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以往论者释儒，罕有联系子夏姓氏者，释君子有两种含义：有德者、有位者。进一步分析可说君子有四种含义。就已然性而言，除了以往所谓两种，还有第三种有德又有位者。第四种是孔子教育弟子君子应当如何如何，尚不具备已然性，就理想标准而言比较接近第三种含义。其实，无论两种还是四种，都是后人结合《论语》具体语境所作的分析，而在孔子心中和《论语》中，君子大概只有一种含义：有德又有住者；小人则是其反义词。儒在孔子时代，还是一种行业，这一行业包括承继了巫、史、祝、卜等王官知识技艺而以教师、治丧、相礼、占卜等为职业的所有术士。君子标准加上儒之职业性，就是所谓“君子儒”。子夏作为卜氏后裔、卜偃后人，出身于由贵族沦为民间术士而世代为人占卦决疑的贫寒之家。“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是孔子针对子夏的出身，对其进行入学教育的要点。
关键词：孔子；子夏；君子儒；小人儒；卜氏家世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4-0033-07
收稿日期：2012-02-05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卜子夏考论”（2011BLS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高培华（1957-），男，河南温县人，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审，教育学博士。
《论语·雍也》记载：“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是传世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儒”字，也是《论语》中唯一提到“儒”的一章。古人的解释，从程树德《论语集释》所集10余家古注可以看出，其中大多没有探讨孔子向子夏讲这两句话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原因。所谓君子儒“明道”、小人儒“矜名”，以及“为己”、“为人”，“识大”、“识小”，“远大”、“狭隘”等说法，其实并没有什么切实的根据，皆为各凭己意的揣测之词。清代刘宝楠说：“儒为教民者之称。子夏于时设教，有门人。故夫子告以为儒之道。”这一说法虽然在近现代影响颇广，但也是一种误解。因为在孔子生前，子夏求学之外就是从政，尚未有门人弟子。孔子何须特别告之为师之道？如今流行的孔子“告诫子夏”说，就是建立在这一误解的基础之上的。到了近现代，章太炎先生作《国故论衡·原儒》，开始分出“达名之儒、类名之儒、私名之儒”三层含义。胡适于1934年作《说儒》长文，认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们在被周征服之后继续保存着殷人的宗教典礼，继续穿戴着殷人的衣冠，以治丧、相礼、教学及其他宗教事务如祈神、求雨、驱鬼、乐舞等为职业，经过六七百年渐渐成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教师。胡适以为荀子说的“俗儒”，即是孔子所谓“小人儒”，“是一种不耕而食的寄生阶级”；“君子儒与小人儒，品格虽有高低，生活路子是一样的”。此文引起许多一流学者如郭沫若、冯友兰、钱穆等参与讨论，学者们在激烈争论中逐步达成了一些共识，对于问题的认识也日益深化。在此背景下，现代学界对于《论语》此章的解释，既有承袭前人者，更有对前人成说辨疑纠误而从不同角度加以引申、发挥者，以致众说纷纭，愈演愈烈，想当然厚诬前贤的解释愈发增多（详后），“告诫”说也就愈发流行，似乎已经成为定论。
现代学界参与说“儒”的讨论者虽多，但是除了孔祥华先生之外，罕有联系子夏姓氏者。本文拟在考察此章诠释史的同时，利用卜氏家谱、族志及姓氏学资料，对于子夏的卜氏家世作一考述，在此基础上对于这一章做出新的解释。
一、孔子所谓“君子”、“小人”含义新探
关于孔子所谓“君子”、“小人”的含义，以往论者的解释，大都如杨伯峻先生所归纳的：“‘君子’，有时指‘有德者’，有时指‘有位者’。”小人，是君子的反义词，有时指“无德之人”，有时指无位的“老百姓”。
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对此有更为细致的讲解：孔子说的君子有双重含义，一是身份君子，有贵族身份，但不一定有道德学问，比如当时的上流社会；二是道德君子，没有贵族身份，但通过学习，照样有道德学问，比如孔子和孔子的学生。他的学生，很多都来自社会下层，但培养标准，是贵族标准。孔子好古，他心中的君子，是古代的贵族，古代的君子，或孔子时代还有古君子之风的人。当时的君子，复杂，好多贵族，徒有身份，没有道德学问，不是真君子，而是伪君子。但小人不一样，原来的下层民众，只要不学，还是小人，只有真小人，没有伪小人。当然，孔子说的小人，主要是道德概念，即作为道德君子的反义词。
