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殒情殇香如故】 身物虽殒精魂不散

  一、《收获》:“70后”与“80后”青年作家齐集一堂      这一期《收获》(2010年第6期)上的小说作者,大致为出生于75后与85后的近年来开始崭露头角的文坛新锐。以此为观察对象,或许能揣摩到当下年轻小说作家的基本风格和审美趣味及其表达诉求。
  
  1.唐馨的异质叙事:《在你全部的背后》
  在唐磬近似波西米亚式的全部生活背后,大概就是想象了。或许想象需依靠才华的泉水滋养:诗性的语词,悄吟吁唤中,亦孳生出不可遏制的锋刃之草。唐磬,令人感觉到汉语言的威力。耳目一新的语词冲击波刷洗着视觉衰老而颓坍的堤岸。震惊之余。也难免令你油然生出些许凛然的敬意,
  这是小说。因为唐磬在说,说就是一切。诗歌的抒发和小说的叙说,相互杂糅,让唐磬的说,有一种不说即枯哑的苦闷意识,
  当然,对色彩意象词的敏感以及蛇这一传统原型的激活,已然表明叙事文本中女性体验的敏感与神秘。同时,唐磬对排比句的繁复叠加。又特意彰显出她急于表达以至于进入忘我之境的那份醉意,
  最终,非常不讲究的语段残骸如同拿着刀子在树皮上胡乱划过似的,形成了唐磬特有的碎语式文体。这也是小说因说而拼接出来的多棱镜形式。在这枚多棱镜里,你会看到唐磬所遭遇的情感故事及其对二人世界的独到发现。这种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无数的细节和有限的场景构成。但唐磬的表述意图不在于构成对猎奇目光的色欲勾引和对越轨笔致的百般演练,而是旋转缠绕的多声部对话。
  
  2.余西的神秘意象:《消失的壁橱》
  余西小说的叙述语句大都是长句。这种长句的好处在于将叙事时序拉长,同时也便于营造文本的灵秘氛围,进而凸显出空间的重要性来。契合个性风格的文雅书面语、虔敬的汉语叙事伦理态度,至少表明,余西的每一次出手,都是贴着自己的语感在进行平滑的超低空飞翔。你能感觉到一种纾缓优雅的诗性语言因叙述人的有机调控,似乎被穿着带钉的鞋子,不断地擦出一些火花――甚至语言的肉体,因此会感觉到疼,感觉到抽搐、呻吟、幽泣,以至于俯仰伸缩之间,竟能产生出逶迤的逃逸动感和波浪曲线,
  《消失的壁橱》以讲述同代人的情感故事为主框架。讲述者以第一人称视角构建了“我”和芳芳对话交流的文本叙述表层。表层的故事下的潜层故事则由芳芳讲述她和木子的情爱关系为主。最终小说可以用一句话来定位――考研族的爱别离。
  芳芳的讲述应是整个爱情故事的主体。它主要由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构成,二者的交叉跑动,不仅呈现出了芳芳与木子这一对考研情人的临时性关系,还暴露出木子的病态状况――失忆症。也正是木子的失忆症,以核心故事层的形式。构建了小说的意义世界。
  在一定程度上,小说终究是对作者智商的检验。好小说的作者智商、情商都不会太差。余西在这个小说中,特意将叙述的线头断掉,亦即是叙述人的有意退隐。这种有意退隐主要体现在“我”跟芳芳时断时续的交往时间段落跨度比较长,且不紧凑:同时,随着芳芳的讲述,“我”的叙述声音逐渐后撤,最终反倒像是全知叙述人在讲述木子和芳芳的情感变故。当然这种隐退,其实只不过表明叙述者在自觉地有意地向读者靠拢,以至于化成了倾听者而已。
  从此看,小说中神秘的壁橱意象,到底象征着什么。反倒并不重要了。重要的在于小说写作者,在套盒式的故事结构中,其实已经设置了虚拟的层层壁橱。打开一个,进入下一个,曲径通幽处,其实也迷宫重重。当然你也可以将小说看作是精神分析学家的病历报告,发生在主人公(病人)无意识领域的梦魇,始终不会全部浮现出来,因为无意识是他者的语言(拉康语)。
  3.娜或、周嘉宁、张惠雯和孔亚雷的恍惚美学
  在《广场》这篇小说中,娜或践行了其所擅长的切割时空的手法,通过隐/显、开/阖视角的方式对发生1204这个房间中越轨故事的超时空越界,从而寻绎夫妻情感错位的心理变动。恍惚感之一在于谢文婷是否与陌生男人发生过关系并用以完成对丈夫同一行为的报复?娜或并没有刻意追求真相,反倒以不确定的叙事留下了耐人寻味的话语空缺。这一空缺既表明娜或对小说可能性的大胆探讨,其实也是对情感真空地带所产生的弹性想象,更是对小说阅读智性的某种挑战。
  周嘉宁《幻觉》的内容正如题目一样,遍布着青春小说常有的玄幻感。叙述主人公离家出走,然后到陌生的地方跟相对而言依然很陌生却又失去性功能的职场男孩同居。陌生的并不在于幻觉而在于人与人之间不可缝合的距离感,它永远有一块不可逾越的真空裂隙。欲求穿越,何其难也!
  张惠雯《蓝色时代》,涂抹着近乎从毕加索的绘画历程中截取的光色效应。当然,这也意味着小说叙事中包含着一个成长主题。小男孩观察母亲闺蜜的视角,既渗透着恋母情结的变异,又带有青春期因欲望萌芽而跃跃欲试的好奇与惊悸。最终他之被拒绝,在另一意义上看未尝不是某种获得。拒绝的仅仅是越轨的肉体交欢,得到的却是对男孩对一个成熟女人的多面而深邃的爱和认同与对他人生命体的虔敬和体悟。也正是这份爱,才成为涉渡之舟。承载着男孩完成了成年礼仪式的灵肉完好塑形。
  在《如果我在即将坠机的航班上睡着了》中,孔亚雷采用了一个空姐的第一人称视角,来表达当代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危机。主人公不仅疏离于父母家庭,对组建婚姻也毫无兴趣,混同一个多余人。当然最重要的根源在于她在幼年时期所形成的那份超级预感力,也让她不自觉地对现实进行超越、出脱并对未来充满了恐惧和惶惑。也正是这份恐惧和惶惑所形成的无意义感和挫败感,才使得她步入了自毁的虚无境地。
  
