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主持：张丽军 嘉宾主持：马 兵 房 伟 张艳梅 赵月斌 肖 涛 作为一种脱离农业文明的、令人向往的现代化生存空间和生活方式，城市自工业文明以来，城市便成为了“文明”的代名词。乡村开始被人们抛弃，一批又一批人来到城市，来圆那个城市文明之梦。但这个梦是否真如一开始所期许的那样进步、繁华、充满了美好的前景?只有来过的人才知道，只有追过的人才能体会到。当那群为走进城市――这个充满虚荣而诱惑的躯壳――外乡人却被现实的残忍和冷酷打得头破血流时，住在城市中似乎享受着城市带来的繁华与梦幻生活的城市人却在重温着一段段早已逝去的乡村之梦。城市似乎成了一个巨大的围城，住在里面的人想出去，住在外面的人想进来。在对方的眼眸中谁都是幸福的，而透过对方的眼睛，我们却看到了自己不幸的影像。这是一个梦想破灭的都市，没进来的，在城市绚烂的灯火下舔着自己的伤口；闯进来的，靠着对乡风民情的回味温暖自己的心扉。
一、“拆迁文学”与城市之殇
乔叶《拆楼记》(《人民文学》第9期)讲的是现实社会不可避免的生活问题：拆迁。小说并未单纯地描写拆迁这个社会问题，而是将透视的镜头拉向更为深广的人的内心和广阔的社会生活。豫北焦作高新区张庄村村民为了获得拆迁补偿费而在未来路绿化带违章建房引出的一系列纠纷。作品的叙述视角是崭新的，“我”是跳出事件之外的，被拆迁户是“我”在乡下的姐姐，而“我”与这件事又有些丝缕的关系，因为被拆的房子是在“我”的资助下建起来的，“我”既能作为当事人，又能跳出事件之外客观地看待整个过程，从而作品客观性较强。通过拆迁和反拆迁，小说始终围绕“利益”展开，当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人性深处的本真便展露无遗。人都是有自私性的，群众为得到拆迁补偿费违章建房，在既得利益受到威胁时能爆发出惊人的凝聚力，“一致对敌”，其思维的逻辑性也是惊人的，让人哭笑不得；各个官员也惟利是图，时刻把自己的利益挂在嘴边。小说结尾皆大欢喜，被拆户没有利益也没有损失，轰轰烈烈兜了一个圈子还是回到原初的状态。小说渗透着作者对社会现实以及人的价值观的独特思考，也充满着无奈和叹息。
计文君《帅旦》(《人民文学》第9期)也是写拆迁问题，但不是像《拆楼记》那样写拆迁以及引发的一系列纠纷，而是写拆迁前的滥建问题。小说自始至终荡漾着一股清新气息，院子里丛丛芍药腊梅，抑扬铿锵的穆桂英挂帅，读这篇小说，浓烈的艺术气息和清新的语言表达扑面而来。作品对于拆迁问题涉及的并不多，而是着重引出赵菊书坎坷的一生，与其说是反映拆迁的社会问题，不如说是通过塑造一个刚烈、好强的女性形象近乎传奇的一生引发读者的思考。从菊书勇敢同敌对势力作斗争要回父亲拼命换回来的房子，经历解放后一系列劫难，她把属于自己的东西以各种方式拿回自己手中，其间受到了多少人的异样眼光，所有的东西是怎样“拼杀”来的，只有菊书自己明白。从小说的讲述中读者看到社会大背景的变迁，看到千千万万个赵菊书的命运的起伏，引发我们的思考：是什么造成菊书们这样的命运?是谁剥夺了她们属于自己的权利?作者没有给我们明确答案，但字里行间给我们的启发也是不言而喻的。
侯波《上访》(《当代》第4期)是一篇现实性很强的小说，作者擅于让读者在张弛有度、轻松诙谐的氛围中关注现实生活中很敏感的话题，读者可以贴近乡长的内心世界观察社会的林林总总。在拆迁、韭菜风波、烟农纠纷、禁牧纠纷、筹措经费、村民拦车事件，这一连串滑稽又现实的问题中，塑造了一些有着鲜明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如时刻为民着想却又矛盾重重的祁乡长，机灵又豪放的翠花，心直口快的黑牡丹，外表冷漠但内心热情的珍珍。小说“有点委屈，有点艰辛，有点无奈，有点关怀”，涉及到现实生活中，一个乡长忙前忙后，只想多为人民群众办好事，但目标是好的，实现的途径却是非正常的，对上，必须依靠非正常甚至卑劣的手段才能得以解决；对下，一部分群众的不理解，让祁乡长感到困惑、无奈、辛酸，繁杂琐碎的问题透露出的人性善恶，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都让祁乡长陷入重重矛盾不能释怀。上访――灭火，在这个令人困惑的围城里，究竟人该如何突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中国人守土重迁，守的其实是家，重的其实是情。