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的航程是曲折的，险滩迭伏，浊浪横生，人生遭遇的幸与不幸，多属偶然，难以预测，真不是能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从一九五七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以后，发展到十年动乱时期，许多知识分子，包括不少高级干部，甚至延及工人和农民，都感到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整个国家也惶惶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然而，“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倘能坚定信心，咬住牙关，熬过重重折磨，经受种种考验，黑夜尽，曙光临，寒冬去，阳春来，又是一番光景，别有一种境界。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政通人和，迎来了祖国的大好春光。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知识分子政策在不断落实，被错划的右派得到改正，不少冤假错案得到平反，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已经或正在处理中，生者扬眉吐气，死者含笑九泉。大批湮没多年的“出土文物”，得以重见天日，重放光彩，各得其所，各尽所能，为祖国的现代化和统一事业贡献着力量。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和爱国民主人士，都又重新活跃起来，每当我从报刊上读到他们的言论，通过荧屏重睹他们的面容，备感亲切和欣慰，但又往往涌起一点怅惘，不禁心中默念：安平老师，您到哪里去了呢？
这几年来，我一直想写一篇纪念储安平老师的文章，但究竟是“忆念”还是“悼念”呢？老是捉摸不定。因为我至今尚未确知他的下落，也不能断定他是否尚在人间。六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秦城做翻译，曾向从上海来的几位“同窗”打听储先生的消息，有人悄悄告诉我说，可能他已经死了。以后多方探询，亦不能肯定。我想，象储先生那样的情况，即使在“反右”中得以幸存，在“文革”中也难逃的。不论储先生是怎样的结局，也不论对他应作怎样的评判，鉴于储先生在民主革命和建国初期所作的贡献，出于师生之谊，我都应聊借片纸，抒我微忧，以表怀念与追思。
二
我初次见到储先生，是在抗战胜利后的雾重庆。在此以前，听同学们谈到过他，似乎早期在“新月派”刊物上常写文章，青年时代编过报，甚得国民党报人程沧波赏识，其后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颇受“费边社”影响。一九四五年冬天，“双十协定”签订后，旧政协开过不久，许德珩先生率领十多位文化学术界名流来北碚讲演，在复旦大学举行了一次大型座谈会。记得老舍先生、潘梓年同志，我们学校的张志让、周谷城、洪深等教授，都在会上慷慨陈辞，呼吁履行协议，停止内战，反对独裁，实行民主。张定夫教授在讲话中还反复念诵孙中山先生的遗言：“和平、奋斗、救中国”。储先生也在会上作了简短讲话，内容大致相同，表明他的政治立场的进步倾向。
一九四六年夏天，复旦迁回上海，储先生来校任教，我选修了他主讲的《各国政府与政治》和《比较宪法》两门课，得亲聆教导，但从未交谈。这时，储先生主编的《观察》周刊已问世，他的主要精力也放在这个事业上。当时该刊的特约撰稿人名单颇为可观，包罗各方面头面人物，如胡适、梁漱溟、潘光旦、钱穆、傅斯年、费孝通、萧乾、杨刚、徐盈等等，记得都列名其中。显然，储先生办这个刊物的主旨及其言论的基调，都在于宣扬所谓“中间路线”，倡导走“第三条道路”，这在当时是颇为时髦的。同时，它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某些弊政，揭露国统区的种种腐败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民的呼声，很受读者欢迎。
我当时刚步进青春的门槛，正处于政治的歧途中，在思想上深受安平老师的影响。这时他兼任新闻系的《评论练习》课，得到他更多的教导，对我作文中提出的某些观点和论旨，常加批语，表示首肯。一九四七年冬，有一次储先生出《岁寒论政》一题，命我们写篇时评。记得我在文末写道：“岁云暮矣，风雪载途，同室操戈，生灵涂炭。呜呼！戡乱腥风阵阵，革命杀气腾腾；书生无用，空洒忧民之泪，志士有怀，谁张正义之旗？”把国共两党各打五十大板，俨然以不偏不倚的中立者自居，客观上显系为美帝国主义者所扶植的民主个人主义者鸣锣开道。储先生对此文大为赞赏，在班上传阅。至今回想，我却是深为汗颜的。
三
形势迫人，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每个人都要选择自己的道路。随着解放战争在各个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储先生和他所主编的刊物上的言论，也逐渐发生变化。当时我曾写过一篇《我对大公报的看法》的短文，其中批评该报的言论格调是“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议论止于含糊之地”，实质上就是指责所谓“小骂大帮忙”的报风。我寄给《观察》杂志，储先生把它发表了，这也表明他的思想路线和刊物的编辑方针正在逐渐改变中。在该刊上发表文章的作者，都是教授名流，我是一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竟厕身其中，可见储先生的胆识。
四十年代末，《观察》杂志在国统区的同类刊物中较为畅销。储先生惨淡经营，几乎付出他全部的精力和时间，从社务管理，编辑排版，直至印刷校对、发行和付稿酬之类，事无巨细，都亲自动手。全社工作人员仅数人，他唯一的助手因事离去了，曾公开征聘一名助理编辑，我应征被录用，半工半读，得在安平老师直接指导下，从事编辑工作近半年，也是对所学专业的一次实习，所获教益是很多的。