李教授提到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却没有就此探讨孔子所谓“君子”乃至《论语》中这一词汇的确切含义，话锋一转，谈起了“当时的君子”的复杂情况，最后得出了君子、小人“主要是道德概念”的结论。这就仍有继续探讨的余地。
在《论语》中，“君子”出现频率高达107次，“小人”出现24次。仔细考察其含义，仅就已然性而言，除了上述两种情况，显然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君子”囊括了上述两种含义，指既有德又有位者。这种含义的使用频率也很高。如《论语·公冶长》：“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卫灵公》：“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泰伯》：“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又“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子路》：“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这些“君子”概念，显然不单指有位无位、有德无德者，而是指既有位又有德者，“小人”则恰好相反。
还有第四种情况：孔子说“君子”应当如何，“小人”如何如何，是在陈述君子的理想标准，指导弟子如何努力去做一个君子，避免做小人。如《学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为政》：“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里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这样说“君子”应当有某种美德，只是应然而并非已然，不等于弟子已经有此美德，也很难说有位或者没位，就理想状态而言，比较接近第三种含义，即应当是既有德又有位者。这第四种用法，在《论语》中使用频率最高，更适合用作“君子儒”的解释。 说“小人”无位，毋庸置疑；说无位者无德，不免含有对被统治者的道德歧视，显然有其局限性。但是，其并无苛责之意，倒是含有某些理解，这也是需要注意的。在孔子看来，在其位则谋其政，也才能有其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很难有其德。《里仁》篇所谓“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各自地位与职责使之然。无其德是由无其位决定的，前者是后者的必然结果。岂但是德与政，“礼不下庶人”之礼，也因为庶人不具备实行贵族礼仪的经济、物质等基本条件，而不能以贵族礼仪要求平民。故不以君子之德苛求小人，在孔子看来是理所当然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无论以往论者所述两种“君子”含义，还是笔者分析的四种含义，都只是我们后人结合具体语境以及春秋末年的社会情况所作的分析和推测。在孔子的心目中，则很可能“君子”只有一种含义：就是既有德又有位者。有德无位是暂时的，是不合理的；有位无德是伪君子，根本不配称作君子。孔子及其弟子，正是基于这一理念频频使用着“君子”以及作为其反义词的“小人”概念，结果这样就开始把这一对原来是指有、无贵族身份地位的概念，在较大的程度上转变为一对主要是道德评价的概念。但是在《论语》中，这种转变仅仅是开始，而远非完成。这从《郭店楚墓竹简》乃至《孟子》等书中，还有大量的“君子”、“小人”是就其社会地位而言，即可得知。
二、对于“儒”的诠解和“告诫”说的流行