《召唤》(形人，《长江文艺》第九期)小说正是通过关注当下的拆迁事件，并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切入展现拆迁带给村里人的喜悲、希望或失望。老庄子的黑土地上泛着土腥味的风景在老队长的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他在废墟里、在硬冷的楼群中寻找那哺育了几代人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老庄子，而后便是满门心思的寻访村里人试图找回过去的乡情，召唤过去的气魂。可是拆迁之后的老庄子人分散到一栋栋的楼房里之后似乎对老队长的依赖与尊敬也随之消失了，他们似乎在冷眼旁观，在躲避老队长，殊不知这是在逃避自己的根，也是在回避着自己原本的田家身份。作品最后让曾经在老队长洪亮嗓音的召唤下有规律作息的村民们在老队长去世之后留下的收录机里感受老队长、老庄子最后沉痛的情与义，这样的结尾给读者以强烈的情感冲击，同时在紧凑有序的情节中，作者加上方言土语，使小说语言生动鲜活，也使文章呈现出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浓郁的泥土气息。
二、城之墙、心之界与人性的压抑
城市由人建造，人却成了它的奴隶。《老高的洞》（刘涛，《北京文学》2011年第9期)中，“老高思索的问题很博大，他回想着父辈和自己的人生经历，觉得人很可怜，一生又一生都被能否找一个理想的栖身之处所缠绕。”老高被这样的一生缠绕得焦头烂额，结婚时没房子，在岳父前院盖了所小房子。终于分了房子了，儿子又大了，把所有积蓄拿出来只够给儿子付个首付。儿子和儿媳的工资没有能力还贷，老两口，退了休也还要努力挣钱省钱还贷。老高开始向往陕西的窑洞，窑洞多好，冬暖夏凉，房顶还能种菜。最好的是，想要多大就挖多大，挖个大窑洞，好好装修一下，那就是个小别墅啊。老高找了个工作，在城市郊区的防空掩洞里看水果，这样的工作环境，让老高挖个窑洞的梦变得更加清晰。他开始设计自己的窑洞，哪里挖个门，哪里开个窗，哪里放张土桌，哪里有个炕。似乎住在窑洞里是天底下最美的事情，钢筋水泥有什么好呢?一个一个小笼子，谁也不认识谁，这宽敞的窑洞多舒服。毛**当年不也住窑洞吗?但这个梦只要回到家里就被现实的苦恼所取代。老高的老伴嫌老高在外面吃花钱多，挣了钱也要省着花，就为了儿子的房子，老两口放着退休后消闲的日子不过，整天精打细算。老高的窑洞挖不成了，这个钢筋筑成的世界里容不得窑洞的出现，一个靠自己双手筑构自己爱巢的时代结束了。城市将这一人类最初的最原始的能力湮没了，人类要靠各种笨重的机器来建造自己的家，又让我们每个人成为那一个个家的奴隶。一切都似乎颠倒了，这个没有温度的城市，让家也变得冰冷了起来。
宁可的《墙》发表于《延河》2011年第7期。这是一个关于金领的故事，这是一群多么令人羡慕的人群。在她们光鲜的生活背后，是一个关于墙的故事。林丽和小燕是多年的同事，她们都住在一个高档小区里，更加离奇的是林丽住在小燕楼下。但林丽说她住北郊，而小燕说她住南郊。林丽的老公是个音乐老师，却非要说自己老公是健身教练；小燕的老公是健身教练，却非要说是音乐老师。她们似乎生活在一个颠倒的世界里，只要见面就说着颠倒的话。工作的一切都平凡琐碎，就在这种无聊的工作中，小燕家出事儿了，她家被盗了，而她和老公两人却相互猜疑对方，从未对别人产生怀疑。最终小燕本来幸福的生活一团糟，这回她搬了家，真的搬到了南郊。一次意外，让林丽知道小燕就住在自己楼上，而她家被盗与自己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面对着空空无人的大房子，林丽突然发现自己是如此寂寞，她和小燕共事那么长时间，却连小燕真正住哪都不知道。为什么人和人之间要隔一道墙，夫妻之间也会隔着那厚厚的墙啊。城市将人和人分离了，我们谁也不信任谁。
