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坛三杰 [诗坛三杰:生的绚烂,死的不凡]

  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是二三十年代诗坛三杰。闻一多、徐志摩是“新月派”,戴望舒为“现代派”。虽然他们生命终结的原因与方式不同:闻一多死于爱国、徐志摩死于情爱、戴望舒死于病痛,却都在诗坛上捧出自己心灵中美丽的花朵。他们早期的代表作都是抒发理想幻灭后的痛苦,由于人生境遇与创作风格的差异,所呈现出来的诗作也散发出不同的芳香,有的浓郁、有的雅致、有的清幽。这些诗作都是绽放在诗坛上永不凋谢的花朵,给人美感,令人陶醉,让人难忘。他们不长的人生也似乎都可归结为:生的绚烂,死的不凡。
  痛心追问:《发现》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会见的是噩梦,哪里是你?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
  闻一多在诗歌创作上,主张要有“三美”,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他早年留学美国学习绘画,进修文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近代诗歌。在异国他乡,他饱受种族歧视的屈辱。当时在美的华人没有什么特长与技能,只能出卖劳动力,给人家洗衣服,因而很受歧视。在海外的留学生也常常被人问到:“你的爸爸是洗衣服的吗?”面对这种无奈的状况,一种屈辱之情常常萦回在他心头,这在他的诗作《洗衣歌》中有所反映:
  (一件,两件,三件,)
  洗衣要洗干净!
  (四件,五件,六件;)
  熨衣要熨得平!
  我洗得净悲哀的湿手帕,
  我洗得白罪恶的黑汗衣,
  贪心的油腻和欲火的灰,……
  你们家里一切的脏东西,
  交给我洗,交给我洗。
  诗人用这重复的笔调,写出在美华人的辛酸与所受到的歧视,写出他心中的愤懑与不平。
  面对屈辱,他是通过对祖国“如花”般的想象来获得自信和尊严,理想中的祖国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在《太阳吟》中,明确地表示对异国他乡的不习惯,“这里的风云另带一般颜色,这里鸟儿唱的调子格外凄凉”,觉得自己的祖国最美:“我的家乡不在地下乃在天上。”然而当他怀着满腔热情、抱着美好的理想“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回到祖国时,看到的却是满目疮痍和一沟死水。目睹这一切,巨大的反差将他击倒,一种幻灭感、绝望感油然而生。难以承受的痛苦逼迫他本能地迸着血泪喊:“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这是一次大爱与大恨的心灵撞击,这是一次希望与绝望的情感的体验:“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这是一次痛苦的追问,这是一次绝望的呼喊。他的“追问”不由使人想起屈原的《天问》,时代不同,境遇不同,问的内容不同,但是他们对祖国的缱绻深情却是一脉相承。
  “愤怒出诗人”,“诗的生命之花,只有在诗人的狂笑、痛哭、顿足、沉思中盛开”,闻一多把自己的真切感受、把自己“灵魂的歌”通过独特的风格唱出来,凝成一卷《红烛》:“红烛啊!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灰心流泪你的果,创造光明你的泪。”“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他迸着血泪写出的诗,触动了每个爱国者的心,引起人们心灵的共鸣,而他也就此成为30年代诗坛上,一位为大家熟悉与热爱的诗人。
  《发现》没有采取过多的修饰与技巧,只是采取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任由感情释放和爆发。一是这样更具有概括力,更凝练,更能表达他的感情。二是闻一多是性情中人,这样的抒情方式更符合他的个性。
  这种对祖国炽热的爱恋与直率的个性,也使他日后面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黑暗,当民主人士李公朴被杀害时,不顾反动派把他列入黑名单的恫吓和友人的劝阻,敢于拍案而起,直面黑暗的人生。在李公朴的追悼会上,他做了最后一次演讲。这次演讲把他的人生推向了巅峰。他倒下了,倒在特务暗杀的枪口下,一支燃烧的红烛熄灭了。闻一多走过了他作为诗人、学者、战士的坎坷的人生历程,时年47岁,以其不屈的灵魂、不寻常的死留在历史的扉页里:大爱无疆。
  故地忆梦:《再别康桥》
  《再别康桥》全诗情景交融,完美地体现了“新月派”的诗歌创作主张,是徐志摩诗中的绝唱。
  1920年徐志摩到剑桥留学,康桥的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里形成了世界观与文艺观。他向往英美共和制度,这是他的“康桥理想”。六年后,他旧地重游,景色依旧,但是他的“康桥理想”不复存在,不由感慨万端。诗人再次告别时,心情既留恋又沉重,在诗中他用形象、比喻构成柔美的意境,勾画他心中的梦,传递若有所失情感与淡淡的愁绪: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
