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中得到迅速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在努力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前途无望的情况下，以人民解放战争回击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迅速推翻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反动统治，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
在此期间，重庆党组织先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和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下，开展人民民主运动，开辟第二条战线，发动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在这一过程中，重庆党组织曾遭受严重挫折，但是英勇不屈的共产党人顽强奋起，总结经验，清理恢复组织，重新聚集力量，坚持战斗，贯彻“迎接解放，配合接管”方针，最后迎来了重庆的解放。
推动和平民主运动高涨开展反美抗暴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力图通过和平途径来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蒋介石集团在美国当局支持下，妄想通过内战，消灭共产党，继续维持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
那时，抗战刚刚结束，国民党要立即发动内战，必定不得人心。因此，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为了掩盖其假和平、真内战的图谋，连续3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表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共商合作建国大计。
中国共产党绝不放弃任何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途径。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毛泽东亲赴重庆，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赞誉。经过43天复杂而艰苦的谈判，国共双方于1945年10月10日签署了会谈纪要。重庆谈判的成功，对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重庆党组织贯彻南方局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领导群众投入到“争和平、反内战，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1945年10月，重庆党组织根据南方局指示，在建立和发展党组织的同时，成立了以王璞为组长的工人运动领导小组，把反内战、反独裁作为工作中心，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推进工人运动发展。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1945年9月20日，永兴机器厂等27个工厂的工人发表联合声明，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改变自身厄运。10月，惠昌铁工厂等8个民营工厂的工人参加了受党影响的进步工会中国劳动协会；同月，重庆50000多失业工人选出代表成立失业工人请愿团。11月，各民营工厂失业工人又选出代表500多人组成请愿团向当局请愿，提出安置和救济失业工人的要求；新胜布厂、渝鑫铁厂等厂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11月14日，重庆机器、纺织、军工、化工、印刷等行业的工人，联合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和平，反对内战。
这一时期，在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成立了“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中国职业青年社”、“陪都青年联谊会”等进步团体，在它们的引导下，在一些行业还成立了“中国机器工人联谊会”、“中国汽车工人技术福利促进会”、“中国印刷工人联谊会”和“中国被服工人联谊会”等组织，共同推动工人运动的开展。
与工人运动相互呼应，学生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11月13日，复旦大学等30多个文化教育单位强烈呼吁和平，反对内战；27日，重庆各大学学生致书美国学生，呼吁美军退出中国，要求一致行动阻止美国政府资助国民党加剧内战。12月2日，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等5院校学生，签名反对内战，并提出立即停止内战的3项国是主张。昆明“一二・一惨案”后，学生站在斗争最前列，成立后援会，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爱国学生罪行。
工人和学生的斗争，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响应。1945年11月19日，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知名人士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陶行知等发起成立“重庆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