[ 2 ] [ 3 ] [ 4 ] 王祥夫《办喜》(《当代》第4期)，写煤老板刘继文准备给儿子办婚礼，邀请王镇长坐席，想打破规矩让王镇长提前来坐席，来显示自己身份高面子大。从邀请镇长到婚礼现场坐席，最后王镇长一句“快收好了”戛然而止，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传神地刻画出了刘继文“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丑恶嘴脸，而王镇长又城府深，两人说话客套简单，暗地里各怀鬼胎，互相斗争。小说语言比较朴实，人物语言生动形象，传神地刻画出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描写婚礼场景细腻有味，如身临其境，热闹非凡。看似平淡的小说叙述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思考空间：岂止是乡村，当今社会，权与钱的操控，让人与人之间互相防备、猜忌、隔膜，丢掉了真诚和信任。
《关于一起谋杀案的几种叙述方式》(高鸿，《延河》2011年第7期)讲述一场谋杀案，一个受丈夫虐待的妻子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死了丈夫王斌。随着小说的行进，我们却看到了血淋淋的滴着人心之恶的事实真相。一个从小当好孩子的林华，内心有个放纵欲望的恶魔，这个恶魔只有她自己知道，遇见王斌之后这个恶魔才赤裸裸地出现在王斌面前。林华的疯狂在混过社会“杀过人”的王斌眼里都显得过于毛骨悚然，林华爱一百八十迈的车速；从不喝酒却将一杯白酒一饮而尽；爱玩杀人的游戏。王斌只爱林华，他无法从这种疯狂的爱中走出来，为了林华，他放弃了一切，他改掉了一切坏品性。可当这份爱再也无法承担林华的贪婪时，他只好让林华满足最后的疯狂后幸福的离去。在那次疯狂的爱情杀人游戏中，林华将那把定情的刺刀悬在王斌的心口，王斌微笑着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儿，用力将刺刀刺入了自己的胸口。在鲜血流满林华双手那一段，林华似乎满足了她所有的欲望。惟一能说出事实真相的人，已经倒在血泊中，这场谋杀案的真相再也无人问津，事实就是一个妻子无法忍受丈夫的虐待，最终谋杀了自己的丈夫。城市把人吃了，它吃了人的心，谁也不曾真正关心过谁，不曾真正了解过谁。林华那被压抑的魔鬼天性，又有谁能知道?王斌的深情厚谊，又有谁能明白?城市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模式中行进着，每个人都失去了自由行走的机会，我们被各种框子框住，最后成为的一定不是最初想成为的样子。若是有一面镜子能照出内心的真相，在镜子前，我们会被自己吓一跳。王尔德的小说《道林・格蕾的画像》中，格蕾天使的外貌下有着肮脏的内心，而这一切只有那幅画像知道。城市让人的天真压抑着，而压抑的后果只会让现实更加的残酷。城市，这个美丽的梦，在压抑的人性面前黯然失色最终碎成粉末。
三、“高尚”的展示与对信义、爱的坚守
余华《活着》前言中提到，作家的使命不在于发泄、控诉或揭露，而是要展示高尚，而这种高尚又表示，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李浩《爷爷的“债务”》(《人民文学》第9期)，不是单纯地向人民展示一位老人的善良美好，对于信仰、善的坚持，更是对善与恶的一视同仁，对人的生存表达了一种悲悯之情。小说题材是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但是阴差阳错找错了失主，因此“爷爷”背上了把他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的“债务”，赞美了老人对善的执着追求，对义的信仰和遵守。对于误打误撞骗走了“爷爷”捡来的钱的人，作者不是批判攻击，而是给了他一个让人叹息同情的结局。钱也追回来了，似乎一切安好，可是“爷爷”又背上另一个关心照顾可怜人的“债务”。作品没有刻意赞扬也没有愤怒，而是洋溢着温情的关怀，以一颗悲悯的心注视着小人物命运的辛酸。小说读来如一面平如镜的湖水，安详，不失庄重。
陈继明《北京和尚》(《人民文学》第9期)，与《爷爷的“债务”》一样，讲的也是对于“信”的坚持。作品取材让人眼前一亮，讲一个和尚“入空门-还俗-结婚一做生意一困惑一豁然开朗”，最后悟得佛在心中的故事。小说情节引人入胜，丝丝入扣，内容充实丰满。可乘在面对人生中众多抉择，比如要不要还俗结婚，如何处理好生意问题上，内心要经历多么痛苦的挣扎和蜕变，在“张磊――可乘――张磊――可乘”的演变过程中，他还是经受住了生命的考验。对于存在价值的寻找，终究源自内心对于永恒信仰的皈依。
