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彪愚忠 逊帝倚重 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在北府暂住几天后，于同年12月18日跑进了日本公使馆。在这里的三个月中，溥仪得到了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料，他的“野心和仇恨……日夜滋长着。我想到这样呆下去是不行的，我应该为我的未来进行准备了。”1925年2月23日，溥仪在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池部等人的陪同下，悄悄地从北京前门车站上了一辆三等兵车，溥仪把平素决不轻易摘下的眼镜摘了下来，把他那顶帽子深深地往下戴了又戴。这节车箱每到一站都要上来几个穿黑衣服的日本便衣警察，到天津时，一车箱几乎全是穿黑衣服的人。出站时，溥仪被他们团团包围着裹了出去，就这样溥仪在日本人的特殊保护下，来到了天津。
当夜溥仪等人直奔日租界内官岛街的张园。张园的主人张彪，清末曾任湖北省提督兼陆军第八镇统制官。武昌起义时，张彪带着他的金银财宝和家眷溜到天津，在日本租界里当了寓公。张园占地面积12000多平方米，修建精巧、环境幽雅、设景别致，垒石洞山、池桥亭榭齐备。园中央的水亭颇具巧思，由亭柱内暗藏自来水管到顶，尖端有珠另配双龙，拧开水龙头推动球成“二龙戏珠”之状。园内的主体建筑“平远楼”，是一座三层壮观大楼，张彪于1917年建成。
溥仪突如其来，张彪受宠若惊，马上亲自去准备一切，在英商经营的惠罗公司购买上好的铜床三张和全套的外国被褥，又令家人赶制上百件床上用品。在津的遗老遗少闻讯前来进奉各种用品。
张彪对于溥仪的到来，极尽供奉之能，逢年过节，特别是溥仪的“万寿”之日，婉容的“千秋”之时，都要供入各种贡品。有新奇的国外表演到津，张彪都要专召作“御前”献技。为了确保溥仪的安全，张彪不许园丁靠近平远楼。当时张彪虽已年近七旬，但为了表示对溥仪的忠心，还坚持每天清晨亲自打扫院子，整剪枯枝。
溥仪来到张园后，立即下了两道“谕旨”：第一，改北京紫禁城时的内务府为“清室驻天津办事处”。办事处内设军机处。第二，任命郑孝胥、胡嗣瑗等人为驻天津顾问。军机处下设四个处，总务处由郑孝胥任事；庶务处由佟济煦任事；收支处由景方昶任事；交涉处由刘骧业任事。这些遗老遗少们，加之溥仪带来的随侍仆役们一起涌进了张园。园内的房舍无法承纳，张彪又筹资在园内右侧动工兴建了相连的木舍四间，专供军机处使用。又专辟一间作为候见室，竭力要把这里装扮成皇帝出巡时传旨转奏的“行在”之地。
溥仪为了讲究逊帝的排场，购置了大量高档消费品。首先，他买进了三辆高级轿车，一辆是淡青色的轿车，专供出游兜风使用；一辆是蓝色的大轿车，专供冬、春两季使用；一辆是黄色的轿车，专供夏季出访迎宾使用。其次，“像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买了又买，不厌其多。”整个平远楼的房间也不够溥仪使用。张彪为了使这位“蒙尘皇帝”增加起居空间，又在平远楼加筑了第四层，以便放置台球案子、钢琴、大餐桌等。为了防止建楼工程惊了“御驾”，每天开工晚，收工早，又不许发出大的响动，只许悄悄地慢慢进行，所以工程日期拖延了好长时间。
溥仪对于张彪的忠心，深加赞许，张彪病重之时，闻讯亲临探视，并令他的御医参与医治。张彪死后，溥仪特派宗室公爵前去祭奠，并赐祭一坛，赏盖“陀罗经被”，并颁给“心如金石”匾额。出殡之日抬出24座黄色彩亭，都是溥仪所赏赐的物品。
溥仪自从来到天津之后，受到了日本极为特殊的保护，日本人在溥仪心中的位置变得更加重要了，认为日本人是助其恢复祖业的最有力的力量。同时溥仪和美、英、法、意等各帝国主义国家驻津司令官、总领事、领事等也都保持着频繁的交际往来。
