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家的国际组织_国际组织

  第二十八届国际天文联合会大会将于2012年8月20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国际天文联合会是一个重要的国际科学组织,每三年一次的国际天文联合会大会是全球天文学界的盛事。那麼,在国际天文联合会的历史中,又有些什麼样的故事呢?
  最早的国际科学联合会附属学会
  国际天文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tronomical Union,简称IAU)成立于1919年7月28日。那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一次国际科学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成立国际研究理事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简称IRC)以及附属于它的分会,大会上通过了IRC章程,IAU就是附属于IRC的分会。现在IRC已更名为国际科学理事会,英文全称为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简称ICSU、国际科联。
  法国天文学家、巴黎天文台台长和国际时间局(Bureau International de I"Heure,简称BIH)主席巴约(B.Baillaud)出任了IAU第一任主席,英国天文学家、皇家天文学会主席福勒(A.Fowler)担任第一任秘书长。
  刚刚成立的IAU还有两个附属机构。一个是国际时间委员会(International Time Committee,简称ITC,其执行局为国际时间局BIH),现在BIH的职能已被国际度量衡局(Bureau International des Poids et Mesures,简称BIPM)和国际地球自转和参考坐标系统服务机构(International Earth Rotation Service,简称IERS)接管。第二个是国际天文电报中央局(Central Bureau for Astronomical Telegrams,简称CBAT)。
  除IAU之外,1919年7月的大会还诞生了另外两个联合会: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Geodesy and Geophysics,简称IUGG)和国际纯粹化学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简称IUPAC)。
  IAU之所以成为IRC最早成立的联合会之一,是因为天文学的研究对象有着独特的深度和广度,包含无穷的时空和时空中无穷的天体,何况这些对象属于全人类所共有。这种无限性和共有性还促成了天文学合作的国际性和紧迫性。第二任IAU秘书长斯特拉顿曾说:“天文学基本上是国际性的科学:没有一个天文台能够看到整个天空,没有一个观测者能够持续地观测诸如太阳或超新星之类天体的变化活动;恒星宇宙的最完整知识的获得仅仅来自全世界观测者和观测仪器的国际合作。”
  IAU成为最早的国际科学联合会附属学会之一,还得益于IRC的发起人海尔。这位美国太阳物理学家还是卓越的社会活动家,时任美国科学院的外事秘书和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的主席。1904年成立的国际太阳联合会(International Solar Union,后并入IAU)就是由海尔发起的,这个联合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组织和运行最完善的国际天文合作机构,甚至被视为IAU的前身。
  一战前的国际天文学合作
  天文学研究的国际合作有着悠久的历史,不过,组织计划完善的国际合作始于19世纪。首先是太阳、恒星、时间、纬度以及新发现的天体发布,成为天文学上最早的国际合作领域,后来也成为IAU最初的专业委员会工作领域。除国际太阳联合会外,影响较大的国际合作还有德国天文学会星表(AGK星表,1867启动)、照相天图星表(AC天图,1887年启动)、卡普坦选区计划(1906年启动)、国际时间局(BIH,1912年成立)、国际天文电报中央局(CBAT,1882年成立),以及有关纬度变化的大地测量国际合作。
  这些合作计划规模庞大、历时久远,例如完成AGK星表几乎持续了百年之久,而AC天图则因规模过于庞大而不了了之。其它的如时间的统一、新天体的命名,也必须全世界的共同合作和承认。这些计划少则十几个天文台参与,多则数十个天文台参与。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这些国际合作不得不中断。直到战争进入尾声之际,重建科学尤其是天文学的国际合作又被提到了议事日程,才有了1919年IRC和IAU的成立。
  战争对IAU的影响
