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0年的中国诗歌整体呈现着稳定、成熟、多元的发展态势，诗人从世俗现实的“此在”关怀、怀旧传统的心理感知和现代文明导致的生态危机等多角度切入诗歌创作，沉潜、平和地雕琢自身的诗艺理想，同时年轻的90后诗人亦浮出水面，与老诗人一同搭建起诗坛相对繁荣、活跃的生态空间，为诗歌的未来注入了希望。
关键词：凡俗生活 怀旧 自然 90后诗人
2010年作为文学又一个“十年”的临界点，其在诗坛的象征意味不言而喻。诗界内外似乎都对这一总结性、坐标性的时刻满怀期冀，跃跃欲试地希望在今年搞些大的“动作”，借此将逐渐回暖的诗歌迹象夯实为持续升温的过程，营造诗坛下一个繁荣的场面。然而，时代环境赋予诗歌的冷与热，消费社会刺激下的迎合与疏离，让这些年历经外力洗礼的诗人们并未迷信时间的神话，而是更多地以宠辱不惊的沉潜姿态写作，平和地雕琢自身的诗艺理想，理性地寻找着诗歌与灵魂、诗歌与现实、诗歌与读者沟通的维度。
一、真水无香的生活流
2010年的诗坛，人间烟火的气息仍在弥散。诗人们置身于形而下的细碎纹理中，扫描久已迷失的诗意，在凡人凡事之间寻找与自己性灵的契合点，表现着现实对人性的磨损与销蚀以及平民世界的悲欢离合。其实，正如每天触及的日常生活一样，诗歌也满载着浓郁的世俗场景，仿佛其中发生的故事都和我们息息相关。刘波的《一个历史学者的悲哀》可视为一部分当代知识分子“此在”生活的写真，“从傍晚开始／他就坐在灯下回忆／与所有的死人共享秘密……下一顿晚饭还没有着落／妻子的离去，也已经成为历史／但这不是历史学者的研究范围／一生研究大人物的吃喝拉撒／唯有自己的身世，却永远成了不解之谜”(《星星》第1期)，这个“历史学者”是诸多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的命运距离荣耀很远，物质条件简朴到了有些寒酸的地步，但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却矢志不移，心无旁骛，对之我们不知是应该敬慕，还是应该同情。江非的《夜行卡车》(《上海文学》第9期)则洋尽地描绘了老百姓奔波漂泊的酸楚与无奈：旅途上偶然邂逅的几个陌生人，在寒冷的夜晚相互偎依着身体上稀薄的热气，蜷缩在一起分享各自的故事，相似的命运、坎坷的经历拉近了颠簸的心灵，让他们暂时忘记了生存的隐忧和情感的失落，疲惫地睡过一个又一个村庄的灯火。平庸的日子耗尽了芸芸众生往昔的激情，诗人也不例外，他们告别了前几年经常关注的社会事件、重大题材，转而从个人化的叙述视角出发，刻写普通人的压力与不幸，在平俗现实的土壤中折射出知识分子的人文和道义关怀。像王小妮的《致屋子里的阳光》：“准时侵入我的地盘，半边桌子正接受它的照耀。／快乐学的发明者，这终身教授又进来了。／又发放温黄的安慰剂／这是太阳到访的唯一目的。／紧跟其后的，正是／这一年里成熟的花朵果子棉桃和粮食……可是，谁在后面的后面／无数流汗的咳嗽的气喘的皮肤黑裂的／不要以为我没看见。”(《诗刊・上半月刊》第19期)略带调侃色彩的语言逼视着无数被“阳光”遮盖的悲苦生命，透过市场经济光鲜的表象，诗人洞察出底层人民痛苦和贫困的缘由，知识分子的道德担当弥散入普泛的社会群体，生产一消费过程行为与结果之间隐藏的距离转化为诗人审视悲悯的文字。又如许强的《十平方米，十户人家》(《扬子江诗刊》第2期)，也叙写出卑微的小人物面临的生存考验，打工者承载着社会现实“赐予”的“透明的泪水”，蜗居甚至群居的恶劣条件，挤压着只有十平方米的天空，“把自己折叠，折叠，再折叠”，直到折空所有的希冀与梦想。作者从真实的体验出发，切实地描摹出为生计忙碌的普通人“内宇宙”的隐秘，贴近“地表”的写作姿态并未阻碍诗人精神的攀升高度，相反却寻得了诗歌“及物”的技术生长点，暗合了现代人的心理特质和情思逻辑，所以极容易引起读者广泛的认同与共鸣。