  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这只是往日的梦,只能在梦中寻觅。一想到此,诗人的感情由欢乐、激动而变得沉郁,一种淡淡的哀愁油然而生,在静静的氛围中,诗人要与康桥告别,与心中的梦告别。诗中,既有诗人对梦幻美景的深情回忆,也有理想幻灭失落后对生命的体验。
  这种体验与闻一多的体验大相径庭,他们对理想的失落表现的方式也就不同。闻一多是用爆发的方式宣泄他理想幻灭后的痛苦,而徐志摩却只是用一声叹息、淡淡的愁绪来抒发他对美好理想的留恋与失落感。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既是对首段的呼应,也是抒情的需要。渲染了诗人的离别之情、依依不舍之情。诗人不想浸沉在这沉重的氛围里,他要推开它,诗人是洒脱的,他不想在痛苦中多做停留。
  徐志摩对生活充满激情与热爱,他是一片春光、一团火焰,他有一腔热情。这使他的创作才思如泉涌,出版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他的前期作品大致抒发了理想和爱情,暴露社会黑暗,表达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揭示生活的哲理与写景抒情。后期作品,由于理想的幻灭,他的诗作大部分脱离现实,抒写微妙的心灵秘密。朱自清曾说:“现代诗中的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因为他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之间的关系,引起人们的非议,使他成为一个最有争议的诗人。
  他的好友胡适曾经在《追悼志摩》一文中这样解读徐志摩:“他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合在一个人生里,其实,与其说他爱的是一个女人,更不如说他是在所爱的女人身上寄托着自己内心中的理想。他如西方浪漫派文学家雪莱、拜伦、卢梭一样,一生追求理想生活而终不可得。“他的一生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历史”。
  尽管他执着追求的理想有如康桥天上美丽的“虹”,但是他始终坚信不疑。理想的破灭使他感到“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方向吹……”这种迷茫与失落在他后期的作品中,有所表现: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他的后期作品,正如茅盾所说:“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唱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而志摩是中国文坛上杰出的代表者。”
  对于他的追求与失败,胡适是加以肯定并寄予同情的:“他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他的失败,也应该使我们对他表示更深厚的恭敬与同情,因为偌大的世界之中,只有他有这样的信心,冒了绝大的危险,费了无数的麻烦,牺牲了一切平凡的安逸,牺牲了家庭的亲谊和人间的名誉,去追求,去试验……”
  他为了追寻心中的理想,处处碰钉子,碰得焦头烂额,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为了追求“理想”中的爱,他不惜与发妻张幼仪离婚;为了满足陆小曼对奢侈生活的追求,不辞辛劳四处上课;为了赶上林徽因有关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他不顾恶劣的天气乘坐飞机赶往北京,以致撞上山头。他35岁的年轻生命随着一团火球在天空燃烧,化为一片云彩: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幻境寻美:《雨巷》
  1927年大革命失败,戴望舒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陷入极度痛苦之中。他本人也因为在大革命时期从事革命文艺活动遭到国民党通缉,避难于松江。在此情况下,他创作了《雨巷》。诗人用“雨巷”这个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营造了一个“梦一样地凄婉迷茫”的审美意境,通过“我”的真实形象,去寻找幻境中的“丁香姑娘”,来倾诉诗人对革命失败后那种不甘落寞和美好形象被破坏的复杂心境。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雨巷”是凄风苦雨的政治形势的写照,也可以说是漫长曲折人生道路的象征。在那样的政治形势下,诗人独自行走在人生道路上,感到寂寞和彷徨,这种心境与感受在当时是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的。雨是这样的冷,巷是这样的长,在这漫漫的人生旅途中谁能给我希望,谁能给我力量?