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3月我从印度奉调回国，任国防部外事处长。从那时起到庐山会议，我和彭德怀将军有许多次接触。 我记得，第一次走上国防部五楼去见彭总，在门外喊了几声报告无应声。我刚转身要走，门开了，门内站着彭总。我立即向他敬礼，念了一串报告词。他“嗯”一声，回到他办公桌前坐定，问道:“朱开印，你在国民党军队干过吗?”
我说:“没有呀!”以为他要审查一下我的历史。
他说:“没当过国民党来这套干什么!坐下嘛!”
我和他隔桌坐下了。心想，不是刚规定了这一套的吗?
他推过一份文件，正是我事先送来的一个书面报告，内容是苏联军事顾问要求参观某个工程的。他说:“我们今后要常在一起商量问题，就免了这套过场戏吧。”接着他开始谈正题:不能让人家随便接触我们的军事机密。以后对他们的这类要求不表态就是了。
以后，彭总继续地透露了他和苏联人打交道的几个原则――
不能凡事一边倒!倒久了，你自己两条腿干什么，还站得起来吗?
热情，但不要天真；谦虚，但不是跟着人家的屁股转!
那时，我们外事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和苏联军事顾问打交道。彭总很强调向他们学习，曾经给一个部队题过词:“把苏联军队建设的先进经验学到手”，他自己也是这么作的。我曾见过他专门请了苏联专家给他讲苏联卫国战争史，讲战例，讲军事科学方面的新成果；在听取一些顾问到部队视察的汇报时，彭总总是一再征询他们的意见，他边听边记，虚心得象个小学生。当苏联卖给了我们一些在当时算比较先进的军事装备时，他常去现场察看，请专家讲解装备性能或当场请他们操作表演。难得高兴的彭总对武器的兴趣可不同一般，就象一个老人见到可爱的婴儿，满脸堆笑，围着它百看不厌，还亲切地和在场的苏联人握手，用他仅仅学会的俄语说:“谢谢，非常地感谢!”
但彭总可容不得任何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
当然，所有苏联人在他面前都是毕恭毕敬的，彭总不可能对他们中谁当场发火，给他们难堪。但我却有机会看到他在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时，对某些外国人可是不客气的。
那时，各部队时常反映一些苏联专家盛气凌人，动辄训斥我们的干部，有些甚至是比他们军衔高的干部。彭总听了很生气，当部队干部讲了这样一些事例后，他说:“这不怪人家，怪我们自己，我们有些人缺了点骨气，缺了点主人家思想!以后再遇到这类事，你们就要告诉顾问同志们，这儿我当家，有意见等我问到你的时候你再提!”
有个干部在汇报中谈到一个苏联顾问在演习场处罚一个战斗动作不合要求的营长，叫他躺在雪地上不准动，结果这营长被严重冻伤。彭总听了，跳起来质问那个汇报的干部:当时你在哪里?你们军的领导在哪里?怎么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也处罚一下他，让他也挨一下冻!我在，我就叫他脱了裤子挨!
过后有人提出，毛主席曾说过，我们的干部和苏联专家发生了顶撞，只能对我们自己人“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使我们在苏联人面前有气也不敢发作，怕犯错误。彭总说:“毛主席是怕我们不学习人家先进的经验和军事技术，摆出你过五关斩六将的老皇历，老和人家顶牛，哪是叫你们看着他胡来也不吭气呀!”
有一次，有关部门安排彭总参加会见一位外国客人，还规定他穿元帅服。彭总一听发了火:又不是小媳妇见公婆，还得梳装打扮一番?……
决不能因他有这样的性格就以为他对外国人傲慢无理。其实，他对外宾很讲礼，每次都远迎远送，交谈前准备很充分，从不要别人起草稿子。他脑子好使，谈话条理清晰，逻辑性强，必要的数字介绍很准确。在倾听别人谈话时很专注耐心，从不打断人家。他表情严肃，不轻易笑，也不没话找话，但每个见过他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你能从他那里得到的都能得到，你不能得到的也一目了然。
1956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访，和彭总谈得很投机。最后客人问，你是哪个学院毕业?听彭总回答，他只读过两年书，蒙哥马利说:“我明白了，明白了，通过你我明白了一个国家，一个古老的民族是怎样获得新生的。”彭总说:“我一直很惋惜，我读的书太少了，没有能为我们民族干更多些事。”
丁少云整理
(摘自《传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