《寒冬》(陈永林，《北京文学》2011年第9期)。林子去年没当成兵，父亲认为是因为林子不舍得花钱，该使劲的地方没使劲。今年的名额下来了，做父亲的必须为儿子去争取下来。父亲找村支书去，村支书态度冰冷只让父亲回去等信儿，礼也让带回去了。父亲觉得可能是礼送轻了。村支书的老婆病了，开了药方中有乌鱼。冰天雪地里去抓乌鱼，就要凿开厚冰，站在冷泥里去找，彻骨的寒冷会让你终身落下病根。父亲就在那冰湖里找寻着，林子只站在湖边就感到冰冷。那条乌鱼在父亲手上时，父亲在林子怀里抖得像个筛子。礼还没送，村长告诉父亲，林子得到了今年的名额。父亲以为村长出了力，让母亲把乌鱼做了，请村长吃饭，饭桌上村长说了实情，要不是村支书顶回了他亲属的名额，这林子今年也当不了兵。父亲像被冻僵了，刚才的喜悦全部消失了。在冰冷的寒夜里，父亲不见了，我去找父亲，只在湖边找到了父亲的尸体，他是在找乌鱼吧。在这片乡土中，老父亲也相信只有礼才能办事，村支书这样的好人怕是死绝了。这是多么令人寒心的冬夜啊!在收礼办事的社会，人情似乎只等于金钱，两袖清风反被误解了，那些缭绕在人们头顶的温暖，被人们一抬头呼出的冷气冻住了，让本来温暖的人也感到了彻骨的寒冷。
城市的美梦找不到出路，只得向遥远的乡间去重温那些逝去的岁月。记忆中的事仿佛总要扮演着比较的角色。回忆与现实相比较，得出的结论似乎亘古不变，只有那充满着氤氲气息的过往才令人向往，而现实总是张着血盆的大口想把生活于其中的人生吞活剥掉。作家在寻找城市之梦的出路时受挫，总会在乡村美梦中重温那些美丽的曾经，那些纯真的人情。飞速发展的现代文明与人类价值观的塑造是否冲突?传统价值观的沦陷形成的精神废墟衍生出人性的扭曲与异变。当今社会价值体系形成一个又一个怪圈，伴随产生的是人群责任感的丧失，道德的沦陷。尉然《嘴》(《人民文学》第9期)以“我”的采访纪录的方式，从动物的嘴、人的嘴中去追踪事情的真相。刘周到被牛撞伤、牛被猪惊，猪被狗咬，狗与羊发生冲突，羊与猫伴，猫被鱼引诱，鱼被人偷；人偷了鱼，鱼引诱了猫，猫伴羊，羊遇见狗，狗咬了猪，猪惊了牛，牛撞了人……这个无限循环的怪圈，永远没有真相，永远找不到事情的承担者，但是每个人又好像都与这件事情有关联。而人被牛撞伤，人家不去关心伤者的安危，只是在互相推卸责任，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王平安等人嘴里诙谐撒泼式的语言让人忍俊不禁。小女孩杨小妮勇于承担责任，认为自己养的猫，自己应该承担责任，这不得不引发我们思考：孩童尚存有道德心与责任感，而成人却毫无责任心。责任与道德是人的本能，在人成长的过程中，究竟是什么抹杀了我们内心的责任感?社会不断进步，人类的精神世界却不断荒漠化，当人类只徘徊于得与失之间的时候，人与人之间便只剩下相互倾轧，相互敌视，忽视对人类生命本身的关怀。小说的语言生活化，较贴近现实，言近旨远，耐人寻味。
《当理想照进现实》(刘晓珍，《山花》第九期)里面更多的是辛酸与无奈。农民工这一社会阶层在当今的困苦与追求在小说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福芳与明才一对夫妻怀揣着梦想双双进城打工，为了简单的理想在城市的现实中摸爬。然而，福芳在受到性骚扰、被人强暴未遂时，明才在面对城里人的侮辱、刻薄与算计时，双双在寻找工作的路上辗转于一家又一家，但终究没有一处是可以安心工作的地方。当两个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小拉面馆时，一时的生意红火又让他俩无法安分，他们选择盘了一个大店，可四周的冷清让两个人不得不又踏上寻找上一份工作的路。“梦样来的幸福梦样去”，理想总是与现实擦肩而过，小说的结尾“啥时才能和现实重叠在一起”的叩问，不仅仅是小说主人公的迷茫与失落，更是对现实与时代无奈的发问。小说充满对打工者命运的关怀，体现着作者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小说情节结构紧凑，一系列的事件与人物对话、心理活动将来自农村的打工者刻画得十分生动，将他们的质朴、憨厚、善良以及对于社会边缘不得不隐忍的心灵苦痛表现了出来。