当凡俗、庸常的生活流注入诗人的体内，睿智的他们并未因此遁入写作的穷途，而是利用俯拾皆是的原生态景观，在平凡的事物、景象和情境中嫁接灵动的诗性与诗情，耐心锤炼切入芜杂现实的写作手艺，让每一个熟悉的画面都缀满诗歌的页角，或者说，诗人们不断寻找更切近日常诗意的表达方式，虽然仍走传统诗歌的感性化路线，但却不像一般诗歌那样去眷顾象征、隐喻等高难的技巧，而是极力挖掘和释放细节、过程等叙述性文学因素的能量，把叙述作为改变诗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手段。的确，作者要想准确命中转瞬即逝的诗意现场，开采更为复杂的事实、经验和情感，不但应该拥有发现诗想的眼睛和激越的灵感，还要结合多元的技艺手法，通过平滑流动的语言、诚挚细腻的叙述再现普通个体的声音和繁复事项的细枝末节，以一颗平常心淘洗、提炼出人情、人性的光芒。“从记忆中母亲为我偷来了枘子／在邻村的山坡上，她用砍柴的刀，切割着柚子金黄色的皮／辛辣的汁液，溅在了母亲的脸颊上的汗珠里／溅落在我的眼眶／我的眼泪与母亲的汗水一同消失在焦黄的泥土中……母亲坐在我们中间，手中握着刀子，她心满意足地看着我们，并把笑容噙在了眼眶”(泉子《柚子》，《诗刊・下半月刊》第18期)；“车开了，那汉子，被褥置于胯下／用力扒开身旁挤着的人／将头伸出窗外……透过积满灰尘的窗玻璃／隐约看见，路边一个老女人站着／像一株孤单的老玉米／却又模糊莫辨”(江一郎《一辆开往县城的班车》，《扬子江诗刊》第4期)。随着岁月的磨砺，诗人逐渐以缓平的心境烛照日益淡去的亲情，生活中不易觉察的细微动作和感人情境生动、清晰地返归诗歌文本：母亲切割柚子的过程、汗珠滴溅的轨迹、儿子挤到车窗后的遥望、老女人孤单的身影……种种事态性的行为龙茸质感的画面修葺着记忆的碎片和别离的愁绪，刻印下母子间微妙挚深的纯朴感情。正是这些叙事因子的点落渐趋组合成诗人整体的情绪律动和写作节奏，使浮动的感性情绪有了粘着的载体，从而切面式地释放、支撑生活的隐匿细节，唤醒读者尘封的亲情体认。在这方面马永波的《幸福的蒸汽――给大姐》(《诗林》第3期)更为典型，对亲人的挂念演化成简洁紧凑的变焦镜头，大姐慈母般的关怀、团聚的温暖等鲜活的场景特写都定格于爬满玻璃的蒸汽中，诗人叙述的笔力穿透或模糊或驳杂的小城往事，传递出悠远、智慧的诗歌之光。
二、诗歌的怀旧梦
当人们不无欣喜地迈入新世纪的大门后，意外发现市场经济在重塑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同时，也在悄无声息地夺去我们曾经熟悉的事物，消费文化无孔不入的商业活动、娱乐消遣、拜物主义导致传统价值观念分崩离析，大众的存在模式、伦理形态和情感体验也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可以说，现代性的强势扩张横扫人们本已焦虑的内心世界，宿命般地吞噬诗意的存在。正是这种现代社会的“疯癫与文明”培植了怀旧的文化语境，存心怀旧(罗兰・罗伯森语)几乎成为社会行为的驱动力量，人们纷纷向后转，通过与过去对话的方式返归逝去的精神家园，在故土乡愁、从前的事物和传统文化中寻求灵魂的栖居。