在全国一致的反战声中，国民党被迫于1946年1月10日和中国共产党签订《停战协定》。同日，国共会谈纪要所确定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
为了保证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重庆党组织根据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的指示，积极组织发动重庆的学生、工人和广大民众举行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配合中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的斗争。1月11日，重庆各界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提出政协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并逐日在沧白堂举行群众集会，邀请政协代表报告会议情况并听取群众意见和要求。重庆党组织领导社会大学、育才等校师生，民生机器厂、豫丰纱厂等厂的工人积极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的活动。1月25日，全市10000多师生在重庆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支持政协会议，并向政协会议提出7项国是主张。政协会议的会内斗争和会外斗争，上层谈判与群众运动、各民主力量的活动紧密结合，保证了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
但是，国民党当局百般阻挠会议，不仅在会议期间命令特务对政协代表和民主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的活动加强跟踪监视，而且制造“沧白堂事件”，进行捣乱破坏。2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等23个团体联合发起在重庆较场口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破坏会场，制造了“较场口事件”。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以他扩大内战的言行，使政协会议通过的各种决议终于成为一纸空文。随即，国民党加紧了对全面内战的部署。
为了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内战，中国共产党在立足解放区军事自卫的同时，对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中共南方局东迁南京前夕，加强了对重庆及西南地区党的工作的系列部署。1946年3月新一届重庆市委成立，书记王璞，副书记刘国定，委员彭咏梧、骆安靖。市委领导重庆市区、上川东各地及下川东部分地区党组织。1946年4月30日，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成立，书记吴玉章，副书记王维舟。四川省委实际上是继南方局之后中央派驻西南地区的代表机关，负责领导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四省和《新华日报》的工作。
四川省委成立后，接替南方局，领导西南地区及重庆党组织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加强党组织的建设，继续推进民主运动，深入农村开展工作，准备对付国民党扩大内战发动的突然事变。
1946年6月，国民党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被迫进行自卫作战。
与解放区军民开展的自卫作战相呼应，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以1946年12月爆发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为标志，通过以学生 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逐步形成国民党统治区人民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在中共四川省委和重庆党组织的领导下，重庆展开的以抗暴运动为新起点的爱国民主运动，成为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军士兵强暴北大女学生的消息传到重庆后，点燃了重庆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的反美怒火。1947年1月3日，全市3l所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开会，成立“重庆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决议1月3日至7日举行全市学生总罢课，6日举行了15000多人的游行示威。抗暴大游行后，10多所中学校继续组成宣传队，揭露美军罪行。2月5日和8日，国民党特务围攻殴打进行抗暴宣传的学生，致伤多人。为此，重庆大学等23所学校再度罢课。学生的抗暴运动促进了广大重庆市民的觉醒，赢得了社会各阶层和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形成了广泛的反美爱国阵容。为避免过分暴露，四川省委和重庆党组织引导学生停止街头宣传，把活动转向校内，加强培养在斗争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为革命的发展积蓄新生力量。