幻想破灭 依靠列强
不论是军阀，还是解甲的军人，或是穷途政客，溥仪和他们交往的亲疏，决定于他们对复辟的态度，对于他们也不再过分端“皇帝”的架子。1925年6月，张作霖在天津他的行馆派人去请溥仪，希望和他见一见。如果不是为了复辟大计去拉拢这个实力雄厚的大军阀，对这样的要求溥仪是无法容忍的，更谈不上“御驾”亲行了。溥仪降尊冒险第一次走出了日租界去见张作霖。张作霖不但在大门口亲自迎接溥仪，还跪在砖地上给他磕了头。这不但把溥仪从“降贵纡尊”中感到的不自在消除了，而且使溥仪更高兴的是“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看来是并不忘旧的”，这对溥仪的复辟野心是最好的安慰。从此开始，溥仪和奉系将领之间也进行了紧张的接触，“我在天津的七年间，拉拢过一切我想拉拢的军阀，他们都给我或多或少的幻想。”溥仪到天津后不久，当时任直隶督办的奉系军阀李景林即来拜访他，不但大骂冯玉祥“逼宫”，还特别表示对溥仪的同情和支持，手拍胸膛说：“到了天津，您便可一切放心，我将尽保护之责。”这固然是一句空话，因为这些中国将军们的军法政令是进不了“租界”的，但溥仪听的却十分受用，犹如久旱逢甘雨一样。
只要是拿着联系军人、拥护复辟这张门票，便可走进张园。特别是1926年起，一批批的光杆司令和失意政客涌进了租界。他们的眼睛不是来看这位无权无势的“逊位皇帝”，而盯在溥仪手中文物珍宝、金钱古玩上。一个叫刘凤池的失业小军阀，曾向溥仪建议让其拿出一些古玩、玉器和金表之类交给他，他可以拿这些东西出去给溥仪联络一些军界人物，以便使他们共同“赞襄复辟大业”。这样的“香饵”溥仪怎能不吞，于是慷慨解囊，叫他一批一批地拿去那些最值钱的东西。后来刘凤池竟指名要这要那。有一次他说去活动张作霖的部下邹作化，竟公然提出：“小物品不能动其心也，应送其珍珠、好宝石或钻石，按万元左右贵重物予之，当有几十倍大利在也。”这些人从来没有拿出什么实际成绩给溥仪，只是无止境地伸手，既要东西又要钱，溥仪抱着少有的耐心，对他们寄予深深的希望。
东陵事件发生后，打破了溥仪依靠军阀政军实现复辟的幻想，从而加速溥仪靠外力图谋复辟的步伐。清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1928年，军阀孙殿英将乾隆和慈禧太后的陵寝盗掘一空。这件事给溥仪极大的刺激，认为这是一件和他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溥仪在张园摆上了香案祭席，供上了乾隆和慈禧的牌位，就像办丧事一样，每天举行三次祭奠，把整个张园都笼罩在悲哀凄惨的气氛之中。溥仪悲痛已极，冲着先祖的灵位发誓“祖茔被掘，此乃是我身为后世的奇耻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誓必报此大仇，以慰祖先在天之灵。”溥仪的心中确立了这样一种观念：军阀、政客实不可用，对他们完全丧失了信心，从以往的“依赖”和“利用”，转向于“敌视”和“抛弃”。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溥仪与各帝国主义国家驻天津领事、驻军司令官，开始了频繁的往来和巴结，加强“借助外力”、“还政于清”的卖国投敌道路。
在天津时期，溥仪十分信任郑孝胥，郑的思想、言行对溥仪有较大的影响。郑孝胥认为：复辟清王朝必须走“共管”的道路，也就是把帝国主义列强请到中国来，组成“共管中国委员会”，解决国内的政治纷争，共同掌握中国的政权。