怀乡是怀旧情结的重要向度，“社会学意义上的无家可归，是现代化的一种心理后果，而且本身便是促使 一个人产生‘对自己在社会中和最终在宇宙中曾有过的某种在家状态的……怀旧’的发生器”。在怀旧中滋生的乡愁则是游子难以消弭的伤心源泉，常常诱发对故土的无限渴望。尤克利的《村庄》(《诗潮》第7期)和柳苏的《那是一只来自故乡的鸟啊》(《诗潮》第1l期)，就酿造了故乡熟悉的味道、声音和景色，岁月中无意识丧失的对过去的感觉悄悄回归，让流浪的人魂牵梦绕、铭记于心。但是，乡愁这支想象性的安慰剂无法引领人们重人伊甸园之门，脆弱的怀旧情丝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经常无处依傍，“现在起，我用指尖丈量故乡／在几厘米的版图上，用力抠出绿地和房舍……地理总是残缺的，喝早茶的人／要拨开云雾，要取下变形的脸和镜框／但今日，它们全都老了……哪怕用特殊的比例，刻上标记／我也无法摸清，回家会有几种方向”(俞昌雄：《地图上的故乡》，《诗潮》第8期)。地图上咫尺距离散满模糊的泪水，回家的方向只剩下回忆里老去的惆怅，作者依稀可辨的仅仅是坐标性的原点，围绕它演绎着破碎的乡村挽歌。此时，诗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今天的乡土已在城市扩张、工业发展、交通网络的碾压下，失去了原有的存在根性，蝉蜕成一片哀痛的存在场域。正如南书堂的《村子》(《诗潮》第9期)和马新潮的《今夜的村庄里》(《诗刊・上半月刊》第7期)所描绘的图景一般，商业的强势入侵、资源的无度采掘、廉价劳动力的输出使村庄密布忧伤、凋敝的底色，作者述说着农耕文化风烛残年的呻吟与不幸，虽有同情和哀伤，但更多还是深深的思考与尖锐的批判，“农耕文明的逝去并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成为现实，它是一点一点被工业文明乔噬的，也是一点一点为农民被迫抛弃的”。现代工业压榨着农民贫瘠的土地和孱弱的精神空间，灰暗的天空、荒芜的大地和失去青年的宅院噩梦般地笼罩着苍凉的乡村，诗人深陷绝望的双眼看到的是农村残败的境况和日益积聚、暴露的问题，他们孤凄地游走于遗失的田园和困顿的现状之间，不停地叩问时代的良知。
怀旧拉近了时间的距离，让今天与昨天重叠、交织、映现在一起，瞬间的聚合铺展为回味良久的记忆图片，成为重返过去的触发点。诸如童年纪事、成长历程、情爱往事等都转化为怀旧主体的现时感受，让回溯的时间弥补心中的缺憾。如谈雅丽的《丽江旧事》，“那时我年轻，相信爱情和远方，在小街，我感到风吹动玉龙雪山／巨云从山顶滚过，在我心里投下阴影，街道越来越窄，青石板留下时光磨碎的／光亮，溪水也越来越薄／――我离开人群已经很远很远”(《诗林・双月刊》第4期)。年轻时懵懂、清纯的感情透过时光的棱角投射到文字中，镌刻下浪漫、斑斓的诗意轮廓，回忆的魅力让作者打量过去的每一个细节，口语化呈现“旧事”的点点滴滴，娓娓道来中仿佛那年的故事就发生在不远的昨日，恰如溪水般平淡、恬静、安闲，让人充满温馨的期待。时间烙印的标记是怀旧的原点，它延伸向个体的私密历史，同样，这也是寻觅自身踪迹的契机和重新定位现时自我的有效途径。因此诗人常常采用编年体或纪传体的形式，反思个体、家族、社会的历史命运，绵延怀旧的心理情感，给人以新的启示。如霍俊明的组诗《一个人的编年史》(《诗歌月刊》第9期)就以个人的视阈介入那段被湮没的历史，将经过时间积淀的情愫注射到复杂的怀旧文化体系之中，借助极具时代特色的事件、物象和名词，不动声色地讲述其中隐含的过去和现在，并将人物的历史戏剧性地融入地方史甚至整个社会的变迁史，增强了诗歌对厚重生活的穿透力度。
