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道路选择意义上，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两次相结合”的共享实践范式。“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并在走自己的路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因如此，毛泽东于1956年“第一个站出来力图冲破苏联模式”在中国的影响，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相结合”，并在邓小平的努力下成功地实现“第二次相结合”的历史任务，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关键词：两次相结合；实践范式；走俄国人的路；走自己的路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3-0171-05
许全兴老师的文章，我是爱读的，读许老师的文章总会让人眼前一亮。最近，许老师发表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一期上的文章《毛泽东与“第二次结合”的若干问题》，我读了三四遍后，想法颇多。这里写出来，以求教许老师。
一、“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路”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道：“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即是说，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都是“走自己的路”的结果。“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是实践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谛。但历史昭示，“走自己的路”并不容易，总是先从“走俄国人的路”再到“走自己的路”。中国革命和建设都是如此。尽管这一进程中也有自己的独创，但在道路选择意义上还是遵循了这一范式。“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亦即，要从学习别国经验中创新，只有创新才是“走自己的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路”，“相结合”就没有成功，这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所证明。从文化交融意义上讲，任何外来文化中国化以后都会生成一种新的文化。佛教中国化的产物是中国化的佛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这都是在实践上“走自己的路”所产生的结果。
如何革命？对于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而经俄国人证实的城市中心论的革命道路自然是参照的首选，并在国民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革命进程的推移，革命阵营发生了分离，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敌强我弱，为生存计，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大革命失败的反思中成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
如何建设？对于刚通过武装斗争取得胜利并建国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苏联的建设经验自然又成为参照的首选，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苏联建设中的弊端警示了中国，在“以苏为戒”，在“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的艰辛探索中，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最终成功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且在坚持和推进中走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历史角度上讲，在革命和建设伊始，中国共产党人只知道自己的方向，并不知道自己的具体道路该怎么走，都是从对“走俄国人的路”的反思中成功开辟了“走自己的路”。这一进程充满了辛酸和泪水。毛泽东后来总结道：“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邓小平也深有感触：“这（指走自己的路）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
“相结合”思想与“相结合”实践往往并不同步，思想先于行为，新的概念又基于既有事实之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证实了这一点。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相结合”思想到“相结合”实践几经坎坷才最终成功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也是几经磨难才有了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应合了将理想变成现实的艰难。
许老师文章的重点是探寻“第二次结合”的时间起点。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取得了独立和自由，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同时也标志着‘第一次结合’和‘第一次飞跃’的完成。”并开启了“第二次结合”。也就是说，许老师认为“第二次结合”的时间起点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把社会主义革命置于“第二次结合”之中，并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范畴。其依据之一是吴冷西著的《忆毛主席》中的一段话：
“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许老师根据“行动在先，概念在后”的观念，认为毛泽东讲的“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意指“第二次结合”的时间起点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许老师在此把“时间起点”与“实践起点”统一了起来，并认为“时间起点”就是“实践起点”。但若根据“实践起点”来说，这种判断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毛泽东在1956年说“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而且还“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这实际上就暗含了考虑这个问题的时间是1953年的农业合作化时，而不是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另外，毛泽东在1960年的《十年总结》开篇就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这即是说，从1949年至1956年“照搬了苏联的一套”，尽管毛泽东认为“有自己的独创”，但这种独创很难说是道路选择意义上的。因此，邓小平后来说：“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真谛，照搬别人的东西肯定不是“走自己的路”的“相结合”，尽管具有“相结合”的想法。同时，在道路选择意义上，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和模式，从来也不会成功。 其实，时间起点与实践起点是有区别的，时间起点包含了思想认识的开端。这正如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样。但真正在实践上将马克思主义开始应用于中国实际的则是中共二大根据国情制订了最高和最低革命纲领为标志的。许老师可能误解了这段话的意思：一是毛泽东说“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又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照搬苏联的一套”。这就是说，至少在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种考虑“仅仅是一种考虑”，并没有赋予实践，而且这种考虑还不是在1949年，而是农业合作化开始的1953年；二是毛泽东也急于想从对“走俄国人的路”反思中开辟“走自己的路”。因为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始终警示着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当时的情况，毛泽东说：“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既然是迷信，又怎么能说是“相结合”呢？毛泽东在此的本意是指通过“相结合”“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是实践上的起点。因此，上述证据似乎不能支持许老师的时间起点观点。当然，这条具体道路是后来邓小平找到的。亦即，第二次的成功结合是邓小平完成的。
同时，许老师还“根据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第二次结合’的主题”来判别“‘第二次结合’的时间起点应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里，又有一个概念需要辨识：社会主义现代化。美国学者布莱克认为，现代化是指“近几个世纪以来，由于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导致源远流长的改革过程所呈现的动态形式。现代化的特殊意义在于它的动态特征以及它对人类事物影响的普遍性。它发源于那种社会能够而且应当转变、变革是顺应人心的信念和心态。”因此，现代化可定义为：“反映着人控制环境的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根据这种观点，1840年以来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因科技革命，中国被置人到现代化进程，但若这一进程不能“顺应人心的信念和心态”，无疑也将会受阻。亦即，一旦进入到这一进程中，人心就成为关键，顺昌逆亡，尽管科技总是前进的。这一点似乎总被研究现代化的部分学者所遗忘。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早期现代化是指1840年后开启的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作为现代化动力的政治权力角逐和人心背向中，中国共产党因顺应人心而获得了主导中国20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是同一的。据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主导的现代化始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那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又开启于何时？
