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二姐四弟都是那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他们都说，再也不回来了。 我站在冬季荒芜的田埂上，风一阵一阵撞击在我没有表情的脸上。父亲一定在抽他的烟。母亲或许正在山头，或许去了园里，又或许就在灶头生火。我看着他们坚决的背影越来越小，消失在十一月的村庄，心里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大哥那时蓄了头发，迷恋穿紧身衣和喇叭裤。他和他的兄弟在半镇半村的地方开了一家小的录像厅。钱是兄弟出的，他只是负责进货、看场、收钱。那时不管新旧录像厅，只有平日放古惑仔警匪片，深夜偷偷摸摸放几部三级片，生意才能火爆起来。大哥喜欢他的这份职业，可以从这天的黎明忙到又一天的鸡鸣狗叫。他说，他太幸运，一钱不花，就可以任意看一场接一场的电影。
父亲没见大哥的人影好多天了。他回家总是倒头就睡，醒来扒两口冷饭就走。父亲老是问母亲，大哥回来有没有给家里些柴米钱。母亲不能连贯地摇摇头，好像那脖子生了锈似的。父亲终于火了。有一天大哥回来，好像心情很糟的样子，他偷偷抽完了父亲上衣口袋里的半包烟。父亲在他的床头，发现了用泥巴捏成的烟灰缸里潦倒地躺着一个烟嘴时，顾不上他的腿疾了，抡起扁担就往那高耸的脊背上打去。
母亲抱着他的儿子一下一下挨了下来。大哥没有吭声。父亲不解恨，骂完母亲又叫那个不孝子滚。大哥真的滚了。他说破录像厅没有钱挣，他要去城里头挣大钱。走的时候，他带走了那个自己用不完整的童年时光捏成的烟灰缸。
二姐也说，这个家让人绝望极了。她不想再见到这里的任何一个人。
母亲缩在墙角不敢吱声，只偷偷用眼角的余光瞥了瞥用尽了力气在抽烟的父亲。二姐就坐在原木的桌子旁。那张一家人一起做成的方桌，用了三种木材，父亲认真地在尚有湿木香的木头上涂抹了一层又一层的桐油，那疼爱的样子像是在怜惜一个少女。
然后，父亲聚众在这张桌上打牌，母亲在这张桌上准备一家人的饭菜，大哥在此捏他的泥巴，我和四弟做功课，二姐架起半面镜子梳她引以为豪的麻花辫。总之，一家人尽可能地霸着这张桌子，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二姐说，她是一定要嫁给隔壁村的荣光的。父亲打了她一巴掌，说那混小子家穷得叮当响，你想都不要想。二姐说我就是要和他过一辈子，你不就是嫌人家攒不够八千块钱的聘礼吗？父亲又照原来的指印打下去了一巴掌。
然后就是一家人的哑剧。二姐一手捂着热辣的脸，一手在桌面上抠出了指印。母亲本来想上前劝几句，被父亲粗鲁地一把推到了墙角，摔了个跟斗，然后她就再也不管了。我和四弟恰好这时听到对方胃里因饥饿而此起彼伏的咕噜声，他赶紧用手掌盖在薄薄的肚皮上。
二姐看着自己的指甲在木桌上留下的深深痕迹，一如她内心坚定的想法。她忘记了脸上的痛，郑重地对父亲说，我已经是荣光的人了，我们一定要在一起。父亲扔来尚有余温的解放鞋，沉实地落在二姐头上，打断了她接下去要说的话。鞋子弹回地上，抖落一撮一撮的泥草。
二姐收回了她的话。她原本想说，就算卖猪卖牛借高利贷也会凑齐父亲要的八千块礼金。现在她把这句话换作了狠狠的一句，这个家我再也待不下去了。
母亲拉着二姐的手在父亲的呵斥下一截一截地垂了下去。从她那混浊的眼里溢出热腾腾的眼泪，融化在脚下被踩实的泥地上。
四弟那时流着泪站在窗口看二姐那高瘦的身影。垂着柳条般的两条辫子已经不见了，换作一头齐耳的短发。她把打满补丁的包架在肩上，踩过一个接一个的水坑，头也不回地朝前走去，只把一阵一阵的冷风甩在了身后。
四弟带着浓浓的哭音，好像自言自语又好像在对我说，我们以后越来越孤独难过了。他说这话的时候一定没有想过后来自己也有这么一天，坚决地走，然后再也不回来。