任何社会价值标准的形成都根植于过去稳定、持久的文化传统，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传统是必需的，而且总是应该坚持，因为它们给予生活连续性并形成生活。”然而在嘈杂、污浊的后工业时代，诗人仅能凭借打捞传统文化的因子和失落文明的碎片，延续被割裂的传统之根，以求在怀旧中寻找安宁的栖息之所。譬如许仲的《乌衣巷》(《诗刊・下半月刊》第8期)，作者化用唐代刘禹锡的著名诗句，重新装点南京秦淮河岸的乌衣巷，并与古代的文人墨客跨时空地徜徉于巷内魏晋遗风之中，交流每一扇门倒映的传奇和故事，感慨物是人非的历史沧桑。诗人将传统士人的文化心态和审美取向融入诗歌的肌理，通过交流与对话寻找自我身份的归属感。像韩簌簌的组诗《趟过宋词的苏轼》(《诗刊・下半月刊》第16期)就以苏轼曲折、艰辛的人生历程生发出事事难料、历史弄人的无限感喟，作者努力开启历史的“重门深锁”，默默地凭吊古代诗人的悲剧命运，为其理想性的忧患意识和永无休止的生命探索涂抹下伤感而厚重的一笔，“明明是乡关渐远声渐歇／你却要在这浩大的镜面上，抛光出一片／柳荫苏堤／明明是强弩之末危楼立，你却要用瘦削的肩膀，支撑起大宋／缺钙的骨骼”，时隔千年的遥远的应和打破了彼此之间的时空界限，使作者从先贤豪放、洒脱的性格中，获得了精神的滋养和慰藉，同时，广博、深邃的传统文化也过滤掉浮躁的物质欲求，还身心于安宁。
三、生态意识与诗歌现场
如今，全球化阶段的竞争与共享促使人的欲望无止境地蔓延，以致毫无保留地将自然分裂、分解、分化为无数可供使用的基本单元，任意透支、挥霍着自己的未来。而当人口爆炸、环境污染、能源匮乏、交通拥堵、暴力犯罪等问题日益突出，人们才放弃对社会文明最后的乌托邦想象，此刻我们已被现代性的“幽灵”抽干血性，逐渐异化为“单向度的人”。在这样的背影下，深具忧患意识的诗人纷纷对环境危机和精神危机做出回应，思考如何化解现代性的伴生问题，如何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如何重返纯然、宁谧、轻灵的初始之地等诸种问题。
面对现代性的含义，艾恺曾说：“我的定义建立在两个关键性的概念上：‘擅理智’和‘役自然’(即对环境的控制)”，其精辟的概括不但诊断出社会高度工具理性化的致命弱点，同时也尖锐地谴责人类对自然野蛮的占有态度，生态灾难正是这种科技理性支配自然的终极后果。更为甚者，现代性推动的全球化使区域资源被全国乃至全世界共同消费，气候变暖、雨林消失、物种灭绝亦成为整体性的连锁事件，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存和发展。“这些灰暗的街树伟大的塑像和我一样／呼吸着污染的空气，这些年迈的老人咳嗽的麻雀
和我一样／为一片纯净的蓝天祈望上苍／看吧
