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禄是江青文革期间的第二任机要秘书。从1967年10月4日调到江青身边，到1973年6月11日被江青踢出钓鱼台，他和江青近距离共事5年多，是江青历任秘书中任职时间最长的，对江青的性格、爱好、生活习性，了解颇深。
初见江青，下马威真让人受不了
1967年10月3日，这天中办主任汪东兴找我谈话，说：“把你调到江青同志那里当机要秘书，怎么样？”
我不想去，百般推托说怕干不好。最后汪主任把主席搬出来了。他转述主席的原话：“东兴同志挑选的，我信得过，警卫团的同志，我信得过。”主席都说话了，这是最高指示，不去不行啊。
江青怕见生人，我刚来，所以尽量躲着她，江青的机要秘书阎长贵带了我三个月，我和江青愣是没正面见过。转过年的1月4日，父亲在河北正定老家病故，我向汪东兴请了假，回家料理丧事。
1月9日，我回到11号楼。阎长贵领我上二楼见江青，江青劈头就向阎长贵骂了一句，“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赶快交文件吧！”
阎长贵出事了！当天，阎长贵被送到钓鱼台20号楼警卫连连部给看管起来了，十几天后，他就被稀里糊涂送进秦城监狱。
晚上江青饭后打铃叫秘书。这是我第一次面对江青。
“你是杨同志吧？”“是。”
“来了好几个月了吧？”“是。”
“工作熟悉了吗？”“基本熟悉了。”
我长期在部队，说话声音比较大，也干脆。她当时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规矩一点！以后说话不能这么大声音。打雷似的，我受不了。你讲话也太快，跟机关枪似的，我听不清楚。你给我注意点！”“是。”我挺直身子，大声回答。 “看！怎么还这么大声音。”她瞟了我一眼，然后交待了工作。
第二天中午吃饭时，我主动上去请示工作，江青突然站起，筷子往桌上一摔。“我问你，前一段你不在这，干什么去了？”“我父亲去世了，我回去处理丧事。”“处理什么丧事！你父亲根本就没死。是有人把你支走了，干坏事！”我一下就懵了，心情也很激动，辩解说：“我确实回家办丧事了。你不信，可以派人问问。”“我谁也不问！你父亲根本没死！不信把坟扒开来，看看是不是你父亲！”
江青竟然要开棺验尸！我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她又捡起桌上的筷子，狠狠地摔到地上，冲我喊道：“滚！你给我滚！”我从楼上下来就拨通了汪东兴的电话说这工作我干不了，也不干了。汪东兴也没办法，只能一个劲地劝我。
我后来才知道，江青疑心大，对谁都来这一手。“谁刚来她都要给个下马威。”厨师长程汝明当时劝我：“唬住就唬住了，唬不住也就没事了。你好好干！”
秘书工作很辛苦，我接受阎长贵的教训，从来没出过差错，江青交代的事，我都完成得很好，她挑不出一点毛病来。别人顶多干一年，我这一干就是五六年。
电影风波，我被踢出钓鱼台
1973年6月11日是我落难的日子，我被江青打成反革命，撵出了钓鱼台。
晚上8点半的样子，江青在钓鱼台11号楼吃晚饭，打铃叫我。“小杨，有一部电影，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我看过了，你给春桥、文元、洪文三人打个电话，问他们愿不愿意看。如有时间，晚上和我一起看。如没时间，也不要勉强。”她说得很客气。
回到值班室，我挨个给以上三人的秘书打电话，回复都差不多，“这部电影首长看过了，今晚有事，就不去了，谢谢江青同志。”
我给江青一一做了汇报。“那算了吧，我自己去。”9点钟，她吃完饭，穿好了衣服，说：“我看电影去了啊。”临出门，又回过头来说：“给他们三人再打个电话。还有一场电影，叫《桥》，问他们看不看。”
我又按顺序打了一遍。这时江青已经到了17号楼的放映厅，我跑去跟她说，“《桥》这个电影，九号楼两位领导（张春桥、姚文元）说已经看过，晚上有事不来了。16号楼首长（王洪文）今晚有事，也不来了。”她说：“知道了。小杨你回去吧。”
回去处理完手头工作，我在门厅等她回来。这也是不成文的规定，秘书在门厅候着，目的是让首长回来第一眼就能看到。10点，11点，12点……一直等到凌晨5点，天蒙蒙亮了，还没见江青回来。却等来了汪东兴来告诉我学习的消息。大家都知道，文革中，工作出了问题才办学习班。我一愣，连忙问：“出什么事了？汪主任。”“我也不知道。大概是看电影的事。”
到中南海南楼，江青的警卫周金铭也在。“大周，你在这干嘛？”他站起来说，“咱们俩同样下场。”汪东兴招呼我们坐下，“坐下来，好好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大周说，江青看电影没多长时间，越看越生气，就到9号楼去了。一进门就喊：“春桥，文元，给我下来。”他们俩住二楼，一会儿就下来了。
“春桥同志，《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你看过？”听江青声音不对，生气了，张春桥没加思索：“没有啊！我没看过。”江青又问姚文元。姚文元说：“看没看过，我不记得了。”
江青怀疑我没打电话，欺骗她，挑拨他们四人的关系。又让大周去放映室查记录，确认他们到底看过没？大周跑到放映室一查，这俩人都看过了，白纸黑字，某年某月，记录很清楚，张春桥看了还不止一次。
大周回来如实报告，江青脸一下就变了。“周金铭，你的调查也是假的，和杨银禄同样犯了欺君之罪。”她们坐车直接找总理去了。“总理，把杨银禄和周金铭给我关起来。”江青进门就嚷：“他们挑拨我们的关系，犯了欺君之罪。”还是总理沉得住气，说：“你们三位略坐一下。我内急，出去处理一下。”
有惊无险：多亏主席总理保护我
总理一出西华厅，就直奔汪东兴办公室，把他从睡梦中叫起来交待，“你把他们带到中南海，保护起来，哪儿都不许去。”把我们交给汪东兴处理，这是总理的精明之处。如果交给公安部，我们就完了，下场可能比阎长贵还惨。
总理还不放心，让汪东兴找机会报告主席，“我保不了。只有主席出来说话，才能救他们。”汪东兴当天就给主席说了。主席说：“这叫逼宫，要是我，我早用扁担打出去了。”主席生气了，“我看这人是蠢货。用人时不关心不爱护不帮助，不用时扣顶大帽子，一脚把人踢走。她那儿的人，从来没有好好离开，高高兴兴出来的。”
我们在中南海办了两个月的学习班，形同软禁。这两个月，家里人也不知道我们到哪去了。
8月份召开党的十大，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传达文件，中直机关的党员都去听。我老伴是党员，去了；我也去了。两个多月没见面，我们在门口碰到了，一句话都没说。她看到我，点点头，知道我还活着，没进监狱。
后来这事还是主席发话，让我们下五七干校去走个过程，才把这事平息下来。回来以后，江青到处跟人说：“有人说我把秘书和警卫员打成反革命了，哪有这回事啊？”她想把自己洗刷清白，叫我回去。我坚决不回去。江青说：“杨银禄有心脏病，部队也挺辛苦。叫他转业吧。”我在部队几十年了，工作轻车熟路，干嘛要转业？我没听她的，一直在部队，直到退休。
（丽江荐自《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