  战后的国际合作与战前不同,它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第一次世界大战剥夺了许多人的生命,包括科学家或其亲属的生命,德国的一些科学家更是被召入政府军队直接为战争服务,这给协约国的科学家们留下了惨痛的回忆。出任第一届IRC主席的法国数学家皮卡尔(Emile Picard),其父亲死于19世纪的普法战争,“一战”又夺去了他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生命。皮卡尔在给海尔的信中说:“我们不可能想象与曾在我们国土上施暴的人坐在同一张桌子边,……,参加者只能是战争中反对德国的国家。”因此,在重建国际合作时,同盟国甚至中立国能否参加就成为了争论的焦点。
  成立IRC和IAU的国际科学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时,200多名代表清一色地来自比、法、美、英、意、加等11个协约国。大会最后通过的章程明确规定了16个协约国——比利时、巴西、美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南非、希腊、意大利、日本、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为IRC的基本成员国,其余国家要想加入需要有四分之三的会员国通过方可,而且IRC所属的联合会(譬如IAU)的章程必须得到IRC的批准。1922年,这些条款进一步修改为,只有加入IRC的国家才有资格加入所属联合会。修改后的条款排除了原同盟国甚至大部分中立国加入IRC或IAU的可能。所以,IAU成立最初,只有比、加、法、英、日、美和希腊等7个国家会员。
  IRC的这种立场遭到了中立国的强烈反对,例如荷兰著名的天文学家卡普坦就写信给海尔,声称“反对加入这种协约国之间的协会,……,即使请我加入也不会去。”1922年,IRC做出了让步,他们通过了一个特别决议,邀请中国、荷兰等13个协约国或是中立国加入IAU。因此,到1922年5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第一届IAU大会时,IAU的会员国已发展到了19个国家,其中包括荷兰、丹麦、墨西哥等6个中立国。   在德国的入会问题上,IAU遇到的阻力最大。在“一战”前的许多国际合作中,德国或其盟国起到的是主要甚至关键性的作用,例如AGC星表、卡普坦计划等,没有德国的参加简直不可能实施。主张德国入会、将IRC和IAU办成真正国际性合作组织的声音在1925年达到了顶峰。1925年荷兰天文学家德西特当选为IAU主席,他为德国的加入做了很大的努力。1926年IRC举行了特别大会,废除了加入IAU必须首先加入IRC的那条规定,为德国的加入扫除了部分障碍。经过德西特的协调,1928年的IAU大会安排在荷兰莱顿,以方便德国天文学家的参加。因此,1928年的IAU大会第一次出现了同盟国的天文学家。然而,科学毕竟不能独立于政治,三十年代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形势再一次改变了一切。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将德国的入会推迟到了战后的第七年,即1952年,在那一年西德和东德分别以德国天文学会的名义加入了IAU。
  “二战”的另一个元凶日本,在战后被暂停了其IAU的会员资格。但是由于被盟国军管等缘故,1948年当选为IAU秘书长的天文学家斯特龙根和其前任奥尔特建议日本重新申请入会。1950年日本开始缴纳会费并重新加入IAU。
  中国与IAU
  尽管1922年IRC做出决议邀请中国加入,同年10月中国天文学会宣告成立,但当时中国国内军阀间战争不断,北洋政府在各派系之间不停更替,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根本没有机会申请加入IAU。直到北伐结束和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34年建立了紫金山天文台,方为中国加入IAU铺平了道路。1935年IAU第五届法国巴黎大会,高平子和潘璞代表中国天文学会列席会议,会上中国受邀加入了IAU。入会名义为南京中国天文委员会,最早的IAU个人会员只有余青松、高鲁和蒋丙然三人。在这一年,前苏联也加入了IAU。
  随后不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致使中国与IAU的联系中断。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重新打开了通往国际合作之路。1955年,中国补交了全部欠缴会费,张钰哲等4人出席了第九届爱尔兰都柏林大会。
  然而,从1958年第十届莫斯科大会起,中国与IAU的关系又生变故。根据惯例,大会举办国必须向所有IAU会员国代表发出邀请,并准许入境。1961年的大会将在美国伯克利举行,于是1957年美国科学院要求美国国务院给予代表签证保证。显然,有人要阻止中国的天文学家入境美国,于是一些人在莫斯科大会上制造了所谓“台湾天文学会申请入会”的问题,中国台湾还为此匆匆成立了天文学会。“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是个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在严重抗议和交涉无效的情况下,张钰哲理事长不得不在1960年2月代表中国天文学会声明退出IAU。