关于“君子儒”、“小人儒”的解释，今日所见最早的，就是何晏等《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君子为儒，将以明道；小人为儒，则矜其名。’”其对“儒”字没有解释。梁皇侃《论语义疏》：“‘儒者，濡也。夫习学事久，则濡润身中，故谓久习者为儒也。但君子所习者道，道是君子儒也；小人所习者矜夸，矜夸是小人儒也。’”北宋邢爵《论语注疏》于此承袭皇侃义疏：“此章戒子夏为君子也。”明确提出了“告诫”说。南宋朱熹《论语集注》对儒的解释赞同皇侃，对君子、小人的解释赞同程颐：“儒，学者之称。程子日：‘君子儒为己，小人儒为人。’”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引“《周官·太宰》‘四曰儒以道得民’注：‘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大司徒》‘四曰联师儒’注：‘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据此，则儒为教民者之称。子夏于时设教，有门人。故夫子告以为儒之道：君子儒，能识大而可大受；小人儒，则但务卑近而已。”刘氏此说影响深广，赞同者众。但子夏在孔子生前主要是求学，求学之外间或从政，曾任卫国行人、鲁国莒父宰；其设教授徒是孔子去世三年之后的事。孔子何须特别告以为师之道？可见，此说尚欠通顺。
还有清刘逢禄《论语述何》、焦循《论语补疏》、赵佑《温故录》、焦袁熹《此木轩四书说》、黄式三《论语后案》、俞樾《群经平议》等各家观点，大抵不出上述诸家论述之范围。总括古代十余家所论，对于“儒”的解释不外乎三说：学者、教师、士；对于君子、小人的解释，则有“明道、矜名”，“为己”、“为人”，“识大”、“识小”，“远大”、“狭隘”等。说法虽各有不同，却都是各凭己意的揣测之词，没有探讨孔子向子夏讲这两句话的时间、地点和具体原因，也就没有提出比较切实的根据。俞樾《群经平议》流露出辨疑纠误的意图，惜其只辨析君子、小人的含义，对于“儒”字则未予解释。
近代程树德，在《论语集释》中总结古代各家观点曰：
孔注以矜名为小人，程子注以徇外为小人，二说过贬子夏。《周礼·大司徒》“四曰联师儒”注：“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是儒为教民者之称。子夏于时设教西河，传《诗》、传《礼》，以文学著于圣门，谓之儒则诚儒矣。然荀专务章句训诂之学，则褊浅卑狭，成就者小。夫子教之为君子儒，盖勉其进于广大高明之域也。此“君子、小人”，以度量规模之大小言。小人，如“硁硁然小人哉”、“小人哉樊须也”之类，非指矜名、徇利者言也。孔、程二注，盖均失之。
程氏批评一些古注“过贬子夏”，很有见地，但沿袭刘宝楠之误，将孔子殁后子夏设教西河“发明章句”之事，释作孔子“告诫”子夏的原因，显然说不通。故其“苟专务章句训诂之学，则褊浅卑狭，成就者小”云云，难免无的放矢，以“度量规模之大小”区分君子儒、小人儒，也难以切中肯綮。
近代章太炎先生作《国故论衡·原儒》，开始分出“达名之儒、类名之儒、私名之儒”，对于“儒”之内涵及其历史演变，做出了开创性论述。胡适于1934年在《说儒》长文中认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经过六七百年渐渐成为多数人民的教师；荀子所批评的“俗儒”，即是孔子所谓“小人儒”。此文影响很大，引起许多一流学者如郭沫若、钱穆等参与讨论，在争论中对于问题的认识日益深化。
郭氏认为：儒，在初是一种高等游民，无拳无勇，不稼不穑，只晓得摆个臭架子而为社会上的寄生虫。孔子所说“小人儒”当指这一类……既腾达的暴发户可以豢养儒者以为食客陪臣，而未腾达的暴发户也可以豢养儒者以为西宾以教导其子若弟，期望其腾达。到这样，儒便由不生产的变而为生产的。这大约也就是孔子说的“君子儒”了。
钱氏认为：儒在孔子时，本属一种行业，后逐渐成为学派之称。孔门称儒家，孔子乃创此学派者。本章儒字尚是行业义。同一行业，亦有人品高下志趣大小之分，故每一行业，各有君子小人。孔门设教，必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乃有此一派学术。后世惟辨儒之真伪，更无君子儒小人儒之分。因凡为儒者，是必然为君子……或疑子夏规模狭隘，然其设教西河，而西河之人拟之于孔子。其从学之徒如田子方、段干木、李克，进退有以自见。汉儒传经，皆溯源于子夏。亦可谓不辱师门矣。孔子之诫子夏，盖逆知其所长，而预防其所短。推孔子之所谓小人儒者，不出两义：一则溺情典籍，而心忘世道。一则专务章句训诂，而忽于义理。子夏之学，或谨密有余，而宏大不足，然终可免于小人儒之讥。而孔子之善为教育，亦即此可见。
以上郭沫若、钱穆之论，针对胡适《说儒》而另出己见。郭氏以没落贵族、高等游民界定小人儒，以是否被统治者豢养区分君子儒与小人儒，颇有道理，但并没有涉及孔子为什么向子夏提出“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问题。钱氏继承章太炎的观点，指出儒有行业、学派二义，就行业义而言应以“人品高下志趣大小”作为君子与小人的区分，虽然尽力为子夏辩护，终未摆脱“告诫”说的影响。 就连美国的顾立雅著《孔子与中国之道》，也受到“告诫”说的影响，流露出贬抑子夏的倾向，并把“君子、小人”当成了道德评价。