活过夜晚的鸽子又飞进了新的，有害的一日”(娜夜：《这些……》，《诗歌月刊》第9期)；“肮脏的早晨树叶是灰的／鸟是灰的／街道、云层、孩子们是灰的，我是灰的，裙子是灰的／手提包是灰的、嘴唇／是灰的……沙尘暴袭击了这个城市／又在预谋下一个”(余小蛮：《沙尘暴》，《诗林・双月刊》第4期)，两首诗的色彩基调都是灰色的：一轮又一轮密布的黄沙遮掩住生机勃勃的清晨，纯净的蓝天只能成为遥不可及的想象，人们呼吸着重工业的气息，早早地住进了医院，在没有阳光的日子离开人世，最后一次拉动GDP飙涨。诗人以犀利的笔锋刺穿灰暗的天空，聚焦环境污染带给地球的生态灾难，为人类的恣意妄为敲响警钟。此外，为满足城市人光鲜富足和 过度奢华的消费理念，城郊和农村也俨然成为原料加工厂和垃圾输出地，大地被勾连城乡的高速公路无情地肆意篡改、切割，脆弱的生态链条遭到严重破坏。方向的《农业的黄昏》(《诗选刊》第8期)、井秋峰的《两滴墨》(《诗潮》第5期)和柯健君的《沿海地带》(《诗刊・下半月刊》第20期)，都充斥着诸如废旧塑料、污水、烟尘、铁屑、碎玻璃、腐锈、轰鸣等工业性词汇，人们为了满足一己私欲，急功近利地破坏自然生态，这种肆无忌惮的侵占与征服，终究会使人的活动范围不断萎缩，人性日趋单薄，人心也将在大自然的衰败中渐渐枯竭。
其实，现代性负面因素导致的生态失衡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更表现为人的价值信仰、道德体系的崩溃与瓦解，人们创造的科学技术正在戕害着人类自身，它梦魇般地驱使“孤独的人群”走向深渊。如余小蛮的《横穿公路》(《诗林・双月刊》第4期)和徐南鹏的《窗外正对着一条马路》(《诗歌月刊》第8期)：城市遍布汽车的公路阻隔了人们前进的步伐，在车流间穿行、在斑马线上等待成为恒固的日常情节，人们麻木地走在被公路缠绕的都市，观赏窗外水泥和钢铁混铸的冷漠风景，脑海早已失去了季节的概念，沦为陌生的看客。郑小琼的《从生活》则突人工业文明的纵深处，舔舐滴血的伤口：“从生活。折叠的铁片突然张开玻璃和金属的面孔倾注着整个下午的寂静。落在机台的寂寞／磨损的光线中我听见体内的钟敲响／当当，当，它走着……时间的背面……在衰老，消瘦。生活……它淡蓝色的舌头，舔着。重复着的日子――我自己的舌头／舔着生活。生锈的铁片在雾气中望着／顺着机台上黯淡的灯它迷蒙的面孔……闪动”(《山西文学》第6期)，钢铁铺展的工厂没有半点绵软的角落，一个个衰老、消瘦的面孔被隔绝在机台的尺寸之间，机械而繁重地重复每天的工作，蛮横的工业法则篡弑打工者微卑的生命，毫无怜悯可言。郑小琼对现代工业的抵触，对科技革命的担忧，对人丧失主体性的痛心，都尖锐地指向现代性鬼魅的症候，“世界不再是温暖的、有机的‘家同’……不再是爱和冥思的对象”。
当诗人从现代化催生的幽幻中抽离出来，他们警觉地意识到人类无知的行为正把地球推向万劫不复之地，心灵的干涸和思想的焦灼将会愈演愈烈。因此他们把目光投向前现代的自然之物，重拾朦胧世界的灵秘之光，传达万物本身的信息和吁求，追寻天人合一的恒定规律，“一个白昼的最后，落日／把我引向知悟，由此揭开黄昏绚烂的篇章。／豪猪在山径中蹒跚，它的尖刺染得血红。／而松鼠在树枝上跳动，像从火圈中掉落的／一个小火球……万物又在一根链条上熔消，世界喑哑，游离于时间的沉落，我仍然相信／灵魂可以永生。”(津渡：《落日》，《诗刊・上半月刊》第13期)诗人展现出自然美幻、神秘的原始面貌，揭开大地之上、林丛之中匿藏的灵性空间，宣谕包罗万象的大自然独立的主体地位，把权力交予大地，弥合人与自然之间的裂隙，从而唤起我们尊重、敬畏自然的原初情怀，“作诗并不飞越和超出大地，以便离弃大地、悬浮于大地之上。