但是政治迫害的阴影却时刻笼罩着前者，而后者的丧亲之痛也并未停止而只是减缓或是走向减缓。在这些小说中，主人公所面临的困境都是巨大的，继父和吉喜的征程是漫长的，他们只是因为生命的终结和行将终结而得到解脱；后两个家庭的忧伤却仍在继续并且深刻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去，因而忧伤无处不在。
尼采说：没有痛苦，人只能有卑微的幸福，而伟大的幸福正是战胜了巨大痛苦所产生的崇高的生命的悲剧感。在每一部小说的结尾，迟子建都安排了一束穿透悲凉之雾的阳光。让主人公获得了一线幸福。这里，我们只能用“一线”来描述这些幸福，因为相对于主人公所经历的心灵苦旅，所遭遇的痛苦，这点幸福显得是那么地微弱。宝坠在继父死后，对继父有了温暖的怀念，听见雪儿提起关于父亲的梦，“宝坠非常想哭，”他的心中泛起了一个弱智儿童难得的伤感。这可以算是宝坠在意识深处对继父的宽恕，也是继父在死后终于能够获得的一点宽恕。破碎的家庭也在继父的持续的爱的感染下重新凝聚起来，雪儿承认了宝坠这个哥哥，母亲每晚抱着雪儿入眠，一家人又有了新生的希望。但是相对于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人在八年里所经历的心灵折磨以及至死不能瞑目，相对于丧失主要劳动力对于这个家庭的打击来说，这点希望无疑是无济于事的。这就如同吉喜在错过了捕泪鱼的机会之后获得村民的馈赠一样让人感慨。吉喜已经到了风烛残年，尽管几十年的待人处世让她赢得了村人的尊重，但是毕竟她独自走过了五十多年，毕竟她仍将孤苦无依下去。而精神惶恐和生活困苦依然困扰着《花瓣饭》的一家，《白雪的墓园》的父亲也永远离开深爱他的妻子、儿女。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迟子建是吝啬的，她并没有因为同情笔下人物的善良和不幸而过渡放纵自己的笔触，她没有给予他们过多的幸福作为苦难的代偿。迟子建所安排的幸福在外部看来是渺小的，但是作为一种内省的超越来说，这些幸福都显得十分珍贵。因为迟子建承认了人在自己的命运面前担任主导者的角色，克服心理困境成了首要任务。
迟子建的苦难代偿和中国传统小说戏剧的“补恨”模式不一样。中国传统小说戏剧大多有“大团圆”的倾向，悲剧主人公的逆境结局大多以顺境收场，《西厢记》的结局是“秀才中状元，奉旨成婚大团圆”，《牡丹亭》的一对爱侣死而复生地结合，《红楼梦》的“天地茫茫真干净”让许多读者感到失落，于是有了大量的“补恨”之作，不惜把黛玉从坟墓里挖出来和宝玉团聚。中国人的审美传统里存在一种“尚圆”的情愫，悲剧中往往会引入喜剧的因素，使悲剧不至于一悲到底。
这种现象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除了喜庆娱乐外，中国传统戏剧同时还肩负着道德教化的重大责任，所以，我国戏剧所表现的不外是传统宗教信仰和儒家思想，而不管儒家思想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或是宗教劝人为善的因果之说，都不希望看到太凄厉的结局。尤其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深入人心。一般观众很难接受好人含冤受屈却没能得到昭雪或有情人横遭拆散却不得结为连理的结局。所以编剧为了餍足观众需求，只好让大团圆、补恨的结局不断在戏台上上演。于是鬼神报应、死后补恨等剧情纷纷出笼，尤其在政治黑暗、民众愤懑之情难以排解的年代，这样的抒忿方式更是被普遍运用着。
同样能够给予人希望，迟子建所使用的方式与传统“大团圆”是有所区别的。传统的“大团圆”结局往往是在主人公的能力范围之外架设一种“幸运”的场景，给主人公送去从天而降的幸福。真正掌控主人公命运的是“天恩”、“圣恩”、“父母恩”，而不是主人公本身。人类历史发展到了启蒙以后，个人的价值才被凸现出来，人的生命自主权掌握回到了人自己手中。迟子建的苦难代偿，只是改变了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让他们从心理上战胜苦难，而苦难实际上仍然在 外部世界运行着，原有的生存困境依然存在。人通过自己的坚强意志挣脱悲剧的生存处境，首先是要克服自身的心理困境，如内疚、怨恨、恐惧、依赖等。当人被大写入历史之中，人最大的敌人就首先是自己而不是别的，只有战胜了自己，才有可能战胜环境。这是现代语境下的一种普遍认识，迟子建给人们提供的希望，是一种内省的希望。