在郑孝胥“共管”的思想影响下，溥仪起初也并没有把“图谋恢复”的希望单一地寄托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他曾一度将“借助外力”的幻想寄托于英帝国主义，和英国驻津历任司令官有过交往，彼此之间互相宴请，用溥仪的话来讲“交流情感、增进了解”，每年的“第一次欧战胜利纪念日”举行公祭无名战士纪念碑和阅兵式时，溥仪都应邀前往参加。英国王乔治五世的三皇子来中国时，还特意访问了溥仪，并表示“大英帝国把未来清王室的希望，寄托在陛下身上”。英王的“关怀”和“鼓励”，使溥仪受宠若惊，感恩之余，无所相报，溥仪亲自在他的照片上签名，请英皇子转交英王，以表他的谢意。
在与英帝国主义勾结的同时，他又与意大利驻津司令官取得联系，把闻名于世的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的“政治谋略和才能”奉若神明。意大利驻津司令官离任回国之际，溥仪抓住这一谄媚的机会，亲笔书写一块“举世无双”的匾额，请其转交给墨索里尼，以表他的崇敬之意。
由于溥仪和帝国主义列强的频繁接触，美、英、法、德、意等国的驻津司令官，经常往来于张园，举行盛大的酒会、宴会等。他们都异口同声地称溥仪为“皇帝”或“陛下”。溥仪正是想通过这种浸透着肮脏政治交易的社交活动，取得各帝国主义列强的扶植，重新登上皇帝的宝座。但是此时，西方各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已失去了独占中国的可能，他们为了保住仅有的在华利益，对于溥仪的境遇，只是在表面上给予“关心”和“同情”，实际上却是“敬而远之”。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称霸的野心，在加紧筹划军事侵略的同时，正在煞费苦心地寻找他们在中国实行殖民主义统治的代理人，他们早已把注意力集中在溥仪身上。从溥仪被赶出北京故宫，日本方面就表示出了异常的“热心”。到了天津之后，一方面给予溥仪以优厚的生活待遇，一方面又严密监视溥仪的一切活动。日本人精心设计了一个又一个场面，满足溥仪的复辟欲望。无论是日本的军人、外交官，还是政客，都对溥仪极其“关心”和“尊敬”。
溥仪参观日本侨民学校，日本小学生手持纸旗，夹道向溥仪欢呼万岁。军阀内战的战火烧到天津的边缘，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特意来到张园对溥仪讲：“请宣统帝放心，我们决不让中国兵进租界一步。”溥仪在海河边游逛，日本海军将校列队向他致敬。日本人导演的这一切收到了成效，使溥仪感到日本人是从心眼里对他表示尊敬。
溥仪认为日本是中国的邻邦，两国在民族心理和地理环境上十分接近。他特别羡慕日本“忠君亲上”的“天皇制”，认为这是日本成为亚洲的强国，拥有强大武装力量在制度上的根本保证。中国军阀混战的连绵不断，就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实行“帝制”。而日本正是复辟大清的第一“借用力量”，这样绝好的外援，不依靠它还能依靠谁呢？溥仪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选择，终于把“借助外力，恢复大业”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
潜出天津 卖国求荣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溥仪这时已迁到租界内协昌里的“静园”，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借助日本的武装力量，实现“恢复祖业”政治主张的时机已经到来。