毋宁说，作诗首先把人带向大地，使人归属于大地，从而使人进入栖居之中。”像潘洗尘的《自然是如此的具体》(《诗潮》第11期)、苇子的《雨季诗章》(《十月》第4期)、黄礼孩的《昨夜梦见故乡的繁星》(《上海文学》第6期)和朱零的《微山湖记》(《诗歌月刊》第5期)等诗歌，纷纷从细小、平常的自然景物中探查人与自然相通的秘密甬道，真诚地谛听大自然的本真言说，每片叶子的纹路、每滴雨水的声响、每颗星星的闪动都轻轻地飘落在逶迤的音节之间，萦怀不去，可谓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诗人摒除孤立于自然的“独语者”趋向，重返与生态圈和谐相融的环境之中，让每天的朝花夕月熏陶出一颗玲珑剔透的心。
四、90后诗人的准备与提升
新世纪以降，当代诗歌代际更迭的速度和频率都异常惊人，当大家还在述说、阐释70后、80后的诗歌印象时，90后诗人已经不知不觉间浮出水面，大有崛起之势。随着“2009年度90后十大新锐诗人排行榜”的i=H炉和“90后诗歌群落”的组建，90后诗人正利用网络的便利快速集结，并向诗坛发起集团冲锋，以青春的活力和朝气推开了缪斯之门。与70后、80后的童年、少年体验相比，在网络文化、大众传媒、信息爆炸的时代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90后，行为更加独立、思想更加开阔、意识更加前卫。然而，出乎批评家的意料之外，这群青、少年的写作者并不想通过革命或反叛等行为手段标新立异，因为他们对诗歌拥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真实、随意、平静、自然……那么就让我们跟随散落于2010年诗歌刊物上的文本，走进90后诗人的别样天地。
还处在十六七岁花季的90后诗人，即使过早成熟也不想放弃青春之笔，去尝试“深度写作”，所以阅读他们的诗歌，直接给人的感动是童话般的梦幻、唯美的自然和飞升的想象力。换言之，90后诗人并不压抑、减损稚趣的“小情小调”，而是将纯真的梦想寄托于空灵的诗歌创作，“冬天，用猫的眼睛看世界／世界披上了一件／毛茸茸的外套／冰冷的
无家可归的，黑夜瑟瑟发抖／钻进灯火的怀抱／冬天，用猫的眼睛看世界／世界变得多么乖巧／每个人都把尾巴放出来／在太阳的游乐场里滑雪蹦高／雪花送给大家一个寒冷的玩笑”(慈琪：《冬天，用猫的眼睛看世界》，《诗刊・下半月刊》第10期)，诗人没有被现实玷污的眼眸看到一个纯美、洁净的童话千国，童真童趣欢快地奏鸣青春的和弦，轻盈、精妙、富有梦幻色彩的笔触，描摹出童年和自然新鲜的原初之态，天真烂漫的孩子气给读者带来如饮清泉的美妙感受。又如张牧笛的《你听见蝴蝶的歌唱了吗?》(《诗刊-下半月刊》第10期)和朱雀的《生命》(《诗选刊》第3期)，将真切、生动的直觉感观放在首位，以或优美或戏谑的语言，将平时常见的蝴蝶和蚊子写得生趣盎然，毫无先验抒情范式的束缚，率真、自由的思绪，飞腾、跳跃的想象，使他们的诗歌直抵物我相通相融的诗境。另外，像李唐的《迎接冬天》(《诗刊・下半月刊》第10期)和高璨的《流水桃花》《花、鸟、山路》(《诗刊・下半月刊》第10期)等诗作，诗人更是以独恩妙想捕捉自然天籁的美好回声，简约朴质的白描、自然唯美的图画、清新隽永的文字，都纯然发自诗人心灵的张翕与律动，单纯的思想亦使诗绪顺自而下，逸出山水鸟虫的拘同，打通生命的限阈和青春的密道。