[ 1 ] [ 3 ] [ 4 ] 孙方友的《小镇上的生意人》(《山花》第九期)是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结的六则小故事，共同勾勒出小镇上质朴生意人的兴衰史。每则小故事都展现着小镇生意人美丽的人性――善良、憨厚、真诚、正直，虽然有时也会执拗犯错，可终究都勇于承担生活中的一切。小说在质朴的语言、平缓的诉说中讲述着小人物命运变迁背后的历史狂澜与人性异变。
黄土路的《戒指在寻找爱情》(《天涯》第四期)是一篇关于寻找真爱与幸福的故事。故事中老一辈父母之间的真爱、相濡以沫延续到生死的最后一刻，前来为父母守丧的李想在父母坚贞的爱情中，看到了自己婚姻的悲哀。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李想找到了见证父母真爱的刻着“雨”字的黄金戒指。在这象征着真爱的戒指面前，李想联系了曾经的初恋，但在相约见面的路上发生了车祸。李想故事进行的同时，彭旺和肖春雨这对情侣在辛苦的城市打工生活中感受着彼此的爱，但天有不测风云，肖春雨在工厂出了事故被机器轧掉一根手指。作品为读者展现了在生活的打击面前爱的坚贞。在公园的俩人目睹了一场车祸，一枚闪亮的刻着“雨”字戒指来到了彭旺的脚下，好似上苍送给这苦难中的情侣的爱情礼物，可是当彭旺拿起春雨的手时却发现春雨断掉的正是那本该戴这戒指的无名指。故事在春雨的痛哭声中结束，但象征真爱的戒指让读者感受到他们的爱还要继续。小说中以平行的结构展开叙述，两条线索各自单线行进，故事的结尾由象征爱情的戒指将两者串在一起，构思巧妙。小说以质朴的语言平淡地诉说爱的真谛，如涓涓溪水，娓娓道来。结尾处高潮之后的戛然而止让读者感受到一种无限的心酸与无奈，令人深思。
毕亮是一位值得关注的80后作家。他的《纸蝉》(《山花》第九期)以独特的艺术方式诉说着父子之间的隔膜与痛苦。老麦折的纸蝉、蓝色女孩儿，形象简单却寓意深邃，形成作品的两个核心象征意象。蝉本是鸣叫之物，老人手中的纸蝉却是无从发声，作者意用这不鸣之蝉表达父亲对儿子深沉、无言的爱。孤独、寡言的老麦对于多年未见的儿子充满了深深挂念。在父子相见的咖啡馆，父子的矛盾冲突同年轻女孩与中年男人上演的婚外恋闹剧穿插在一起，两个不同冲突的结合点便是老麦手中折出的蓝色女孩，它像咖啡馆的女孩更像小麦的母亲，女孩与小麦母亲的境遇是相似的，女孩的背后是小麦母亲的身影。通过它作者间接地解释了小麦对父亲耿耿于怀、充满冷漠与敌意的深层原因。最后在老麦颤抖双手始终折不出两个夏天的蝉中结束，沉郁的氛围中却也流露着一丝丝温情，父与子的纠葛依然在继续，因为爱还在。
四、沉重抑或讽刺：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审美穿越
祖辈沐浴在古朴的民风中、扎根在深厚肥沃的传统土壤里，当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如狂风般席卷这片古老的土地时，留给这片土地与在此生活的老一辈和小一辈又是什么?黎民泰的《纸牌坊》(《四川文学》第九期)就展示了乡村宁静祥和的传统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的支离破碎。象征着历史与祖辈代代相传的道德准则的三座牌坊――“崇德尚义”牌坊、贞节牌坊、孝子牌坊的轰然倒塌，使老一辈心底充满了哀和痛，他们那守候祖训的责任感使命感被残酷的历史抽打着，即使在生命的尽头都会隐隐作痛。崇德老人在生命的终点一直不能安心离去，心中一直挂念着那条黄土地那水塘那大院，直到老人第二次起死回生用竹子自己做了一个用白纸黑字写着“崇德尚义”的纸牌坊时才安然离去。而村里的另外一位老人玉卿嫂因为外出打工的女儿不忠不孝而瘫痪，当老人拿着贞节牌坊的碎片和丈夫的烈士证劝说女儿无效时，作者就向读者展示了小一辈已经背弃了老人们用生命守护的古训，纯朴的人性在残酷的发展中慢慢消失。本文是作者为古老的即将消失的土地所唱的挽歌，向人们敲响了历史与人性的警钟。