1947年5月，由宁、沪、平、津学生首先发动，全国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爱国运动。随后，南京发生“五二○血案”，重庆学生奋起声援，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罢课、游行活动。6月1日，国民党政府为镇压学生运动布置全国性大逮捕，重庆各校学生运动骨干及新闻、教育、文化、工商等界进步人士270余人被捕，虽经社会各方营救多数陆续获释，但这次“六一大逮捕”却使重庆刚刚兴起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遭到镇压。为纪念党所领导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群众运动，牢记“六一”大逮捕，把党长期联系和培养的学生运动骨干组织起来形成核心，经重庆市委决定，建立了党的外围核心组织“六一社”，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至年底，“六一社”发展社员达300多人，成为党组织的得力助手。
壮大党的组织发动武装起义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在组织军队疯狂向解放区军民进攻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法西斯统治。为了反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配合解放区军民的斗争，中共四川省委指示重庆市委加强农村工作，准备发动游击战争，同时加强城市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从各方面支持农村工作。重庆市委以华蓥山地区附近的广安、岳池、武胜、渠县、合川、江北、梁山、邻水、大竹，下川东的云阳、奉节、巫山、巫溪等县，以及黔北的思南地区为重点，陆续派出干部，并动员一批进步青年积极分子深入农村，从抗丁、抗粮、抗捐入手开展农民运动，掌握部分基层政权，为发动武装斗争做准备。
在重庆党组织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斗争即将勃兴的关键时刻，1947年2月底，国民党当局彻底堵死和平大门，悍然下令南京、上海、重庆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中共代表于3月5日前撤退。不久，以吴玉章为书记的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迫撤离。
四川省委撤离后，重庆和川东各地党组织暂时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但是，这个关系很快就通过在上海局钱瑛身边工作的张文澄与在重庆的刘传�联系上，随后，重庆市委立即派副书记刘国定前往上海。钱瑛指示重庆党组织放手发展，并责成重庆市委书记王璞清理联系川东地区党组织。1947年5月以后，重庆市委陆续与巴县中心县委书记萧泽宽、川南工委书记廖林生、万县地区负责人涂孝文和秀山地区负责人邓照明等建立起联系，一些原与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直接联系的党员也先后与市委接上关系。
在重庆党组织努力与上级取得联系的过程中，重庆的党员和进步群众渴望听到党的声音，了解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几个与党失掉联系的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根据香港寄来的《新华社通讯稿》上的消息，编印了几期传单式无名小报，在进步分子中传阅。1947年7月，他们与市委接上关系。市委决定在“无名小报”基础上发行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并建立《挺进报》特支；同时，市委建立了“电台”支部和几处收音站，负责收听新华社广播消息，为《挺进报》提供稿源。《挺进报》的创办和发行，似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匕首，起到了打击敌人，教育人民，鼓舞斗志的作用。
重庆党组织的恢复和工作情况得到了钱瑛的肯定。根据上海局指示，中共川东特别区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川东临委”)于10月在重庆成立，王璞任书记，涂孝文、萧泽宽、刘国定、彭咏梧为委员，统一领导重庆和上、下川东地区以及川南、黔北部分地区党的工作。
川东临委成立后，对所属组织进行了清理、调整和组建。改组重庆市委为重庆市工委，刘国定任书记，冉益智任副书记，李维嘉为常委，许建业为委员；撤销巴县中心县委；建立中共上川东地方工作委员会，驻广安，王璞兼书记；建立中共下川东地方工作委员会，驻万县，涂孝文任书记，彭咏梧任副书记；中共川南地方工作委员会驻泸州，仍由廖林生任书记，余时亮、李培根任副书记；1948年4月建立中共南(川)涪(陵)工作委员会，驻南川，由李治平任书记，刘渝明任副书记。同时，相继建立了一批县委、县级工委和特支，在市内的一些重要部门和基层也陆续建立了党的组织。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各地党组织已成倍发展。
在放手发展组织的同时，川东临委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先后派出大批党员和“六一社”社员到奉节、大宁(今巫溪)、巫山和梁山、达县、大竹和华蓥山区，加强农村工作，建立两面政权，组织秘密农会，筹备地下武装，开展武装斗争，配合解放区战场。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奉中央命令，率部挺进大别山，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以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使正在胜利发展的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要求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组织采取适当规模的武装斗争和广泛动员组织人民，发动民主运动予以配合和声援。