在少年与青年之间过渡的90后诗人，对自己、对世界充满懵懂的感知和探试的好奇，情思纤细的变化、忧郁孤独的少年愁、人生道路的困惑与迷惘，都点滴嵌入他们飘渺的文字，“设想我的初恋在一张宣纸上／窗外的风漫卷着纸张／我落笔在一片有风的空旷里／一滴墨洇开／我的恋人穿一袭黑衣袅袅而来／他的神／在我无形的把握中”(原筱菲：《水墨初恋》，《诗刊一下半月刊》第10期)，具有浓厚绘画功底的原筱菲对诗歌的色彩极为敏感，其诗作常常富有画面的质感和氛围，《水墨初恋》 将少女对初恋的设想演染得朦胧迷离、似真似幻，人物内心的悸动、梦寐中的遥想，都变幻为宣纸的水墨情凋，爱意款款；苏笑嫣的《日子渐暖了》(《诗刊・下半月刊》第10期)也含隋脉脉地述说一个女孩浪漫的爱情插曲，温馨、动人。蓝冰丫头的《去流浪》(《诗林》第2期)，则在秋风瑟瑟中想象流浪的生涯，没有家、没有熟人的远方，褪去纠结的往事，让心慢慢宁静、踏实下来。作者在想象中暗自品味身体内成长的啧啧之声，隐隐地溢山无形的压抑与孤独――他们渴望在纷乱的尘世能“与人细细交谈”，能“对生活放心／爱上许多人”。孩子长大后总会为求学、为生存离家迁徙，这也许是人生的必修课，1990年、1991年出生的诗人已经跨人大学的校门，环境的变迁、陌生的城市，为他们平添了第一抹乡思，陈思楷的《好快》就描绘出异乡少年对故土的迷恋，“我等太久了：故乡的云脚如／漫天都是雪白的蜗牛。／我承受不了明显的对差：我的审美观／陈旧，固执，迷恋大同。……蜿蜒的前方挂满火红的苹果：／甜美的剧毒的，参在一起难以辨认／我饿了，厌倦了形影单只／转过头：故乡的云正在快马加鞭”(《诗林・双月刊》第2期)，作者在成长的转捩点上澄明、真挚地展露情感的波澜，以浓郁的感性同汇尽显对故乡的依恋之情，绝不扭捏、做作或“强说愁”，固执地保留诠释诗歌的少年经验。
当然，90后诗人大多还处在靠“才华写作”的青春期阶段，缺乏驾驭复杂诗情或深入现实题材的功力，“我们大多数的诗歌都在逃避现实，而陶醉在个人的情感里，这样的感情虽然是真挚的，但同时也缺少真正诗歌的意义。”90后诗人对自身具有清醒认识，但他们并未因商业、媒体抑或批评家的诱导，放弃抒写属于自己的诗篇；而是凭借绘画、音乐、影视、摄影、动漫、书籍等资源条件，汲取多元的营养完善诗歌创作，可以说，是多种文化艺术的熏染使他们的诗歌保持着一贯的创新与活力。90后诗人才刚刚上路，他们如何跨越青春文学的樊篱，我们拭目以待。
2010年的中国诗歌，整体呈现着稳定、成熟、多元的发展态势，老诗人雄风仍旧、新诗人锐意出击，共同搭建了诗坛相对繁荣、活跃的生态空间，但也应该适时警醒：不少诗人倦于艺术的实验和先锋的操练，倾向创作四平八稳、平滑庸俗或微情小意的诗歌作品，僵化、停滞、缺乏原创性，譬如“及物”写作被大范围运用的当下，像“个人化写作”一样，都有流于泛滥的危险，秉持“及物”的尺度极为重要；在大众社会的整体语境下，诗歌怀旧应避免陷入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囹圄和媚俗的窠臼，折戟而归；自然充盈的诗歌现场，更不能因缺少感性的言说和神性的启迪，而沦为景物的陈列室，毫无生机可寻。当然，新诗写作技巧的难度演练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也不能急于推进诗歌经典化的过程，当边缘已成常态，沉寂的诗坛自会蓄积发展的动能，相信诗歌的未来不会让大家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