许老师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起，中国面临着民族独立和社会现代化的双重任务。”而在1949年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面临的新的历史课题和新的历史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即把经济、政治和文化落后的旧中国尽快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统一、富强、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社会制度的革命，建立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制度；二是生产力及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等现代化”。从许老师的阐释中可以推出，1949年前的现代化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做了巨大努力和贡献；1949年建国之后的现代化建设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也就是说，许老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时间界定依据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国。但问题的关键在于1949年建国时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有五种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也就是说，从所有制结构上看，这时还不是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尽管已经是共产党领导。特别是1950年的《中国土地改革法》规定了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建立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小土地私有制，实现了土地从地主所有到农民所有。而“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小土地私有制不是现代化性质的，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了。1953-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之后，社会主义制度才基本确立起来。亦即，至少在此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才得以开启。因此，依据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主题来解释“第二次结合”的时间起点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把“第二次结合”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起点定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还会给人革命胜利了没有“喘息时间”的机会，战争创伤还没医治，就又投入到了新的战斗之中了。这似乎不近人情。
二、中国近代以来的两大矛盾对应了两大历史任务
根据一般理论，社会性质决定社会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决定革命任务，而革命任务又决定革命性质。近代中国的“两半”社会性质决定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民族矛盾又是最主要的矛盾。因为“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及中国贫穷落后的总根源。中国革命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两大矛盾，从而中国革命性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
解决民族矛盾的任务是求得民族独立。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属于国内阶级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任务是求得人民解放。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这一说法的背景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正迈向完成第二大历史任务的征途之中。
许老师将“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合三为一，认为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民族独立和社会现代化的双重任务。”并认为“我们距人民解放任务的完成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这里，许老师明显将此处的“人民解放”误读为“自由人联合体”的解放。
作为中国近代以来历史任务的“人民解放”是相对于封建主义的统治和压迫而言的。因此，这里的“人民解放”是指把人民大众从封建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民中的多数是农民，所以这里的人民主要是指农民，即让农民在政治上翻身得解放，从而在经济上也得到解放是“人民解放”的真正意蕴。“翻身得解放”意味着不再遭受封建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意味着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阶级矛盾得到解决。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自由人联合体”是指人类解放，不是针对某国内的阶级矛盾，而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目标，是无产阶级基于消灭了阶级，从而消灭了自己之后的产物。这个路当然还很长很长。尽管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但也是爱国主义者，“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那种“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许老师还认为，“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没有确定性标准的任务，“过于一般化、过于笼统，未能表明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所处的特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所面临的特殊历史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这种观点我也赞同。但问题在于现代化概念也是处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状态，而且现代化的一般性还会淡化“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政治蕴含。中国近现代史昭示，落后就要被挨打。因此，强国梦一直是中国人不懈地追求。共同富裕也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动力源泉。再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也是要现实“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从这个意义上讲，二者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
三、“第二次相结合”的历史起点究竟在哪儿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一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系统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另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段话已经清楚地给出了“第二次相结合”的历史起点：社会主义革命完成的1956年。从逻辑上讲，只有当“第一次相结合”任务的完成，才能开启“第二次相结合”。
从历史任务完成角度看，作为“第一次相结合”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成功地解决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这里把社会主义革命也纳入到“第一次相结合”的历史任务之中。这一历史任务完成的标志是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而这个时间点就标志了“第一次相结合”的结束和“第二次相结合”的开启。因此，“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就属于“第二次相结合”，尽管不是“成功的结合”。在毛泽东思想中的“成功结合”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寻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上，毛泽东只“进行了艰辛探索”，并没有成功。这就是说，尽管“第二次相结合”始于毛泽东，但没有成于毛泽东。
“始于毛，成于邓”是薄一波对“第一代领导集体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探索相互关系的理解。”叫毛泽东“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而邓小平理论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做了系统回答。这一阐释本身就蕴含毛、邓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和“第二次相结合”的历史起点问题。
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围绕马克思主义观和中国国情观而展开的，但这一展开又总是以中国道路的形式得到体现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道路紧密相连。“第二次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此这般，追寻“第二次相结合”的历史起点就可以置换成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问题，薄一波做过这样的总结：“这条道路，继承了毛主席探索的积极成果，扬弃了他老人家探索中的失误，并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有新的创造，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始于毛，成于邓；继往开来。”
根据薄一波的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在毛泽东时期。但具体在哪个时间，我们只能根据薄一波的另一句话来推断。薄一波说：“作为无产阶级伟大战略家的毛主席，当他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后，第一个站出来力图冲破这个模式，走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是说，力图冲破苏联模式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开端。从时间界限来说，应是1956年。这种推断从上述引摘《忆毛主席》中的一段话也能够得到证实。因此，我们可以说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才是“第二次相结合”的真正历史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