**，是我们永远无法回避的苦难历史。叶兆言的《写字桌的1971年》(《上海文学》第九期)以写字桌的多次易主为线索，讲述着**中人命运的改变与人性的扭曲。历史常常会捉弄人，善良的夫妇可以瞬间成为人人咒骂的坏人，而这一转变没有任何原因，就连一张本属于自己的书桌都无法要回。而**结束后，这张书桌又成为吴凤英的心病，一直存在着，直到摧毁她的生活。这样的历史泯灭了人的本性、人的理性，这样的历史会因一张桌子捉弄善良的人改变他们的命运，这样的形式是有讽刺意味的。作者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来叙述，并且以扎实稳重的叙述语言来表现一种历史的真实感，让读者在这种真实中感受那段历史的残忍。在反省那段历史的同时，作者也透过吴凤英，告诉作为普通人的我们也应该反思我们自己，即使不能成为反抗扭曲人性的历史的反抗者，也不应当推波助澜去成为帮凶。
《四人舞》(姬中宪，《上海文学》第九期)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舞台剧式小说，这样的体式选择与小说所呈现的主题――人情人性的冷漠无聊、城市生活的乏味空虚交相辉映。作者采用蒙太奇手法展现四个人的生活，不断切换四人的场景，四人生活各自分离，却又做着同样的事情，从而又把四人联系在一起。小说大量的细节描写、动作描写，极少的语言描写，营造出一种沉闷的气息。生活的程式化所造成的无聊单调令人窒息、令人麻木，使小说中的人物如舞台上的四个木偶摆设，呆板僵化。冷漠的叙述、琐屑繁复的生活细节重复的描写、四位像木偶一样的人物，表现现代人男女老少的无聊乏味的精神状态以及缺乏趣味的生活状态。在小说的结尾，众人早上在电梯中做着同样机械的问候，我们猛然发现，不只是他们四人，原来众人都是如此的木偶。
农民工问题是当下一直关注的问题，《红豆》(黄运生，《广州文艺》第九期)正是这样一个人群的人生写照。红豆的背后是进城务工的千万农民，他们有着不一样的人生道路、人生选择――就如同红豆、荞子、见喜、初一，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身份――进城农民；有着不同的悲哀与痛苦，却同样承受着进城所带来的苦难。小说中红豆与荞子的不同人生选择在红豆扔出钥匙的那一刻也明确地表明了作者所希望的人生追求，最终红豆与初一舍弃了暴富的可能，甘愿回到那曾经伤害过自己的故乡，因为那里才是他们生活的家。小说叙事清晰，不枝不蔓，平缓叙述中又有波折，张弛得当，故事情节完整而富于波澜，人物性格比较全面且特点突出。李师江的《巩生与彩霞》(《百花洲》第九期)讲述的同样是处于生活不得已的农民工。巩生和妓女彩霞为了一张掉角的十元钱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讨债戏。在两人的争执中的背后，是生活的艰辛、人情的冷漠、权利的丧失。本文透过一件具有讽刺意义的小事去关注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去对整个社会与时代进行犀利的讽刺。
五、魂归何处，城市抑或乡村?
赵德发的《路遥何日还乡》（《时代文学》2011年第9期)塑造了一个爱哭的男人――堂叔赵洪运。爱哭似乎并不光彩，但我却觉得洪叔这人真实。我爷爷走了，洪叔哭得最伤心，洪叔选了上好的石料，深沉凝重，碑文雄浑刚劲。洪叔这辈子是爷爷给的。洪叔学刻碑初成时，师傅让他刻块碑，洪叔认认真真地刻，却在最后一笔失了手。碑刻坏了要拉到城里磨平重刻，洪叔不敢让师傅知道，他这一失手让师傅丢了面子，也砸了自己的饭碗。洪叔回家就哭，爷爷知道之后，让所有赵家男丁回家帮洪叔磨碑。“沭水泱泱，春水悠悠，爷爷他们披星戴月磨碑霍霍。”洪叔那次哭得跟个泪人似的。碑被磨得跟镜面一般，洪叔把命都刻在了这块碑上了。洪叔刻碑很讲究，字数方面要合黄道，那黄道便是“道远几时通达，路遥何日还乡。”这十二个字中包含着祖先们的惆怅与哀愁――他们苦苦寻找吉祥前途的时候，却是黄黑参半，凶吉难卜，一不小心就会误入歧途，栽跟头跌跤，甚至落入地狱万劫不复。道远路遥，乡关何处?只可惜，这一切在洪叔儿子德配那里，都变了样子。德配和小姨郑玲搞对象，最终害得郑玲毁容出家。德配不用锤、凿刻碑，在城里买来了电钻，又快又省力，后来又改成电脑设计，机器刻字，快是快了，洪叔总觉得刻出的碑没了神了。本以为这是科技的进步，没想到带来的是道德的丧失。德配给人刻碑，用的是旧碑，隐隐约约还能看见从前未磨干净的字。面对痛失亲人的亲属们，德配失去了最起码的尊严，碑在他的心里早已没有了神圣，那只是他赚钱的工具。客人拿着碑来找德配，德配厚着脸皮不还钱，眼见一场惨案不可避免，洪叔从屋里走出来，跪在碑前，狠命地向碑撞着，那声音闷得吓人。从此洪叔再没睁开眼。