雅思贝尔斯指出，悲剧能够使人获得解脱的其中一条路径是：“通过观看悲剧主人公，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潜在可能：不管发生什么，他都能够坚持到底。”迟子建给予小说主人公的幸福是那么渺小，却能够使人获得希望，关键就在于“巨大痛苦”之后的心理胜利。吉喜望着胡会的画像变得淡然，遭受苦难的那两个家庭在悲凉气氛中，在庸常生活里相濡以沫，相互扶持，共渡难关。在这种渺小的幸福之下，我们看到了人类的无限巨大的潜能，战胜了自己的人类似乎能够在一切苦难面前所向披靡。
三、勇者的力量：人性与关爱
迟子建的小说一方面能够给人以生的坚定的希望，另一方面又处处环绕着温情。如果说，使人坚强的信念如同父亲的伟岸背影，那么暖人心扉的温情则如同母亲的柔和目光。支撑勇者抵抗命运的暴烈的力量，不是西绪福斯一般的粗犷的意志，而是人性，是关爱。
继父赎罪的方式不是宣誓式的忏悔，他把生命中所有的爱都放到了宝坠身上，企图用父爱打通宝坠记忆的闸门。他“默默地把牛屋装修起来，为宝坠盘了一铺火炕，每天给宝坠送饭，跟他说话，希望能打开他记忆的闸门。三九北风呼啸的时候，他几乎每到半夜都要起炕到牛屋给宝坠的炕填些柴火……每年的除夕，他一大早晨就来到牛屋为宝坠换上新衣，将窗户贴上‘福’字，还送给宝坠一盏他亲手糊的灯笼。宝坠喜欢金黄色的南瓜灯，他就年年送他一盏。夜半吃饺子放鞭炮的时候，他还把宝坠带到院子，让他看火花和听响儿”。以至于妻子在他死后仍然以他对待宝坠的标准来择偶。我们必须看到，宝坠的恢复记忆其实只会对继父的生活造成更大的威胁，他实际上是冒着被世人谴责的风险去唤醒宝坠。但是良心的驱动，使他不顾这一切风险，他想赎罪，希望挽回自己的过失。一个人为了赎罪而付出了全部的爱，甚至生命，即使他曾经犯过错，仍不能减损人性的光辉。
没有倚仗任何其他的解脱手段，以活着反抗活着的虚无，吉喜的活着本身就具有了存在主义的光芒。作为一个被生活背叛的女人，她没有因为怨恨而歇斯底里，没有因为被抛弃而放纵生命。她仍然坚守着一个女人原有的勤劳、善良、坚韧，仍然坚守着女人的道德规范。在道德上，吉喜是一个接近于完美的人。正是这种道德的完善，使她在经历了人生的各种沧桑变幻以后学会了坦然，让她在苦难的尽头赢得了世人的尊敬。面对旧情人的重孙，面对那原本应该最后却不是由自己播撒下的血脉的时候，她没有被女人的嫉妒冲昏头脑，反而冒着错过捕泪鱼而受诅咒的危险坚持守候在产妇身旁直到婴儿降世。在吉喜那里，对生命的尊重超越于个人的私欲，我们再次看到人性的光辉在闪耀。
在政治迫害的恐怖环境下，在痛失亲人的哀伤心情里，家人之间的相互关爱就成了支撑苦难中的人们走出困境的力量。《花瓣饭》中的姐姐一边写着与父亲划清界线的“决裂书”，一边焦急等待父母的归来。父母在相互寻找中几次擦身而过，姐姐的“决裂书”也始终无法完成，因为政治的分离无法割断家人之间的亲情纽带。《白雪的墓园》中的父亲躺进了白色的墓园之后，红色的血点一直藏在母亲的眼底。“我”们姐弟三人为了宽慰母亲用尽了一切办法。当几个孩子在“母亲一出门总得有人装做无意地出去跟踪”的时候，当孩子们为怕母亲伤心阻止她到墓园拜祭父亲的时候，我们感受到温情正从生活的细枝末节之间缓缓渗透出来。一家人走出悲伤的力量不是别的，正是相互之间这种互相扶持、互相关爱的力量。
四、结论
迟子建力图展现生活原来该有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不管是肮脏或怎么世俗气，但它就摆在你面前”，但是同时，她又始终倾向于一种温情人性的希望是恒久的力量。她不刻意展现一种希望哲学，但是却总能给人希望。因为希望不是轻而易举可以得到的，迟子建强调一种“有代价的高尚与希望”，每一个征服困境的勇者都必须经历一场艰难的跋涉才能够获得一线渺小的幸福。支撑每一个人走出生活困境的力量来自于人自身而不是外部。迟子建把勇者的力量归纳为人性善的力量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当他们被一种神圣的爱所充满时，他们能够在悲剧的事实里获得一种更内在的幸福――受难后的幸福。他们都用他们的良心使人性的力量得到了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