四弟十八岁生日的那一天，兴奋到了极点，总是不停地说，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那时我站在他身边只是傻傻地笑了一声，不承不应。如果我料到他后来也会选择一条大哥二姐那样的路，我想我当时一定会对他说，难得有那么开心的事，为什么要控制呢，要尽情享受才好。
四弟初二就辍学了。母亲摇摇头说家里没钱，你们姐弟俩商量商量，实在不愿意就抓阄，其中一个去学校收拾收拾，以后就不要再去了。四弟看着我咬出血的嘴唇和一脸痛苦的表情，主动交出了他的书包。他对母亲说，反正我成绩不好，考大学是不可能的事，不如当兵去。长了这么高的个儿，总要派点儿用场才是。他轻松的表情让我在那一夜辗转反侧，不能入睡。
他终于十八岁了。几天前做了一场详细的体检，只有体重差了三公斤，其他方面一切合格。四弟知道自己无论怎样吃喝锻炼，几天之内体重也不会升上去。然后他在十八岁生日那天和父亲展开了一场严肃的谈话。他说了许多关于参军后前途无量的话，说了自己五岁那年看到父亲穿军装的照片后就树立起来的理想，说了他对父亲的敬爱。
那是我看到父亲久违的喜上眉梢，上一次见是什么时候已经忘了。四弟的话果然有用，父亲终于同意借些钱，买条香烟给村长，再请顿饭打发一下必要的人，这参军的名额便可以定下来了。
那一天，四弟做了好多事。整理了他即将远行的行李，把有关他岁月痕迹的物品全部封起来，把家里内外全打扫了一遍，给猫猫狗狗喂了食，清理了猪圈，把远近的菜园子都除了草，甚至还重新扎了稻草人。他一下子忙碌起来，仿佛有做不完的事，每一件事做起来又好像有使不完的劲，脸上的笑容一刻也不曾搁下来。
他说，以后进了部队，就再也不能做这些家事了。他这样想着讲着，昏暗的天色一点一点盖下来，盖到眼皮的时候，山那边已经什么都望不见了。母亲屋里屋外忙着她怎么做也做不完的家务事。父亲还没有带来消息。
我想，就算是去镇上买好烟吃荤饭这个点也该回来了吧。
父亲摇晃的身体一截一截浮出村头的地平线。熟悉他味道的土狗连眼睛都懒得抬一下，只晃了晃尾巴表示欢迎，然后又继续做着别人不懂的春秋大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醉过，还是因为那条瘸了的右腿，父亲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好像随时都会倒下去，又好像不管如何倾斜都不会倒下。他的样子仿佛是一个被一根无形的线控制住的木偶，无论幕后的操纵者技术多么生涩，因为那一根有力的线，以至于台前的木偶总不会跌倒。
无论四弟如何叫唤，都弄不醒鼾声震天的父亲。他睡得四平八稳，睡得昏天暗地。于是四弟疲倦地眯起眼守在床边，守了半夜。当他被最早的一声鸡鸣唤醒时，父亲已经提起裤子在墙角小解了。
然后就是比旭日还要真实的明晃晃的真相――父亲输光了他借来的钱。
他昨日一瘸一拐地出现在每一个亲戚家里，重复说着四弟讲给他听的那些好听的话。终于大伯对父亲说，够了，我最后信你一次。于是父亲去了村长家。村长收下那条烟后说，上头还有领导，大家都在开会。父亲倚在墙角等，领导们围在里间的长桌前，外面递茶叶烧开水的下属忙个不停。父亲一遍一遍地进去问，一次一次地被呵斥回来。那是他最好脾气的一个下午。但是，他抽完了三包双喜后却再也闲不住，一头钻进麻将馆里玩起了牌。
四弟听完后一言不发，接着一头栽进他鼓囊囊的行李包里一动不动。三天后，他吃了这些天来第一顿饭。然后他对我说，此生此世，再也不回来了。
那是一个干冷的季节。没有落过一场雪，却潜伏着透骨的冷。风拉开了我和四弟的距离，我只能模糊地看到他艰难而倔强的脚步被风吹散。我知道父亲一定在屋里抽他离不了的烟，母亲呢？母亲或许正在山头，或许去了园里，又或许就在灶头生火。我和四弟曾一起望着大哥二姐的背影，现在他连拥抱我都没有就那样走了。
母亲像一片掉落的枯叶那样无声无息地来到我的身后。她说，三儿，现在只有你了，可千万不要走。我说，你怎么样我都不会走的。母亲没再说话，她听出我话里的苍凉、无奈，还有模糊的讽刺。
