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海小难纳川，崇洋不媚外 上海人自以为是高人一等，有着天生的优越感，自然不把外地人放在眼里，而上海话，作为一种高人一等的表现标志，也是和外地人划清界线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上海，即使有外地人在场，他们也会旁若无人地大讲上海话；到了外地，两个上海人一碰面，也会开始用上海话寒暄，仿佛是故意要将自己与周围的外地人分开似的。其实，老乡见面乡音不改是常有的事，四川人见了面讲四川话，广东人见了面说广东话，问题在于上海人说上海话时总有一种地域性的傲气在，总会有意无意，自然不自然地流露出一种不屑一顾，唯我独尊的感觉。这样的表现实际上是上海话情结的一种表现。这点心理优势的感觉已经属于无意识层次，这些表现常常让外地人感到无法接受和忍受。
上海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崇洋不媚外”。从外国人踏上上海滩建起跑马场开始，上海人就意识到这种外来文化比起自己文化的优越性，顺应形势，自我更新的秉性使上海人对西洋文明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以及加以模仿的念头。于是，上海人开始接受西方文明，并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如吃西餐、喝咖啡视为一种高雅精致的生活追求。
上海人在内心里承认外国比上海好，在上海人的人格里，上海已经是全国最好的地方了，而比上海好的，只有在外国才有。上海的父母总想让自己的子女去国外读书，进外资企业工作，似乎只有在国外才能接受最好的教育，拥有最灿烂的未来。因此，即使在“文革”期间，还有人在偷偷地学外语；在90年代初，中国人的出国潮中涌动的是多少上海人的身影。而现在，不少孩子从三岁起就被父母逼着开始学英语。
但是，上海人对于外国的推崇却与“媚外”无关，上海的开埠通商是被迫的，它的现代化也是发展的潮流。上海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并未丧失本民族的特质，更未因此而卑躬屈膝。上海人所包容和接受的只是最好的东西。
2．精明与高明之间
上海人说话快，脑子也转得快，一眨眼便可在脑子里完成若干个运算程序，得出合算不合算的结论。在现代商业社会里，这种精明当然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贵的。只有每个人追求一种合理的利益的最大化，社会系统才能有效的运作起来，达到最优化，这样骗人的玩意就会少了，不合理的现象就会没了。更何况这种精明也没有伤害到别人的利益。所以上海人的精明无可指责。
以前别人嘲笑上海人的精明，往往会挖苦上海人为了几分钱的车费会计较半天，比较各种路程的花费。其实，居家过日子，柴米油盐之贵无人不晓，既然只是动动脑子想一想价钱，又何妨不算呢?虽是小钱，积少成多也是大数目。上海的很多企业也是在控制生产流水线和降低成本上用足了脑子，才能积少成多，实现更大盈利。现在上海人口袋鼓起来了，不再会为了一点车钱而计较。但他们又立刻有了理财意识，开始关注起如何投资，如何增值，这点精明应该说是一个现代人必备的素质。
常昕一些外地人谈到上海人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格外小心，极其精明。比如说一个广东人来上海玩，送给一位上海小姐一支名牌口红。广东人临走前，上海小姐必定会回赠一样礼物，其价格肯定与那支口红相差无几，在外地人看来，这种人际关系太过拘谨，但在上海人眼里，大家互不相欠，一身轻松。这在上海人的人际交往中能够获得相当的心理平衡感。
上海人的精明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各人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在个人利益受到侵犯、遭遇损害时，上海人会挺身而出，一争高低。当个人利益不会受到损害时，上海人会助人为乐。当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不发生直接关系时，他们可能会比较自私，因为在他们看来，一旦插手就会不合算，会吃亏。比如上海人一般不管闲事，免得引火烧身，这与鲁迅笔下的看客行为有相当区别。
随上海地域的社会变迁，这种表现被相应的理解和宽容所代替，客观地讲，上海人虽然小气却不贪婪，虽然精明却不阴险，虽然自私却不损人。所以“精明不高明”这句描述上海人的潜意识代替话已经在发生变化。
3．顺应形势，自我更新
上海人有一个优点是能够顺应形势。上海人知道什么样的情况该干什么样的事，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
在别的地方，市场经济还是一个陌生的词语时，上海已经开始应用市场规律办事了。改革开放之初，上海的基础设施建设急需大量资金，而政府的财政又相当紧张。这时，上海的杨浦大桥正是第一座利用外资及民间资本投资兴建的大桥。政府在其中几乎没有什么投入，这比以前基础设施建设完全依赖政府国家投入的做法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所以上海人有资格、有理由说上海的发展没有要国家一分钱。这其中就凝聚着上海人敢吃螃蟹的勇气。
而且，上海人还在进一步努力，希望提升自己的素养水平。现在，上海的艺术活动，展览演出频繁，不少上海人已经意识到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开始参与到这种演出中。在上海博物馆、美术馆，经常可以看到家长带着孩子参观。希望借此拓展孩子的知识面，提高他们的人文修养。这种自我要求、自我更新的态度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人发展到一定阶段自我认识的必由之路。
4．职员心态明显，小资情调增强
上海人有种可怜又可卑的职员心态，正因为此，上海人显得不够大气。
这种职员心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上海的进一步发展。其实，改革开放刚开始，上海的投资机会、发展机会特别多，但患得患失的上海人总是犹豫再三，不敢跨出自主经营、自当老板的第一步，倒是一些外省先知先觉者抓住了机会，在上海兴办企业，开创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校园里曾经流传过这样一种说法：北大清华培养的是老板，上海复旦培养的是白领。的确，北京的学生总是以天下为己任，好像整个中国就在他们手上，等着他们去改造、去创造。而上海的学生却更为自我，所有的人生规划、发展目标极少是关乎民族兴亡的，更多的是自己能进一家跨国企业，做一名trainee，月薪五千以上等等。
这种小资气，让人感到缺乏一种大气，似乎生命就在这种娇奢、慵懒中被蹉跎掉。年轻人本就该有立命天下的抱负、有敢打敢拼的勇气、有吃苦耐劳的韧性。然而，在上海的学生以及年轻人中这种曾经的血气方刚已经差不多消失殆尽了。心中没有大我，自然也不会成就大事。曾经有个香港人说，上海的年轻人并没有他们自认为的那么厉害；只是上海乃至全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轨期，急需大批人才，上海人正是得益于这种历史契机才有了今天的作为。也许，这个香港人是对的。正如时势造英雄一样，机遇造就了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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