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的1987年，我被诗刊社借用当了一年的编辑。在二月的一天，位于北京虎坊路甲15号的《诗刊》编辑部里，家在北京的编辑们都回家了，整个一座五层楼房空寂无声，如一座恐怖片的内景。这是一座临街楼，从外面看，会看见第五层楼有一面窗户亮着灯。那就是我独自一人在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的房间里呆坐痴想。也就在这个夜晚，我在纸上写下了一个题目：《在平原，吆喝一声很幸福》，一首诗几乎不费劲就写成了。接下来的几天，我又写了五首和平原景物、气象、感觉有关的诗，凑成一组，拟一总题《感觉在平原上》，寄给我们河北省的诗歌刊物《诗神》，该刊于五月号发出。
彼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组很容易写出来的几乎是游戏为之的诗，竟给我带来了波及全国的诗名，成了我的成名作，我自己也一不小心被戴上了一顶“先锋诗人”的帽子。在这之前，如果从1979年《诗刊》发表我的处女作《清明，献上我的祭诗》算起，我已有八年诗龄。这期间，我写政治抒情诗，写农村生活诗，也写过爱情诗。我的作品除发表在本省的报刊上，还发表在最具权威的《诗刊》、《人民文学》、《星星》、《诗歌报》上。我追求大气魄，追求阳刚，在词语上使劲，发誓语不惊人死不休。慢慢的，这样的写作使我感到很累，也很腻烦，我想让自己轻松一下，自由一下，让紧绷的神经换一种姿势，稍稍松缓下来，不再自己跟自己较劲。正是在这样的写作心情下，我写了《感觉在平原上》这组诗。现在回过头来看，和这组诗的写作有关的还有一件事需要提起，就是在我写作这组诗的1987年二月，《诗刊》以头条位置刊发了我的长达二百多行的诗作《三个诗人和一个大寨》，从这首诗的结构和语势上，人们会发现，我的这首诗与此前写的诗相比，己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就是随意、舒缓和无拘无束。比如，其中的第六节只有一行“贾进财守着一屋子照片坐着”，常常被人提起。全诗那种既不歌颂又不批判的语态使一些人大为欣赏，庶几接近于后来的“零抒情”。当时的《诗刊》主编张志民当面对我说：“没想到你的劲拿得这样好。”而陈超对这首诗的评价有这样一句：“水澹澹兮生烟。”总之，这首诗可以看作我的诗风变化的一个预演，说明我的变化并不是无迹可寻的。
在这之前，我写得最多的是农村诗，还出了一本诗集《土地和阳光》。从题材上粗粗一看，《感觉在平原上》和原来的农村诗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细究起来，二者还是差别很大的。实际上我以前写的农村诗，不过是一种乔装打扮的政治抒情诗，是意识形态的肥料催生出的花朵。我写播种，写浇地，写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歌颂农村的大好形势，歌颂党在农村实行的改革政策，在作品背后支撑着的不过是一个大概念。而后来写的《感觉在平原上》，则既超越了概念，又超越了过于形而下的生活具象和生活细节，只把生活作为一种背景，一种远距离的精神层面上的存在，基本滤掉了琐碎的带着尘土味的生活场景。实际我写的不是农村生活本身，不是逼真的纤毫毕现的生活原貌，而是一种自然存在，一种生活气象，一种覆盖在生活之上的意蕴。在取势上，则是一种放松和向朴素的回归。后来在出版诗集《感觉的平原》时，我在封底的折口上写有两段话。一段是：“我常常在真实和存在面前久久发呆。那些自然存在物，那些普通得毫无特色，朴实得毫无光彩的事物，常常是我凝目的对象。”另一段是：“在我这里，乡土和自然几乎是一回事。正是它们，引导我走向朴素、本色和纯粹。”此后很多年，郁葱在谈到好诗的标准时，说了“深邃的思考、松弛的表达”。他的前半句我还没有想清楚，因为思考和形象、情感还不是一回事，他的后半句我完全赞同，毫无保留。
正是这首诗第一次引发了我对朴素的思考。我认为朴素是一种大美，所有艺术最高的风格和最佳的质地应该是朴素的，或者是通向朴素，或者是有朴素的底色。我喜欢在朴素面前加上两个修饰语，成为这样两个限定性的词组：“无庸置疑的朴素”和“义无返顾的朴素”。判断一件艺术品的高下优劣，就是要看它是否具有朴素的底色，这大致是不会错的。