[ 2 ]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在体谅这个可怜的女人，还是因为坚持着一个固执却遥远的大学梦，兄弟姐妹们都走了，他们把考大学这个铁一样沉实的梦交付于我。也许我是胆怯的，我明白我送走了大哥、二姐，又送走了四弟，如果我也像他们那样走了，将不会有人送我。留下来的，与父亲为伍为敌的，终究都是懦弱者。
母亲凝固住了她那混浊的眼神，我能猜到她在想什么。她那年轻时被仿真玉石拉扯得松垮的耳洞，那箍着一圈圈皱纹的颈项，还有那干裂的十指，它们都曾经辉煌过。
父亲干不了重活儿，农忙起来，只有他理所当然地溺在牌桌上。他骄傲地对我们说，他终于吃上了低保，可以不必操劳了。然而没有人见过他发下来钱，只见他雨点般的拳头，惯性地落在母亲身上，逼问她的藏钱处。年幼的时候，我常常怀疑，母亲该要挨多少顿打，才能变得这样结实粗壮。
她再也不会潜到父亲的身后去偷看他打牌了。那次他输得一干二净，突然发现身边的母亲，才猛然联想到是因为她出现的原因自己才输的。他掀了桌椅，兽一般扑到她的身上撕咬，而她只是哭，并不反抗。那时我小，躲在众人背后，看到母亲倒在地上，露出花布大裤衩。我想起来，那块布，本来是我要用来做裤衩的，母亲说做小了浪费布头就给自己做了一条。
母亲逃走了，父亲还在破口大骂。傍晚，有好心的邻居让我去找母亲回来。当我绕开了那棵大枣树，走过了池塘，来到山头的时候，母亲已经揉着脑袋从山上下来了。
她从井里打来水，洗了碗筷，喂了猪食，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从堆满杂物的抽屉里找出半瓶碘酒，拨开她杂乱的发丛，准确地找到伤的位置，像往常一样安静地为她涂抹。
床底下有打折的扁担、锄头把、门闩、扫帚，母亲比它们强硬。她也会替子女受难，她挨打的时候从不反抗，只是会跑，但从不与自己那个瘸了的男人为敌。她独自去山头待上一会儿，等自己气消了，或者是等父亲气消了，才慢慢地往回走，一件一件地继续做她的家务事。这些事少不了她，就像那个瘸腿的男人也少不了她。
子女们慢慢地长大，再也看不下去父亲的暴烈脾气、母亲的懦弱隐忍。大哥二姐四弟都劝过母亲离婚。她摇摇头笑了，我走了，你们的父亲该怎么活啊，他离不了我。
就这样，他们都头也不回地走了，只有母亲依然留在父亲的身边。当然，我也没走。我有我说不清楚的原因，或许是自私的，又或者是真切的。
终于从母亲那混浊的眼里流下热辣辣的泪珠，一颗一颗落在坚硬的木桌上，支离破碎。她从箱底找出一张红色的手帕，摊在那张摇摇欲坠的破旧书桌上。手帕上绣着一种花，并生一枝，花开两朵。
母亲沉甸甸地叹出一口气说，这个位置曾经放着一方砚台，父亲年轻的时候就是在这里读书。他说过要有一番成就，让我过上好日子。后来经过了那个年代，因为他坚持读书，那些人来了，一次一次带走他。每回来一次他的目光便会冷下一截，直到最后一次，他拄着一根枯木做的拐杖回来。
这么多年，我以为他会好起来，就算脚站不起来了，那精神总会好吧。后来这些念头都没了，我只想他能够活着，是好是坏都不要紧。我也就靠那微薄的回忆活着。这是出嫁的那日他送给我的手帕，上面绣着的花叫两生花，他跑遍了苏州的商铺才买到。
母亲说她悟了这么多年，才悟出那花的意义。
两生花，又叫同命花，拥有相同的宿命。并蒂而开、相依而生的两朵花，一朵死，另一朵便立时枯萎，齐齐凋败。它们生来就注定了一朵向阳，另一朵背光。从萌芽那一刻起，被选定背光的那一朵一生都不能见到阳光。如果她试图有任何改变的话，两朵花就会齐齐死去。
母亲说完这些，吸进吐出的气息渐渐柔和了。我不知道她为何要跟我讲她的回忆，这些根本改变不了现在这种尴尬的生活状况。或许有一天我也还是会踏上那条离家的路。或许她还是有一副好脾气，不管男人如何打来，都只会默不做声。或许父亲早就不记得年轻时的那些事，他早已一头栽进得过且过的生活里。但我内心还是有一丝抽搐，眼睛还是湿润了。我展开双臂抱了抱母亲。然而，在她的背后，我又看见了那个醉醺醺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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