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诗人用比喻、象征的手法,用“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这一动人的形象,表达他对理想的追求和向往。丁香是诗人美好理想的象征。为什么美好的姑娘却怀着“愁怨”呢。这里面是有深沉的含义的:“愁怨”画龙点睛地点出当时风雨如晦的政治形势,传递出诗人对凄风苦雨的现实环境的不满。丁香花开是美丽的,可是凄风苦雨却使她凋零。理想是美好的,可是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很快就会幻灭。对理想既怀着美好的希望,但又怕如秋风中的丁香,在风雨飘摇中瞬间凋零。诗人把自己这种在希望中掺杂着忧愁和怅惘的复杂心态,通过“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这一象征性的形象,准确具体地加以表达。
  她是有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诗人继续用比喻和象征的手法描绘他心中“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以表达他对理想的追求与向往。他写了丁香的美丽芳香,也写了她在雨中的忧愁和彷徨。把他的“理想”喻成姑娘,这是延续了中国古典诗歌中“香草美人”的传统手法。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地
  默默行着
  冷漠,凄清,又惆怅。
  她默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飘过
  像梦一般地,
  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
  像梦中飘过
  一枝丁香地,
  我身旁飘过这女郎;
  她静默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圮的篱墙,
  走尽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
  消了她的颜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怅。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飘过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丁香一样的姑娘”消失在雨巷,诗人没有绝望,他仍然在人生的道路上继续追寻。
  “雨巷”所构筑的意境与表达的意蕴,有如诗经中的名篇《蒹葭》,都是呈现朦胧、迷茫的意境,蕴含着一种难以求索的理想,要穷毕生精力去追求。所传达的信息也与《蒹葭》相似,也是让人往往把它当做一首缠绵悱恻的爱情诗来解读。《雨巷》是白话诗的经典。戴望舒因《雨巷》一举成名,他也被冠以“雨巷诗人”之名。不过戴望舒不算长的人生,爱情生活也如雨巷那样曲折、凄迷、彷徨。
  戴望舒与徐志摩一样,一生中也与三个女性交往,但是都以悲剧告终。戴望舒与施蛰存是同学。当时戴寄居在施蛰存家中,与他的妹妹施绛经常见面。戴对年轻的施绛一往情深,常常借诗表白,但是遭到施绛的冷遇。绝望之余戴以自杀要挟,施勉强同意。1931年举行定婚仪式。施绛提出了结婚的条件:只有戴望舒出国留学取得学业回来,并且有稳定的收入方可完婚。1935年戴回国,得知她恋上原来喜欢的人,愤怒失望之余,当众打了施绛一记耳光,并解除了婚约。一场长达8年的爱恋终以悲剧结束。
  不久,另一个女人走入他的感情世界。她是穆时英的妹妹。穆时英非常崇拜戴望舒,知道戴望舒失恋,就把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戴。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们在认识后的第二年结婚。迅速降临的幸福使戴望舒对生活充满希望。然而,婚后不久,因为年龄的差异与性格等原因,两人的感情出现了危机。穆丽娟提出离婚,尽管诗人写了一封充满伤感的“绝命书”,企图挽回这段婚姻,也没有奏效。根据协议,他们的女儿素素归戴望舒抚养。
  1942年,戴望舒生命中的第三个女人出现了。她是大同图书印务局的抄写员杨静。虽然遭到父母的反对,16岁的杨静还是与大她21岁的戴望舒结婚,婚后不久便出现感情上的裂痕。1948年,戴望舒又一次离婚。
  虽然他的爱情之路并不坦荡,但是并不妨碍他用诗歌表达对祖国深沉的感情与热爱。他的《我用残存的手掌》也是流传较广的名篇。诗中对敌人占领区的土地表示痛惜,对“辽远的一角”充满无限的向往。在日军占领香港时期,戴望舒通过《星座》副刊,为抗战呼喊,被日军投进监狱,经友人营救方脱险。1949年初,他似乎从“飘忽与朦胧”中走出,回到北京,被安排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负责法文科的工作。1950年2月28日因哮喘发作,他自己注射麻黄针过量、心脏跳动异常去世,时年45岁。
  戴望舒的人生始终如《雨巷》那样凄迷、曲折。他的心头永远留着挥之不去如丁香一样美丽的忧愁,他也几乎一直在寻觅:独自撑着油纸伞,在悠长的雨巷彷徨,希望逢着一个丁香般的姑娘。

推荐访问:诗坛 不凡 绚烂 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