1950年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出版的有关论著、《论语》注本和论文中，“告诫”说的影响仍然随处可见，程树德所批评的“过贬子夏”的问题，甚至还有所发展。如有论者把儒家课程内容的“意义、精神”，与“训诂、章句”截然分开，以致“发明章句，始于子夏”不仅不是子夏的历史贡献，反而变成其为“小人儒”的证据。还有论者把孔子曰“商也不及”，与朱熹的解释和荀子批评“子夏氏之贱儒”，乃至子夏所说“君子有三变”联系起来，借以论证子夏“规模狭隘”，不知子夏所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与“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的君子风范，其实并无实质性区别。令人可喜的是，新时期对于“儒”的解释进一步明晰起来。如《蒙培元讲孔子》，黄克剑的《由“命”而“道”》，张秋升等编著的《中国儒学史研究》等，虽繁简不同，观点有别，但都专门对儒之含义作出解释，反映出自胡适《说儒》发表以来学界在争鸣中逐步达成的一些共识。特别是黄克剑教授提出“勉励”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是口供子对子夏的督促勉励，也是对所有依‘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途径闻道、修德的儒门弟子的训示。”这就为纠正“告诫”说的偏颇，迈出了一大步。
令人遗憾的是，各家说儒大都溯及巫、史、祝、卜等王官之学，却很少有人联系到子夏的姓氏和家庭出身，失去了思考问题的一个重要线索。迄今为止，在中外学界，将“君子儒”、“小人儒”的解释，与子夏的姓氏及其“太卜之后”的家庭出身联系起来的，只有孔祥骅先生一人而已：“农圃医卜之属”，孔子认为这是君子所不为的小人之事。但子夏十分欣赏“小道”，认为必有可观、可取之处。子夏又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夏的“道不离器”的观点，与孔子竹“君子不器”的观点正相反对。子夏姓卜名商，《风俗通》对卜姓解释说：“氏于事者，巫卜陶匠是也。”子夏可能是太卜之后，其先辈可能从事医卜商贾之事，孔子批评子夏为“小人儒”，正说明子夏在孔门学术中已背离了孔子的大道。
孔先生谈到“子夏可能是太卜之后”，本来是提出新见的一个契机，惜其未能摆脱当时学界儒法对立、儒家保守等观点的影响，过度夸大了子夏“西河学派”与孔子、曾参所代表的“洙泗学派”的差异，把孔子对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原因，归结为“孔子早已发现子夏对他的思想学说有分歧、变异”。虽然他十分推崇子夏，但所论述“孔子批评子夏为‘小人儒”’的原因，仍然与历史真相距离颇远。
总之，以往诸家说儒及其对“君子儒、小人儒”的解释，都没有探讨孔子是在何时、何地向子夏讲这番话的，所论都缺乏针对性。一些论者把孔子卒后子夏西河教授“发明章句”，当做孔子“告诫”子夏的原因，不无牵强附会之嫌，更难以切中肯綮。
三、“为君子儒”是孔子对子夏的入学教育
笔者赞同钱穆等所述“儒在孔子时，本属一种行业”，但是，认为这一行业不仅是教职，也包括承继了巫、史、祝、卜等王官知识技艺，而以治丧、相礼、占卜、祭祀、祈雨等为业的所有术士，或曰儒士。今从《论语·子罕》“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等语，以及《礼记·檀弓》、《墨子·非儒》等文献所记孔门弟子后学颇有从事治丧、相礼者来看，儒，也是孔子及其部分弟子所操持之业；然而，并非弟子一入孔门，皆以儒为业。儒之职业特点，在孔门之内，显然并不像培养从政君子的目标一样具有普遍性。不然的话，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弟子问政、问君子，而不见有人问儒，更难以说清楚为什么孔子只是给予子夏做什么样儒者的指导。
孔子为什么给予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勉励指导，而没有给予别的弟子以同样的指导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子夏的姓氏和家庭出身谈起。
子夏姓卜，名商，生于晋国温邑。郑樵《通志·氏族略》：“卜氏，《周礼》‘卜人氏’也。鲁有卜楚邱，晋有卜偃，楚有卜徒父，皆以卜命之。其后遂以为氏，如仲尼弟子卜商之徒是也。”由此可知，子夏的卜氏先祖是以王官为职、占卜为业的卜官。据《周礼·春官宗伯·大卜》：大卜位居大夫之列，为卜筮官之长；“大卜掌三易之法”，对于《连山》、《归藏》、《周易》的内容及卜筮方法，都是颇为熟悉的。