德配生意做得越来越大，全家搬到了城里，德配为别人刻了那么多碑，却从没时间给洪叔刻一块。终于有一年，德配搬回来一块大碑，华丽、张扬。我默默地数着碑文，数到最后，心里一颤，这碑不合黄道。不知洪叔的灵魂在暗夜里是否能找到归乡的路，不知他是否成为孤魂野鬼到处漂泊再也回不到家乡?故事就这样淡淡地讲下去，静静地在耳边徘徊。悲剧并非令人痛哭，而是让泪水在眼中打转，如何也不肯流下来。透过含着泪的双眼，世界似乎明亮了许多。技术是该进步的，我们不可能永远躲在农耕时代里过着清贫的日子，但是为什么几百年的机械文明这样轻而易举地将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人类文明全部摧毁?为什么道德在现代文明面前这样软弱无能?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将往何处去?自从现代文明以来我们一直在反思，却依然没能得出结论!这又是为什么?我想一部小说也许不能解决这么多问题，但它让我们思考，不让我们遗忘就已经实现了作家的使命了。
[ 1 ] [ 2 ] [ 4 ] 《山岚》(白崇人，《黄河文学》2011年第9期)这是一个关于梦想的故事。毕业了，你去哪里圆梦?去乡村还是去大城市?我的理想是去北京，在到处充满现代感的都市中穿梭，努力奋斗在那里买个房子，一辈子在那都市里生活。而山岚的理想却相反，她要回到乡村去，去建一所现代化的学校。我对她的理想一直是尊重的，但我依然会向着我的理想走下去。所以在高考过去的那个日落山边，我并没能牵起山岚的手。好多年过去了，大学生活匆匆过去，我已在北京万千高楼大厦中一个不足几千米的小格子里找到了我的位置，每天窝在这个小格子里工作，然后回到合租的小屋子里听着合租夫妻的打情骂俏，吵架拌嘴。这一切被一场夜色中的细雨打乱了，在那绵绵的雨丝中，我似乎看见了山岚的身影，但只是一闪而过。我开始在回忆中度过，我曾那样被山岚的神秘感吸引，我与山岚的那几次对话，我们曾谈过梦想，也曾那样的接近彼此的内心。本该是一次美好的爱恋，却因为理想的不同，分道扬镳，因此没有再次相遇。我突然想回家去，去看看山岚的梦想是否实现，于是我在网络上追寻山岚的影子。一所现代化的学校在那个偏远的小村庄上建立，我知道山岚的梦实现了，而我的梦呢？也许只是一个梦吧。突然我想回到乡村的土地上去。
胡性能《下野石手记》(《十月》第4期)，一连串的意识流动带领读者进入一片满是创伤的下野石，现实与虚幻相交织的张力构成一个叙述与意义多层性的空间，这就是《下野石手记》独具魅力的地方。小说题材并不鲜见，写的是知青下乡的故事，读者隐约看到有几个主人公：海青、小美、侯会计、“我”。小说的情节隐约是知青海青与小美产生纯洁的爱情，后来小美受到权势的侮辱而自杀，海青杀死侯会计被枪毙，“我”梦回下野石激起一连串的感伤。小说的内容没有脱俗之处，思想层面的开掘也不够深入，但小说在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是比较成功的：以记梦的方式展开，从19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跨度较大，但时序安排错综交织，跳跃性强，主人公叙述的事情显然与事实有时空上的距离，带有回忆色调，其中现实的，想象的，梦幻的相交织，仿佛事件的过程与真相对于读者来说已不是很重要，作品强烈的距离感与巨大的阅读张力，主人公内心细腻又朦胧的意识流动带来的多重想象空间与意义空间是绚烂多彩的。
《献给安达的吻》(张楚，《百花洲》第九期)以先锋小说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小公务员的苦恼、孤独与压抑。作者张楚的名字出现在文中，文中的安达在现实和幻想中游离着与张楚进行着对话。故事情节亦真亦假、似梦非梦，人物若隐若现、语言光怪陆离使整篇文章充满了先锋文学的奇异色彩，让我们重温先锋文学的魅力。
六、更多的悲喜故事，更多的梦碎与回忆