为此，川东临委决定，在已有一定基础的上下川东地区发动武装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1947年11月，川东临委派彭咏梧从重庆带一批干部前往下川东，部署云(阳)奉(节)两巫(巫山、巫溪)的武装斗争，成立“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纵队”，下辖巴北、奉大巫、七南、开县4个支队。1948年1月7日，云奉两巫武装起义在巫溪西宁(桥)和云阳县南溪镇同时举行，即遭到敌人重兵围剿，彭咏梧在突围中不幸牺牲，其他支队在敌人围剿下虽坚持战斗，但寡不敌众，不久均告失败。
1947年11月，川东临委派邓照明到梁(山)达(县)大(竹)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在临委书记王璞的指导下，邓照明于1948年1月17日发动了“梁大达起义”，引起国民党当局恐慌。2月2 日，敌人派兵对3个游击区进行围剿，起义部队经过1个多月的迂回游击，战斗力遭受到严重损失，部队被迫分头撤离各自隐蔽，起义领导人邓照明等先后撤回重庆，“梁大达起义”也以失败告终。
对两次武装斗争的失败和这一时期的工作，川东临委于1948年2月中旬召开会议，及时进行了总结，决定暂不发动全面起义，着重于准备工作。但是，川东临委在武装斗争失败的情况下，对在重庆这样一个曾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开展地下斗争的复杂形势估计不足，采取较为暴露的冒险方式，在上级对敌攻心策略的指导下，改变《挺进报》发行方针，把报纸公开寄给国民党当局大小头目，由此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震惊和恼怒，保密局特务头子徐远举下令“限期破案”，由此使川东和重庆党组织陷入极度危险之中。
国民党特务对川东和重庆党组织的大破坏，是从对《挺进报》的侦探撕开缺口的。在采取跟踪、盯梢和伪装接近个别失去警惕的进步分子中，敌特发现了《挺进报》的线索。4月1日，敌特逮捕了混迹党内的工运干部任达哉。任达哉随即叛变，并带领特务逮捕他的上级、市委委员许建业。许建业坚贞不屈，但欲说服看守特务为其带信出狱，为特务出卖。特务守伺许建业工作单位志诚公司，6日逮捕欲与许建业接头的市委书记刘国定。刘国定隐瞒身份，但却出卖所领导的一些关系，由此引起一系列破坏。16日，市委副书记冉益智被捕叛变，并供出在押的刘国定身份。刘国定进一步叛变。刘、冉先后出卖了他们所知道的川东临委、重庆市工委、上下川东地工委、川康特委，以及中共中央上海局的主要干部，并带领特务到万县、广安、上海、成都等地破坏党的组织。在这一事件中，先后被捕的党员干部达133人。其中，重庆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宁沪8人，除宁沪8人外的125人中，多数被关押在重庆歌乐山国民党集中营，被杀害的53人，下落不明的35人，获释、脱险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杀害的4人，叛变投敌的8人，造成川东、川康和重庆地区党组织极为重大的损失。
《挺进报》事件的发生，打乱了川东临委的工作计划。1948年7月上旬，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在岳池县罗渡乡召开了上川东七、八两工委负责人紧急会议。鉴于刘、冉叛变和上川东地工委委员骆安靖亦被捕叛变，大量组织遭破坏或暴露，形势危急难以隐蔽，决定提前发动华蓥山周围数县联合大起义。8月10日至9月20日，华蓥山武装起义在广安、武胜、岳池、合川、渠县等县相继举行，共有2000多人枪，先后成立了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五、八、七、三、六支队。起义爆发后，立即遭到国民党重兵围剿。王璞和五支队司令员杨玉枢、三支队政委杨奚勤等人壮烈牺牲。
在黎明前的空前白色恐怖中，川东临委及其领导的革命斗争，在经历了农村武装起义的挫折后，又出现了地下组织的连续大破坏，双方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损失惨重。川东临委所属组织，除川南工委、南涪工委和长寿、铜梁、荣昌、石柱等县以及黔北组织基本保持完整外，其余大部分遭到破坏。
大破坏后，川东临委领导成员仅剩萧泽宽一人。隐蔽在重庆的重要干部还有上川东一工委书记邓照明。他们和其他一些没有暴露的党组织领导人，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主动清理恢复组织，在“六一社”的基础上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1949年4月，川东特委还建立了“重庆新民主主义青年联谊社”。与此同时，北平、上海、川康的党组织也派干部秘密来到重庆，与重庆党组织平行开展工作。川康党组织在重庆的四个平行工作组，还建立了“民主青年联合会”，“民主青年协进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外围组织。
在大破坏中，保持组织完整未受损失的重庆城中心与南岸区学运特支，在坚持斗争的同时，积极寻找上级关系。1948年12月，南岸区学运特支书记赵隆侃通过关系，与设在香港的上海局取得了联系，并到香港去接上了头。上海局要求赵隆侃回到重庆设法找到萧泽宽或邓照明，通知他们立即去香港接头。12月，邓照明到达香港，向钱瑛汇报请示工作。上海局根据当时形势，决定成立川东特别区委员会(简称“川东特委”)。1949年1月，邓照明从香港回到重庆，传达上海局指示，成立川东特委，萧泽宽任书记，邓照明任副书记。
在川东地区党的组织系统又重新建立起来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发动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经结束，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国性胜利已是指日可待。