日本方面此时在确定殖民统治代理人的心情更为迫切，已经确定了侵占东北后殖民统治的方式即“消灭现有东北政权，树立以宣统皇帝为盟主，接受日本支持的政权。”同年的9月30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请溥仪到他的司令部去谈一件重要的事情。溥仪兴冲冲地前去会见了日本关东军高参板垣征四郎的代表上角利一和遗老罗振玉。上角谈了事变后东北的局势，并向溥仪提出请其去往东北的意思。罗振玉拿出了熙洽给溥仪的信，信中劝溥仪速去东北主持大计，如其愿意前往东北，日本可派军舰来接，可保万无一失。尽管溥仪有即刻返回东北的强烈愿望，这又是他梦寐以求尚且求之不得的好事，他又怎能不愿意去干呢？但此事关系到溥仪的前途命运，溥仪表示容他回去考虑考虑再作决定。
1931年11月6日《天津益世报》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这样的消息：“土肥原威迫溥仪赴辽，鼓惑日侨与华人寻衅。土肥原秘密来津，匿居日租界常盘旅馆，记者昨日向各方调查，据可靠消息，土肥原确已来津数日，行踪诡秘，除少数日人外鲜有知者，闻其来津任务，系奉该国陆军省之命令，到津煽惑隐居津门之清废帝溥仪赴东北组织独立政府，并鼓动在津日侨与华人寻衅，造成不撤兵之藉口。已与溥仪晤面数次，……用尽种种强迫手段威吓，逼其前往有非去不可之事。”这篇报道基本属实。11月2日，土肥原确实前往“静园”与溥仪会面。土肥原为了实现溥仪前往东北的计划，施展出他的惯用伎俩，表现出异常的恭顺，他满口“皇帝陛下”，请溥仪先赴东北，将要在东北建立独立自主的帝国，可由溥仪主持一切，并保证说：“日本会尊重这个国家的领土主权，一切都可由你自主，如果有任何外来力量胆敢对于这个新国家进行干涉，或是使用武力时，日本一定要对此进行积极援助，而和它作共同防御。”溥仪认为土肥原是关东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完全相信了他所说的。
为了敦促溥仪按计划速离天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溥仪住宅发现炸弹，装于鲜果筐内，与复辟运动有关。”恐吓信、威胁的电话接踵而至。土肥原会见溥仪后，于11月8日晚亲自策划了“天津骚乱事件”。土肥原指使日本浪人和汉奸，在临近日本租界的中国管区制造事端，勾引中国驻津部队出动平息骚乱。借此时机，日本驻屯军也调动部队，占领了日本租界以外沿线，并全部实行戒严，土肥原向关东军司令部发电报告此事的目的：“天津暴乱实为溥仪出走的一幕。”
溥仪会见土肥原后，便悄悄地做好了潜行前的准备。11月10日下午，溥仪唤来亲信的随侍李国雄吩咐道：“我今晚要走，晚上不让开车的佟公勇进车房，让他在车房外等着，按照我想的办法，我藏在汽车的后箱里，到时你把车后箱盖盖上。”
夜幕刚刚降临，溥仪从楼上走下来，后面还跟着一个人，到了车房后，李国雄正准备扶溥仪上车，这位“皇上”却异常灵巧地自己跳上了车，钻进了车后箱里，紧跟着后面那个人也上来往里钻，李国雄这才看清，原来是另一名随侍祁继忠。两个人钻进狭小的汽车后箱内，大半个身子仍露在外面，溥仪见状十分着急，命令李国雄赶快盖好后箱盖，李国雄使出了全身力气，终于盖上了后箱盖。
李国雄关上后车箱盖后，马上让佟公勇进车房，把这辆“空车”开出去。这辆天蓝色的敞篷小汽车刚开出静园，早就等在那里的两辆黑色轿车便一前一后将装着溥仪的跑车夹在中间，直奔日本人经营的“敷岛料理店”，把司机佟公勇先轰到一边，打开后箱盖，这位昔日养尊处优已极的“皇帝陛下”面色铁青，非常狼狈地钻了出来。溥仪在痴心妄想了即将坐上的“皇帝宝座”，又对他此后的前途命运危惧不安的思绪中换上了早已为他准备好的日本军帽和军大衣，换日本军车到了约定的码头，同早已等在那里的郑孝胥等人一起，上了“比治山丸”号汽船，闯过了中国驻军哨卡，偷渡过海河，半夜时分抵达大沽港外，登上了早已停泊在那里的“淡路丸”号日本商船，溥仪离开了他的“寓居”七年的天津。
（选自《名流写真》/杜导正 廖盖隆 主编/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