鲍十的《东北平原写生》(《北京文学》2011年第9期)写土改时被冤枉的地主；被欲望迷失了心智的农民；历尽磨难依然对生存对生活心存善念的平民百姓。刘成章的《槐树槐》(《延河》2011年第7期)写郭花豹打过鬼子，救过共匪，**被人整过，新社会安度晚年的一生，在花豹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善良骁勇为国为民的国民党将军，仁义重情用生命换兄弟的叫花子叫卜溜，不成人之美的共产党员，那些战争年代的故事，似乎都写着纯洁干净。而战争结束了，社会却变得污浊不堪。在回忆过去时，虽然那些已经变暗的景象里总是充满着苦难却从来不缺乏温情。而当视角转向了现实，本是明亮的光线下却总是觉得冰冷。朱晓林《诺曼底彩虹》(《北京文学》2011年第9期)写单亲妈妈倾家荡产把高考失利的女儿送到国外留学，在黑中介的“帮助”下，女儿进入了德国一家没有资格接收留学生的学校读书，在这里女儿在不学无术的同学的鼓动下吸上了毒品，最终在一次突发事件中妈妈终于知道女儿在国外读书的真实情况，在异国他乡，妈妈的梦碎了，女儿的梦也碎了。小说中作家用细致的笔触描绘出了单亲妈妈对女儿的亏欠和女儿在国外从一开始的反抗到后来向虚荣妥协的心理动向。异国之梦的破碎之路写得凄凄惨惨，楚楚动人。刘会刚的《永远的变数》(《北京文学》2011年第9期)想在城市扎下根的王国勇如何在现实的残酷中过关斩将最终在一次荒唐的成功中看到了现实的真相。也许我们不能只看到苦难，不能只是经历苦难，不能在苦难的阴影中找不到生活的方向，不是所有文学都要以一声叹息结尾，给人希望才是文学真谛。《母亲的石油婚约》（尚长文《北方文学》20１１年第7期），父亲将远在北方的母亲“骗”到了寒冷的大庆，条件的艰苦让母亲伤心落泪，总想有朝一日回去。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母亲在这荒野里有了自己的生活，用自己的双手养活着自己。在母亲这代人手里，这片未开垦的荒原成了沃野千里的丰收之地。但走进现代化的大庆，却将这一些开垦者遗忘了，父亲依然在开着钻车，母亲依然是农民。生活依旧清贫，日子还是紧巴巴的。而父母亲的儿女们都想离开这里。这是一个城市的健忘症，不懂得感恩的城市让开拓者寒了心，也让年轻的人失去了努力的方向。《普觉寺》（李敬宁《黄河文学》2011年第9期），妹妹意外辞世，姐姐没有太多的悲痛，反而在不断的让妹夫重觅佳偶。这是个现实的社会，谁又能说这不对呢?在这个一切都很现实的社会，又有几多侠骨软肠，至死不渝?妹夫的坚贞爱情真的无法不在现实面前低头，本想死后也葬在妹妹旁边的妹夫，只有悲叹着告诉姐姐，他已经考虑出去约会了。现实让千年来的传统悄悄流失，再也没有至死的爱情，再也不见一生的等候。《红棉袄》（关小凤《黄河文学》2011年第9期），周芹是下岗女工，靠着丈夫体力活维持着家里的生活，多年来虽不富裕却过得安心幸福。周芹平静的生活被一件小红棉袄打破了，一件七百五十块钱的小红棉袄把本来就有几分姿色的周芹衬托得妖娆妩媚，可是七百五十块钱是她这辈子都不敢想的价格，这时她突然想到了好友苏燕，苏燕婚姻不幸，离婚后却依旧过得比周芹强，高级化妆品，一年四季的衣服从来不重样。从前周芹一点也不羡慕苏燕，苏燕是靠男人养的，说白了就是高级妓女。可这一次她开始向往苏燕的出手大方，她第一次向苏燕借钱，周芹把棉袄买下来了。但过后的几个月内她都在为找份工作赚钱还苏燕而四处奔波，结果却是四处碰壁，钱也越借越多了。最终她在足疗馆里找到了工作，算是有了一份不多的收入，尽管受到胖女人的当众侮辱，虽然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臭脚，周芹都忍了。城市中有太多人活得不自由，被物所累，为钱所伤。但谁又能改变这一点呢，这个城市是用钱建成的，必将用钱来继续存活下去。
城市是个无形的杀手，它就像瘟疫一点点一寸寸地占有我们的灵魂，灵魂又在相互传染着冷漠、绝望的病毒。工业文明在慢慢取代我们几千年建立起来的农业文明，这种取代并不是缓和而漫长的，它就像一场暴风雨正狂卷而来，在城市平静的外表下，正是风暴到来之前的死寂。城市之梦为何破碎，破碎之后又该何去何从?多少作家困扰在这个难写的主题上，艰苦探索，却迟迟找不到答案。也许对作家的苛求是不应该的，但身处城市之中的作家是否也该反思，为何我们的作品多少次将双手伸向人的灵魂，在刚刚触摸到灵魂时就马上收了手?为何我们从没有找到一条人类灵魂的出路?难道真的只能从对过去的回忆中才能找到些许的安慰吗?(资料收集：常思佳、宋温馨、王燕)
本栏责任编辑：王方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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