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词体 诗体 一气流贯 摘要:围绕词体“一气流贯”说,从中国文化不同发展阶段认识世界的方法人手,分析论证了诗体、词体思路结构的不同。文中也具体分辨了宋代以来“一气流贯”说中的创新内涵与传统因素,从而客观解释了词体在自身特征性结构方式的基础上,向诗体学习,获得全方位抒情功能的词史现象。
关于词体与诗体思路结构之不同,古代词论中多有论及。王文华《古今词论》引朱承爵《存余堂诗话》云:“诗词虽同一机杼,而词家意象,于诗略有不同。句欲敏,字欲捷,长篇需曲折三致意,而气自流贯。”李渔在《窥词管见》中也说:“作词之家,当以‘一气如话’一语,认为四字金丹。”这些说法,共同提出了一个对词体特征的重要认识:词体与诗体的区别,在于词体以流贯通畅为美。以上说法或把词体文气的流贯通畅独标为“词家意象”,或以之与诗体嗷径扬厉的特征相对举,或者干脆奉之为作词的“四字金丹”,都充分强调了它作为词体思路结构所独有的、相对于诗体具有创新性质的意义,从而把它定位为词体区别于诗体的本质性特征之一。
词体与诗体思路结构之不同,根本上是诗歌创作主体观照、把握世界的方式差异性的反映。词体与诗体植根于中国历史不同阶段的思想文化的背景之中,在中国文化内涵丰富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各自观照世界、表达世界的特定方式,进而确立了各自的结构体制、表达方式与风格特征。考察诗体与词体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将有助于我们对词体思路“流贯通畅”特征具体内涵的理解。
一、先秦至宋以前思想文化背景对诗体创作的影响
先秦至宋以前(只能大概划界于此,其实中唐以后中国的哲学观就已发生变化),古人把世界划分为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的“器”(外物)。《易传・系辞上》日:“形而上者为道,形而下者为器。”“道”涵盖万有,高高在上,本质上是一种先于天地万物的规范性,是无形的;“器”作为客观物质世界的实有,则是具体的、有限的、有形的。这两种本质完全不同的东西,要通过“气”来融合。但是古人的结论,并不是我们认识的终点。我们从上述认识中,发现了先秦以来中国古人看世界的一种倾向:即他们是通过我的眼来看世界,通过“我”的感官去感知世界的,是“以我观物”。这样看世界的结果,宇宙自然、天地万物通过我的主体性合而为一,世界也往往只是观照者眼中的世界。这样的认识方法,是以重视主观、忽视客体为特征的。
由于儒家在中国社会的强大影响力,这种思想方法也成为先秦至宋以前中国社会认识世界的主要方式。在这样的哲学认识的基础上,宋代以前的关于思路结构的概念,是偏于主观的。作为在诗文中起结构作用的“文气”,在中国文学的先秦至唐的阶段中,它的基本内涵就是主观的“意”。因此,在这一阶段的文学理论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关于“意”与“言”关系的阐说。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思,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种种阐说和论证,都把“意”放在中心的决定性的地位上,主张以“意”统领文章的“事类”与言辞,而完全摒弃了思想情感所由产生的客观生活的前提,把“意”定位于通过“澄心凝思”主观自省的方式,就可以获得的“神来之思”,具有把“意”神秘化、绝对化的倾向。
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产生的中国传统诗体,也形成了自身的思路结构特征――把“意”放在对诗文的内容和材料的绝对统领的位置上,“高屋建瓴”地以“意”去统领、驾驭和驱使物象,以“意”主宰一切。在这样认识下的诗文创作中,“意”是十分鲜明的,是被有意凸显的、强调的。所以中国古人说到诗体的创作方法,喜欢用“一唱三叹”,来强调“意”的凸显与浓郁;也所以诗体思路的展开,是动荡、跳跃的;诗的意象的构成,是在追求与道的契合中,寻找期盼开悟的碰撞点,因而是比拟的、象征性的。也因此在诗的创作过程中,客观物象往往在主观的移情下变形。“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李白《蜀道难》),正是诗体思路结构延展方式的真实艺术写照。
二、宋代新儒学以“理”代“道”思想与对词体“一气流贯”说的形成
宋代新儒学以“理”代“道”,开启了中国古代认识世界的两分法。从北宋初邵雍的“以物观物”、“反观说”,到朱熹以客观事物的“所以然”的原因和其“所当然”之规则,来定义与“道”处于同一认识层次上的“理”,以“理”代“道”,开创了理性主义的新儒学一理学。宋代理学重视具体事物的规则(“理”的具体内涵,程颐说:“一物须有一理。”)的思想方法,为整个儒学体系建立了一种新的更具客观性的认识视角。