笔者曾通过温县“卜子故里联谊会”，得到河南《温县卜氏家谱》、《修武县卜氏家谱》、《内黄卜氏宗谱》、《滑县卜氏宗谱》、《安阳卜子大宗谱》，山西《河津卜子夏族志》、《大同卜氏族谱》，江苏《丰县卜氏族谱》、湖南《浏阳卜氏家谱》，以及山东、河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等全国各地子夏后裔家藏谱志副本20余册。在这些谱志上，多可以看到“卜氏，系出周之太卜”一类记载。湖南《浏阳卜氏家谱》记子夏六世祖为晋国掌卜大夫卜偃。
子夏是晋国人，说他是晋国卜偃后裔比较可信。笔者从《论语》中找到一条内证：《子张》篇记子夏称子游“言游”。乍看有点奇怪，子夏大子游一岁，按常礼和孔门弟子间称名不称字的惯例，应直呼其名曰“偃”，或者“言偃”；像这样姓与字连称“言游”，实在是罕见现象。其中缘故，就是子夏要避其先祖卜偃之名讳。
作为晋献公至文公时代的掌卜大夫，卜偃被《左传》记述7次，分别见《闵公元年》、《僖公二年》、《僖公五年》、《僖公十四年》、《僖公二十三年》、《僖公二十五年》、《僖公三十二年》，这些记述显现了卜偃在晋国成为霸主之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据冯友兰先生考证：卜偃即《墨子·所染》谓“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之高偃（俞樾说：高亦读为郭，高偃即郭偃），亦即《商君书·更法》、《国语·晋语》、《韩非子·南面》、《战国策·赵策》等书中制定“郭偃之法”的郭偃。冯先生指出：“春秋战国时期，齐桓、晋文是齐名的；管仲、郭偃也是齐名的……齐桓之霸靠管仲，晋文之霸靠郭偃。”如同管仲辅佐齐桓公一样，郭偃亦即卜偃，是辅佐晋文公在晋国实行“第一次封建化改革”的大臣。 温邑卜氏乃晋国卜氏支脉，其始祖可能是鲁僖公二十五（公元前635）年温邑归晋以后，狐溱出任温邑大夫时聘请来温充任卜吏的卜偃庶子。《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卜偃曾对晋怀公杀害狐突予以抨击，对狐氏冤案抱深刻同情。此后，卜偃与狐氏兄弟共同辅佐晋文公，从《僖公二十五年》记狐偃、卜偃力促晋文公出师勤王成就霸业，可以看出其志同道合，关系融洽。晋国任命的首任温邑大夫狐溱，乃狐毛之子、狐偃之侄，与卜偃子弟亦当素有交往，其担任首任温大夫，也需要卜吏预测祸福吉凶、问卦决疑，在卜偃庶子中选聘一位来温，是顺理成章之事。这才有了温邑卜氏。后来温邑大夫易主，在狐氏、赵氏后代的权力争斗中，曾经显赫一时的狐氏失势，在春秋后期与诸多公族后人一样“降在皂隶”。随狐溱来温的卜偃庶子的后人，在社会各阶层迅速分化的春秋后期，像其他多数祝、宗、卜、史之类世守其业的贵族后裔一样，由养尊处优的贵族上流社会沦落民间，成为依靠祖传技艺糊口的术士，即职业之“儒”。此乃春秋时代官学失守、学术下移的普遍现象。今从《荀子·大略》“子夏贫，衣若县鹑”，《说苑·杂言》记孔子说子夏“甚短于财”来看，子夏即出生在这样一个曾是文化贵族，但是已经衰落的术士世家。至少其父、祖两代已沦为民间替人占卦决疑，乃至操持治丧、相礼等职事的儒士。
子夏民间术士的家庭出身，不免使他忍受贫寒之苦，却又使他具有颇为难得的家学渊源。这对子夏奠定较好的知识基础，无疑会起一定作用。如《孔子家语》记载：子夏问于孔子曰：“商闻易之生人及万物，鸟兽昆虫，各有奇耦，气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达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目，日数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从奇，奇主辰，辰为月，月主马，故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时，时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为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风，风为虫，故虫八月而生；其余各从其类矣……敢问其然乎？”
孔子曰：“然，吾昔闻老聃，亦如汝之言。”
有学者考证，子夏的问话“背后实际隐藏着一套古《易》八卦象数。这套古《易》八卦象数，从《易》象上说，即乾为日，为人；坤为月，为马；艮为斗，为狗；兑为时，为豕；坎为音，为猿；离为律，为鹿；震为星，为虎；巽为风，为虫。从《易》数上说，即乾为一，坤为二，艮为三，兑为四，坎为五，离为六，震为七，巽为八。此乃与今本《说卦》所载古《易》象数系统不同的另一古《易》系统……这一八卦卦序是乾、坤、艮、兑、坎、离、震、巽，而这一八卦卦序正与传本《归藏》八卦卦序完全相同……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子夏所了解的古《易》八卦系统，很可能就属于《归藏》，子夏对《归藏》应该是了解和掌握的。”今从子夏就《归藏》内容请教孔子，孔子答“吾昔闻老聃”云云来看，子夏并非闻于孔子。那么，子夏是从哪里得来这些知识的呢？显然是得自其卜氏家学。