  可是,上世纪70年代,世界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巨大变化。1971年联合国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地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那一年擅长调停各种关系的荷兰天文学家布洛乌(A.Blaauw)担任IAU主席。根据中国有关政策,参加国际民间科学组织,在不涉及“两个中国”的原则下,我方不再坚持驱逐中国台湾代表。国内外形势的一系列变化,为中国IAU会籍的恢复准备了条件。
  1979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大会期间举行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IAU三方会谈。大陆的中国天文代表团一方以张钰哲团长、赵先孜副团长为主,团员有叶叔华、洪斯溢、易照华和朱进宁。中国台湾一方仅有“台湾天文学会”会长沈君山出席。会谈最后达成了蒙特利尔协议,同意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彼此欢迎对方参加IAU。协议是以“南京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张钰哲与IAU主席布洛乌之间交换信件的形式提交IAU大会的。但是这个协议还留下了一个尾巴,那就是中国台湾入会团体的名称问题。这个问题在1982年得到了解决,即大陆以注册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中国天文学会”作为入会团体,入会年份1935年;中国台湾则以注册在台北天文台的“位于中国台北的台北天文学会”作为入会团体,入会年份1959年。不过,如今中国台湾的入会团体已更名为“位于台湾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
  IAU大会及其学术机构
  IAU的管理机构主要由大会、执委会和官员组成。IAU大会是IAU的最高权力机构,执委会是IAU的决策和执行机构,具体负责的是4名IAU官员(本届主席、当选下届主席、秘书长、助理秘书长)。IAU的日常事务则由秘书处负责。
  IAU大会通常每3年举办一次,它决定联合会的总政策,讨论联合会的管理事务,选举联合会的官员及各科学机构的负责人,同时举行各专业委员会的学术讨论。
  IAU大会是IAU最重要的会议,历来受到各举办国政府的重视。通常都有政府要员或皇室人员出席会议并讲话。IAU的第一届大会在比利时举行,当时比利时国王阿尔伯特出席了开幕式,一同出席的还有比利时科学文化大臣以及皇家科学院的官员们。在第二届罗马大会上,意大利国王埃曼努尔三世、皇储和主教均出席了开幕式。1958年IAU大会第一次在前苏联举行,大会安排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厅,时任部长会议副主席的柯西金出席了开幕式。1988年出席开幕式的是美国总统里根的科学顾问,1991年阿根廷总统梅内姆出席了本国举办的IAU大会开幕式。而最近两届,2006年出席的是捷克共和国总统办公室官员,2009年出席的是巴西科技部长和里约热内卢市长等。
  如今IAU大会大都安排在7、8月份,每届12天,从第一周的星期一到第二周的星期五。大会开幕庆典仪式及第一次大会安排在第一周的星期二下午,第二次大会及闭幕式安排在第二周的星期四下午。两次大会除开幕闭幕仪式外,主要解决IAU的行政管理事务,如上届执委会报告、章程修改、下届执委会选举、决议表决、财政预算,各种委员会委员的任命与推荐等。个人会员可自由参加大会,但只有国家会员才对管理提案拥有投票权。
  除管理事务外,在大会期间IAU各专业委员会还举办各种学术会议,或联合举办讨论会,此外还有特邀科学讲座等。目前IAU有12个科学学部、41个专业委员会、70个工作组和8个计划组,它们是IAU举办学术会议的筹划者。当然,IAU的学术交流并不限于大会上,每年IAU还会举办各种学术讨论会(Symposia)、联合讨论会(Joint Discussions)、特别会议(Special Sessions)、地区会议(Regional Meetings),以及与其它联合会共同举办的学术会议。
  IAU出版的学术期刊主要有《IAU Symposia Proceedings》、《IAU Transactions(A卷)》和《the Highlights of Astronomy》等。行政管理刊物有《IAU Transactions(B卷)》和《IAU Information Bulletins》等。在大会期间还会临时发行《IAU Newsletters》。至于《IAU Colloquium Proceedings》自2006年后已经停刊。目前为IAU服务的出版商为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
  第二十八届IAU大会将于2012年8月20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这也是中国历史性地第一次举办世界级天文学家的盛会。
  (责任编辑:郭晓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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