川东特委贯彻上海局“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工作方针，把工作中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在城市放手发动群众，加强调查研究，做好护厂、护校和保护城市的工作。
1949年春，重庆爆发大规模学生运动。在重庆党组织的领导下，将这场以争温饱、争生存为目的的学生运动发展成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斗争。2月下旬，首先是大学师生开展罢教罢课；接着，其他各类学校纷纷投入。3月17日，4000余学生举行请愿游行；27日，上万学生在重庆大学广场举行“活命营火晚会”，运动从经济斗争迅速发展成为政治斗争。4月1日，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屠杀要求接受中共8项和谈条件的学生，全市学生更加义愤，进一步掀起了争生存的斗争高潮，并决定4月21日举行全市抗议示威游行。报名参加游行的大中学校和学生分别占全市学校和学生总数的33％和80％以上。学生运动得到各阶层市民的广泛支持，部分政府公务人员也参加了罢工。在得悉敌人准备镇压的消息后，重庆党组织尽力避免损失，说服学生改为分区分校游行。4月21日这天，在重重包围和封锁下，沙磁区、南岸海棠溪、江北盘溪等地的学校学生举行校内游行集会，在悲愤壮烈的气氛中坚持斗争，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时期重庆党组织领导的最后一次学生运动的高涨。通过这次运动，广泛动员了群众，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为迎接解放保护城市作了思想准备。
“四二一”学生运动后，上海局决定从川东地区党组织中抽调部分同志到香港学习，进行培养，为进军和接管重庆作好干部准备。5月，川东特委书记萧泽宽、副书记邓照明先后离渝后，川东地区党的工作指定由刘兆丰、卢光特、李治平、李培根负责，刘兆丰为召集人，后吸收蒋仁风、熊扬参加领导。在他们的组织领导下，川东和重庆地区的党组织加强了迎接解放的各项准备工作。
狱中斗争，浩气长存
解放战争时期，重庆党组织领导的斗争几经曲折，损失惨重。特别是《挺进报》事件和武装斗争失利，使党的一批优秀儿女被捕，关押进被称为“人间地狱”的歌乐山集中营中的白公馆、渣滓洞等看守所。
身陷囹圄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面对酷刑的折磨、利益的引诱、死亡的考验，他们没有消沉和停止战斗，而是 凭借着共产党人的党性和革命的自觉性，在狱中建立起秘密党组织或汇聚于骨干党员的周围，团结带领狱中广大难友与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表现了共产主义者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浩然正气。
当时的白公馆监狱事实上已存在着一个党的秘密领导集体，其成员是许晓轩、谭沈明、周从化、韩子栋、刘国�等，主要领导人许晓轩、谭沈明曾与罗世文、车耀先在一起坐牢多年，有丰富的狱中斗争经验。在白公馆监狱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所进行的斗争，始终都是在这个秘密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起来的。在狱中险恶的斗争环境中，为了加强党员的管理和革命信念教育，秘密党组织把抓党员理论学习放在重要地位，采取各种隐蔽方式推动和坚持理论学习，并克服重重困难，编出了狱中《挺进报》(白公馆版)，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北平和平解放”、“百万雄师过长江”等重要消息，通过秘密渠道及时传送给难友们，以鼓舞大家坚持斗争。此外，在秘密党组织的领导下，白公馆狱中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还为争取改善监狱生活条件和必要的人权利与国民党特务开展有理有节的斗争。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发展，白公馆秘密党组织曾策划过“准备暴动突围”的越狱行动，为保存革命力量做了最大的努力；他们怀着对新中国的渴望，在狱中饱含深情地绣出心中的五星红旗；当最后牺牲的时刻到来之际，又是秘密党组织发出号召，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
在监管更为严酷的渣滓洞监狱，虽然没有成立一个正式的党组织，但形成了以李青林、江竹筠等人为代表的领导集体。为了提高狱中难友们的思想水平，他们以学习国文为理由，向监狱当局争取到学习权利，组织起学习小组。为解决缺乏学习资料的困难，李青林、江竹筠等凭着惊人的记忆，背诵《中国土地法大纲》、《新民主主义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重要著作的主要内容，提供给大家学习。齐亮为此写出心得《怎样做支部工作》，与难友共同交流加强党性修养的体会。通过党的理论学习和革命气节的教育，有效地抵制国民党特务利用在狱中开办《新生》壁报，对革命者进行分化、软化教育的图谋。在这个领导集体的带领下，渣滓洞难友们以监狱为战场，与国民党特务展开了一场场特殊的斗争。龙光章追悼会的庄严、春节联欢会的隆重、绝食斗争的悲壮、慰问英雄江姐的深情，都鲜明地体现了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革命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精神。