词体创作标举“一气流贯”,也实际地反映了中国宋代以后,以“理”代“道”的新的认识成果。由北宋词人柳永开创的“赋笔为词”的词体基本表达语体,在词的创作中,把客观事物作为情志产生的基础,通过对生活内容的细致叙写缓缓展开抒情,依“理”行文,从而使词体思路产生了连贯流利的效果。词体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体裁,在宋代新儒学认识成果的基础上,成功建构了自身新的思路结构方式。
把“一气流贯”看作是词作中事理的畅通,是切中了词体区别于诗体之根本。如文章开篇所引王又华《古今词论》,它引用了朱承爵《存余堂诗话》的说法而加以自己的解释。朱的原说虽然还未完全脱离诗体的强调“意”的聚合与浓郁的说法,但是已经提出了“一气流贯”的概念。而王说在阐释朱说时,则把“气”的内涵,完全转向了自然事理的贯穿。王又华说:“盖词至长调,变已极矣。……丽情密藻,尽态极妍,要其瑰琢处,无不有灰蛇蚓线之妙,则所谓一气流贯也。”“灰蛇蚓线”说法的内涵,与传统的“意”的高屋建瓴的、聚合性、统领性的内涵明显是不同的。“灰蛇蚓线”描述的,是一种暗含在“丽情密藻”背后的潜在的联系,从当时社会文化的背景出发,与诗体观念对照来看,它明显指的是自然事理。又如,王又华《古今词论》曾引陈眉山的说法:“制词贵于布置停匀,气脉贯穿,其过叠处尤当如常山之蛇,顾首顾尾。”“布置停匀”指的是结构的妥当均匀的安排,在动荡的诗思中这是做不到的,这样的标准只适于事理的承接。“顾首顾尾”,则明显是在事理逻辑的基础上的词句结构的前后照应与承接。又有清人田同之曾对词体思路连贯流利的内涵,做过明确的分辨。他在《西圃词说》中引沈东江云:“中调、长调转换处,……须一气而成,则神昧自足,以有意求之,不得也。”特别指出了词体思路的一气而成,并不是受“意”的引领和推动,非有意为之,而是顺着事理自然成篇。与“风行水上,自然成文”的说法,与“随物赋形”的文章写作论是一脉相通的。又云:“长调,事与意要分开。”在诗歌写作的认识里,明确地提出“事”与“意”要分开,这应该说是有标志性意义的。它是宋 代理性主义区分物、我的思想方法在文学创作方法上的应用。文学创作最终一定要达到“意”与“事”、“景”与“情”的交融,但是在思考与构思的过程里,是把它们混同看待,还是把它们先分开理清,直接影响到行文过程中,是以“意”的统领展开思路,还是以“事理”的引导,启发情的产生的。二者在创作方法上是根本不同的。只有做到了后者,词情才可以获得“遇风生澜”、情景契合、深切动人的效果。
三、词体“一气流贯”说对诗体创作方法的吸收与创新
宋代以来的词论中,也仍有不少是把“气”作为“意”来使用的。如:“学苏、辛,不得见其用气处,当以离处为合。”苏轼和辛弃疾都是典型的“以诗为词”的词人,他们的作词的“使气”,自然是借鉴了诗体以情感意念引领物象的方式。又如:“长调须前后贯穿,神来气来。”言“神”为“气”脑,思情产生了,文气自然随之贯通。“生而拗者,贵一气旋转,求其浑成”;“气体要浑厚,血脉宜贯通”(这里是以“血脉”指“事理”,说作词也要追求“气”的浑厚、浑成――都是站在传统诗论的立场上,张扬主观情感意念对思路延伸的灵动与浑成的影响)。
在诗文思路的展开过程里,客观事理是如灰蛇蚓线潜含在词中的,要慢慢牵引出来;而主观的充沛的情思是可以强力灌注,不拘细节,一气流转而达到浑成的。两种思路的构成方式,直接形成了词思与诗思的不同风格特征:词思纤细而流丽,诗恩跳荡而浑厚。而当在词体发展的历史中词思也开始讲神思与浑厚的时候,就是到了词体向诗体借鉴,冲破固有局限,拥有了更丰富的表现力,和更多样的风格的时候。词体既要重自然,亦须以有意为之相辅。宋人对词体思路的认识,集合了宋代前后两个历史方向上的文化成果,包含了“事理”与“情志”的双向拓展。
在这样的词体结构创作理论的指导下,宋词在实际创作中,既以更为自由的体制形式,容纳了在叙事笔法上合于事理逻辑的细致叙写与描摹,叉继承和发扬了诗体重写意的传统构思方式。既以自己创新性的思路结构方式和表达方式,为诗歌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同时,又努力向诗体优势学习,形成了既长于细致描摹,又拥有诗思的开阔、灵动特点的、具有全面表达能力的新诗体,使词体在宋代以后,真正成为与诗体并驾齐驱的抒情文学体裁。
参考文献:
[1]陈�,道器之辨与理器之辨一种思想区域划分的尝试[J],聊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02)
责任编辑:吕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