在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经在望的形势推动下，储先生政治态度的转变趋向也日益明朗了。当上海和全国各地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时，那一期的《观察》已发稿，储先生决定抽下几篇文章，腾出卷前的几个版面，他自己动手写了两篇专论，表示对这个运动的热情支持。记得其中第一篇的题目是《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那态度是较鲜明的。储先生还要我以“读者投书”的名义，写了两封短信，刊在封二上，指责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的倒行逆施。当时《观察》杂志的进步倾向较显著，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我在复旦毕业后，一九四八年夏到上海《大公报》工作，有时还到《观察》杂志社去探望安平老师。虽然据说他当时家庭生活很不顺畅，一个人住在八仙桥青年会宿舍，但在事业上则很有进展，计划办报纸，出丛书，颇有一番抱负。在全国解放的前夕，《观察》上最受欢迎的文字，是来自各地的军事通讯，真实报道南北战场上“国军”不断败退而“共军”迭告胜利的消息，以及揭露南京国民党政府众叛亲离和各级地方政权土崩瓦解的种种内幕；在言论上，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反对“戡乱”战争，渴望实现和平民主的要求，对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贪污遍地，民不聊生种种现象，都有所抨击，这就使反动当局深为忌恨，刊物终被查封。储先生主编《观察》在这段时期对人民所作的贡献，是不应抹煞的。
四
人民是没有忘记作过贡献的爱国之士的。一九四九年九月，储先生作为新闻界代表之一，被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我在北京去看了他，谈及《观察》复刊问题，记得我婉言说到，这类刊物已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恐怕要寻求新的起点，我建议储先生仍回上海任教。他当时很忙，匆匆未及多谈。其后不久，由范长江同志主持的新华通讯社新闻训练班举行开学典礼，储先生和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等报界前辈都参加了，并在会上讲话。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安平老师了。“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在历史的云雾和时代的风雨中，都蹭蹬于各自的征途。
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乍暖还寒，阴晴不定；终于迎来那个“不平常的春天”，始则鼓励“鸣放”，要求各界人士“帮助党整风”。这时听说储先生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还发表了他的“办报方针”，依稀又是当年主编《观察》的气派。好景不常，不久，“工人说话了”；接着，“阳谋”抛出批判文汇报的“资产阶级倾向”，掀开了“反右派斗争”的序幕。储先生是在报上最初被点名的民主党派中“头面人物”之一，以他在某个鸣放座谈会上提出所谓“党天下”的“反党谬论”，而成为全国驰名群起攻之的“大右派”。在当时那样的潮流中，这也并非意外事。
记得我在报上看到储先生在一个批判会上所作的一点自我检讨，当然是过不了“关”的，接着又有人揭发他同陆侃夫教授结成甚么“反党联盟”的事情，问题越扯越大，不过当时这类大大小小的所谓“联盟”揪出不少，也就见多不怪了。何况，“名师出高徒”，不久我自己也被揪出来了，“大右派”教出“小右派”来，原来顺理成章的，在机关批判会上，有人就揭示出这样“颠扑不破的真理”。此后，储先生似已销声匿迹，不知他的下落了。
现在看来，储先生当时发表“党天下”之类的言论，也是合乎他的思想发展的逻辑的。费边社会主义原是英国费边社倡导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著名剧作家萧伯纳就是其中的主要成员。他们以善用缓进待机的古罗马统帅费边之名为社名，可以想见这种思潮的特点。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致力于研究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广泛传播改良主义思想。我觉得储先生四十年代言论的基调，就有这类思想的烙印。记得他在《观察》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谈到：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还是个多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统治下，自由就是个有无的问题。建国之初，储先生没有来得及从根本上扭转这类观点，有所表露，可以理解，也不必讳言的。
显然，这毕竟是属于思想范畴的问题，即使按照当时的政策，也是应当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此后的事态是怎样发展的，安平老师究竟怎样结束他的悲剧，我就不大清楚了。这使我想起唐人许浑《咸阳城东楼》诗的末句：“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历史如大江东去，人间在不断经受淘洗，风雨过，阴霾扫，故国又是一派大好春光。现在，党的政策是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特别要求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我想，这条原则当然也适用于储先生的。如果他真已作古，作为及门弟子，我祝愿他的灵魂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