在狱中，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以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在开展狱中斗争的同时，深切感到必须从川东党组织遭受大破坏的惨重损失中总结教训，从党的内部寻找原因。1948年底，在渣滓洞监狱中，被捕前任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的张国维在认真分析同囚一室的罗广斌的特殊家庭背景后，感到罗广斌是最有希望活着出去的人，于是，他叮嘱罗广斌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罗广斌在积极参加狱中斗争的同时，想方设法与难友们交流，听取意见，积累资料；难友们也充分信任罗广斌，愿意把对敌斗争中的教训和对党组织的希望与他进行推心置腹的交流。1949年元月，渣滓洞监狱的难友们为江姐丈夫牺牲周年纪念日举办慰问江姐的活动，江姐回报大家的是一份有关总结教训的讨论大纲：“一、被捕前的总结；二、被捕后的案情应付；三、狱中的学习。”为此，大家进行了深入思考；同时，白公馆的党组织也在就同一问题多次进行深入讨论。
“一一・二七大屠杀”之夜，罗广斌得以脱险出狱。为了不辜负狱中难友的嘱托，他在最短时间内，把狱中同志对党组织的临终寄语写入《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详细地记录和反映了当时地下斗争、监狱斗争的艰难历程，大破坏带来的惨痛教训和英烈们的英勇忠烈和崇高精神风貌。在这份报告中，以“狱中意见”的方式，对党提出了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不要理想主义，对组织也不要迷信；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切勿轻视敌人；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严格进行整党整风；惩办叛徒、特务等重要意见。这些开门见山、一针见血的意见，充分体现出一群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披肝沥胆、赤诚倾诉的真知灼见，是他们集体意志和智慧的结晶，是他们对加强党的建设的理性思考，是他们用生命与鲜血留给党的最后嘱托。
魔窟将倾，光明在望。在重庆即将迎来解放的前夜，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特务对关押在重庆歌乐山集中营及其他监狱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上陆续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面对死亡，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大义凛然，走向刑场，为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9月6日，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及秘书宋绮云等被秘密杀害于歌乐山松林坡；10月28日，陈然、王朴、成善谋等10人被杀害于大坪刑场；11月14日，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30人被枪杀于电台岚垭；11月27日，屠杀达到顶点，许晓轩、谭沈明、刘国�等近200人被杀害；11月29日，城区“新世界”临时看守所中的32人被押至松林坡杀害。前后被杀害的就达300多人，仅有35人脱险幸存。
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用他们的生命和热血继承和发扬了红岩精神，迎来了重庆的解放。
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灭亡。气势磅礴的人民解放战争，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完成了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最主要的历史任务。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
新中国成立之后，彻底消灭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势力，粉碎蒋介石割据西南的阴谋，实现大陆的全部解放，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任务。党中央对解放西南早有部署，渡江战役胜利结束时，即明确指示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为主，担任解放两南和经营西南的任务。
在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前后，川东特委坚决贯彻上级指示，将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加强统战工作和策反工作，领导工人、学生护厂护校，积极营救关押在歌乐山集中营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动员全市各阶层人民为迎接解放做贡献。
1949年7月，川东特委专门召开会议，进行具体布置。调整了组织机构，在原南川一工委、二工委地区和上下川东地区分别成立江津、荣昌、泸州、江(安)长(宁)、古蔺、綦南、涪陵、丰都、万县、长寿、铜梁11个中心县委和合川县工委；在重庆市内，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分别设立若干领导小组和特支。
9月2日，钱瑛派人到达重庆，进一步传达保存力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方针。随着解放的日子日益临近，川东特委遵照上级指示，全 力开展了迎接解放，保护城市的工作，专门成立策反和护厂领导机构，指派专人负责。