说起《感觉在平原上》这组诗，我不得不提到三个人。一个是山西大同的青年诗人于建军，他第一个给我来信，说：“感觉在平原上发表以后，作为一个诗人，你闪光了，这是一种温润的、美丽的光辉。先感觉到这光辉的人，是幸运的。”或许他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吧，他的这封信是1987年5月6日写的。于建军当时在诗坛很活跃，常以先锋诗人自居，印象中有点目空一切。被这样的诗人称赞几句是很受用的，我很感谢他，所以至今还保留着他的信。另一个是雁北。上世纪80年代，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诗选刊》，虽是地方刊物，其影响力却不让国刊大刊，诗人们都以自己的作品被其选中为荣耀。就是这样的《诗选刊》，在我写诗八年的时间中，虽然我在权威刊物上发表了那么多作品，却一直保持着对我的漠视。直到我发表了这一组《感觉在平原上》，它才解除了对我的长期封锁。1987年10月号，《诗选刊》选发了《感觉在平原上》组诗六首中的五首，并破例配发了责任编辑雁北的评论文章《向纯诗升华》。文章说，这组诗是“创作上的一个飞跃，无论对于姚振函本人，还是对乡土诗歌，都称得上一种新的品质”。他还说：“如果诗的感情是纯的，而诗人又无意于在表达过程中再设波澜，直接倾注于感情的表现，那么这诗就接近于纯诗了。”一时间，也许由于雁北的推举，似乎我这一组诗就成了“纯诗”的样板作品，我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写作“纯诗”的代表人物，而在当时我还不知纯诗为何物。还有一个人就是我们河北省的陈超。他在1989年10月25日的《文论报》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我的组诗《感觉在平原上》“是一无依傍的纯诗”，并认为“这种纯艺术的冒险，使姚振函成为河北中青年诗人中独愫孤标的先锋人物”。后来，在我的诗集《感觉的平原》出版时，他又专门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叫做《平常心――为姚振函的诗定性》，我贪婪地把它收入诗集中。写到此，对陈超这篇文理俱佳、超拔倜傥的美文，我忍不住择录如下一段，好让至今无缘阅读的朋友共享：
姚振函的诗从骨子里说是拒绝解释的。它们淡到几乎没有意义。所谓言之无物。
甚至几乎没有修辞。
也不是为澄淡空净的风度而写作。
因此，我们无法在同一操作规则上，将他与别的诗人比较。
至玄至妙，非言所及？不，他的诗不玄不妙，反倒过分直接、透明。你的阅读方式遇到了老实人的挑战。所谓大智若愚。
那么姚振函的诗还剩下什么呢?
诗本身。
在剔尽了其它目的以后，诗歌自身就成为一个目的。所谓为诗而诗。
陈超还说我是一个冒险家，我自己也在发表《感觉在平原上》这组诗的小序中说“这要付出代价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当时，诗坛盛行着一股怪异之风，一些人挖空心思，钻入过分求新求变的死胡同，故作深沉，花样翻新，搔首弄姿成为普遍的追求。在这样的风气下，似乎内容愈是匪夷所思便愈是创新，语言愈是颠覆语法常识便愈是天才。而我的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诗歌很可能被视为陈旧和保守，被贬为平白直露，而为整个诗坛所不屑，所摈弃，那就葬送了我近十年在诗坛所经营的名声。老实说，我当初双手向诗坛端出这组诗，还真有些战战兢兢，心中没底。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这组诗发表后，很快受到了好评。那些年，我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评论文章刊登在报刊上。有些文章不知是为了出语惊人，还是有意忽悠我，简直夸得我有点害怕，比如说我是全国包括闻一多、郭小川在内的六位有阳刚之气的诗人之一，是中国大陆包括舒婷、海子在内的五位被纷纷模仿的诗人之一。后来一些重要选本也都选了《在平原,吆喝一声很幸福》这一首。直到现在，事情已经过了二十年，偶然见了外地朋友，他们还不乏善意地调侃一下“吆喝一声很幸福”呢。
责任编辑 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