笔者曾经考证：子夏15岁进入孔门。当时孔子59岁，正在周游列国，在中原各地办流动的私学。这时孔子办学已有30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知识和教育经验。除了教师，还有同学的影响，在这所私学里追随孔子周游的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贡、冉有、子路等前期弟子，一个个都是学有所成的孔门精英，他们对子夏的帮助和影响亦不可低估。子夏入孔门历经“陈蔡之厄”，在艰难困苦磨砺中成长为孔门后起之秀，自楚返卫以后出任卫国行人，自卫返鲁以后出任莒父宰，在孔子晚年被列入“四科十哲”。
笔者发现，在子夏成长的诸多因素中，有一个因素颇为关键，就是孔子对他的入学教育。这入学教育的要点，就是《论语·雍也》勉励子夏“为君子儒”这一章。
凭什么说这一章是孔子对子夏入学教育的要点呢？如前所述，子夏作为卜氏后裔，家庭出身贫寒，属于从上流社会沦落民间靠祖传术技糊口，世代以替人占卦决疑为业的民间术士，或曰儒士。这样世代为“小人儒”的家庭出身，及其拜师孔子的初衷、愿望等，势必会在入孔门之初讲给老师听。那么，对于出身于儒士之家，而又投师孑L子的子夏而言，将来仍将为儒是确定无疑的，问题仅仅在于：要为什么样的儒？所以，孔子勉励子夏“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一番话，在其入学之初就讲，可能性最大。傅斯年曾经讲：“《论语》成书时代，文书之物质尚难得，一段话只能写下个纲目，以备忘记，而详细处则凭口说。”知此，则《雍也》篇此章所记，应当就是孔子对于子夏进行入学教育的要点。孔子这两句话，无疑是在指导这位出身于儒士之家的新及门弟子，明确学习目标，树立远大志向，改变世代为小人儒的社会地位，努力跻身君子儒行列。如果联系孔子答“子路问君子”的话，则可以说这两句话包含着老师对学生无限美好的期望，就是希望子夏成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君子儒。
君子儒是什么社会角色呢？笔者以为，是既为王者臣、又为王者师，“以道事君”的“大臣”。古之伊尹、傅说、姜太公、周公、卜偃等，即是君子儒的楷模。广而言之，凡《论语》中孔子指导弟子致力于“君子”修养的言论，都可以视作“为君子儒”的要求。如此丰富的“君子儒”内涵，自然不是通过一次入学教育就可以讲清楚的，也不是哪位学生短时期内就可以掌握的。但是，在子夏入学之初，孔子就针对其家庭出身等情况，从正反两个方面，明确提出了“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目标及注意事项，这对于子夏较快成长、少走弯路，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孔子心目中和《论语》中的君子，是有德有位者。孔子总是用这样的君子标准教育和要求弟子，批评君不君、臣不臣、君子不君子的社会乱象。小人，是君子的反义词，是指无贵族之位也无其德的庶民。孔子时代的儒，还是一种行业，这一行业包括承继了巫、史、祝、卜等王官的知识技艺，而以教师、治丧、相礼、占卜、祈雨等为职业的所有术士。君子标准加上儒之职业性，就是君子儒。凡《论语》所述君子应有的素质和优秀品德，都是君子儒应当具备的。“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是针对其术士世家的出身，对其进行人学教育的要点。
至于孔子开创的学派被称作儒家，则是孔子去世以后，在战国百家争鸣中逐渐形成的。《左传·哀公十七年》记齐鲁两君会盟，孟武伯相，发生“稽首”礼之争；《哀公二十一年》：“八月，公及齐侯、邾子盟于顾。齐人责稽首，因歌之，曰：‘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传世文献中第二次出现的这个“儒”字，仍是行业义，并含有歧视之意。前注引《墨子·非儒》针对儒之行业特点加以攻讦，歧视的意味更重。由此可知，战国初期一些人以“儒”称谓孔门学派，颇含歧视之意。孔门弟子后学在辩白、争论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这一称谓。到孟、荀时代，儒已成为可以引为自豪的称谓。这从《孟子》、《荀子》可以明确看出。钱穆先生谓“后世惟辨儒之真伪，更无君子儒小人儒之分。因凡为儒者，是必然为君子”，则是汉代独尊儒术以后，才形成的社会观念。
（责任编辑 韩顺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