在策反工作中，重庆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与中共地下组织互通声气，互相配合，做出了贡献。由于历史的原因，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与重庆国民党当局上层人物有较多关系，有利于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做策反工作。时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参谋长的农工民主党秘密成员刘宗宽，早在抗战时期就与中共南方局有联系，重庆解放前夕，他主动和第二野战军派来的情报人员取得联系，提供情报，对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解放重庆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迎接解放的斗争中，重庆党组织有重点地对民族资产阶级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宣传“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等保护民族资本的政策，这对于解放时工商业资本家不抽逃资金、不疏散物资设备起了很大作用。通过党组织的工作，重庆工商界代表人物均向党组织靠拢，在对敌策反和稳定社会局势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党在军队中的策反工作成效显著。党组织通过统战关系，策动驻扎在江津北岸的川军1个师和市内的“反共保民军”1个师以及停泊在重庆江面的7艘军舰起义。当解放军兵临重庆城下时，国民党的军队、警察、机关纷纷反正，为重庆解放减少了阻力。在川东所属49个县(不包括黔北地区)中，据不完全统计，经过党组织的工作，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的有20个县，党领导的地下武装配合解放军作战解放县城的有两个县。
营救关押在歌乐山集中营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是党组织在解放前夕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党组织曾通过上层关系，用赎买和保释的方式营救出少数人员。也曾派人打入担任集中营地区守卫的国民党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中，准备里应外合进行武装劫狱。终因各种原因致使劫狱计划未能实现。
为了保护工厂和人民生命财产，重庆党组织领导工人群众广泛开展护厂斗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生死搏斗。重庆党组织专门成立护厂领导机构，在工厂成立了“护厂联谊会”、“工人自卫队”、“工人纠察队”、“护厂队”、“家属防盗队”等护厂组织，还利用官办的“应变委员会”、“防护团”等组织进行护厂斗争。为此，二十九兵工厂的共产党员、工程师刘家彝、简国治等18人光荣牺牲。工人们的坚决斗争，使蒋介石的破厂阴谋未能得逞，重庆的工厂及电力设备大多被保护下来。
护校工作进行得也很顺利。党和外围组织在学校中的力量相当强大。当“四二一学生运动”胜利结束后，广大师生即转入迎接解放的工作中。重庆的各大中学以党支部或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为核心，普遍建立了护校组织，在临近解放时，日夜站岗放哨。一些临近前线的学校，学生们自发组织支前活动，冒着炮火支援解放军。
就在重庆党组织迎接解放的工作顺利开展时，1949年10月23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第二野战军及第四野战军在北起长江、南到川湘桂黔边的千里战线上，开始向西南的国民党残余力量发起强大的攻势。之后，二野和配属的四野一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敌人意料不到，防守最为薄弱的川、黔部分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大西南防线，分别于11月止中旬解放川东南门户的秀山、酉阳、黔江3县城，紧接着强渡乌江天险，突破白马山防线，兵锋直指重庆。国民党军宋希濂部和前来增援的罗广文兵团连遭痛击，溃不成军，沿川湘公路拼命逃窜，蒋介石苦心拼凑的西南防线，顷刻之间土崩瓦解。11月下旬，解放军在重庆以南的南川冷水，涪陵龙潭，巴县栋青场、天子店等地聚歼宋希濂和罗广文部队30000余人后，分3路继续前进，在解放南川、綦江、江津、涪陵等地后，对重庆形成三面包围之势。蒋介石急调胡宗南的王牌部队第一军增援重庆，但已无济于事。11月29日，解放军在重庆南郊的南温泉、黄桷桠等地与胡宗南部发生小规模激战，其余部队则在长江南岸各个渡口登陆，先后控制西起江津、东至木洞近百公里的长江南岸地区。
11月30日凌晨，眼看大势已去的蒋介石慌忙乘坐飞机逃离重庆，国民党各部亦纷纷夺路溃逃。
1949年11月30日，党组织通知工商界代表人物集中商会通宵守候，迎接解放，做到轮渡车辆畅通，水电不停；同日，重庆电信系统党支部起草并以全体职工的名义，以当天第一封电报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致敬电，向党中央报告山城重庆解放的喜讯。30日下午，川东地区党组织的代表和重庆工商界的代表乘轮渡过江到海棠溪，欢迎解放军入城；傍晚，解放军先头部队分几路在朝天门、储奇门等处进入市区，受到重庆人民的热烈欢迎。至此，重庆宣告解放。
重庆解放后，解放大军迅速西进，解放了渝西各县。在此前后，配属二野的四野一部从宜昌西进，解放了下川东各县。12月8日，万县解放。
12月14日，重庆全境解放。从此，重庆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建设新中国和新重庆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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