  4.寻求认同的差异表达
  “85后生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小说的表述绝然与大众传播传媒不同。路内在《阿弟,你慢慢跑》中,即变形为姐姐视角来讲述其“85后”弟弟成长如蜕中的诸般遭际。掺杂怀疑、嘲解和温情、柔婉的叙述基调,也娓娓动人。被以各种污名化修辞建构出来的“85后”,跌跌撞撞地攀爬“在路上”,并从应试、恋爱等失败事故中不断磨砺、教育自己。吃一堑长一智,独立意识和自尊意识皆强大起来后,钢铁也因而炼成,最终获得了认同。
  笛安《光辉岁月》讲述了银行柜面职员谷祺,认识了以Beyond乐队歌曲《光辉岁月》为手机铃声的客户陈浩南。建立在共有记忆的基础上,彼此也产生了好感与认同。谷祺开始跟陈浩南回忆并讲述起自己做BP机呼台183号寻呼小姐的斑斓时光。然而陈浩南离开小城后发给谷祺的一个暧昧短信,也令谷祺受到了丈夫因误解而产生的暴力加身。出现不和谐音符的婚姻生活,何去何从,也扑朔迷离。
  葛亮的《泥人尹》饱蘸散发古旧气味的少年记忆。温情脉脉,老气横秋,似乎表明香港移民中新生代作家开始对历史记忆和传统文化产生了缱绻兴趣和自我认同。这是一篇令人耳目一新却又感觉耳熟能详的文化小说。物是人非事事休。由之带来的文化毁灭,尤令人感觉到现代人的认同坐标,正在发生着不动声色的破碎、位移和断裂。   徐则臣的小说中始终存在着一个“路”的隐喻。当然他在《小城市》里,将“行路难”这一隐喻性标识,又置换进了“北京”/小城市/家园三者组成的“流动的共同体”中,并通过对不同主体类型的多向度“想象”与迷思的折射,从而流露出徐则臣“现代感”极浓烈的困惑及其对当代人不知何处是我家园、一任无根漂萍的命运之焦虑。
  
  二、透过历史与记忆烟云的晴朗
  
  1.王松:触摸历史暗褶的说部
  王松是今年我比较关注的名字,当然他出道也很久了。但从其创作势头来看,饶是生猛异常,佳作频频迭起。王松的思维跟寻常文人不一样,在于他的确把文学的形式创新,看成写作之首选。小说也成了作家智力的一个印证,同时也是建构意义、探秘历史的一个灵性空间。
  王松的确喜欢历史,这个历史常藉由对一九三十年代红色苏区革命根据地之普通军民个体的命运遭际之想象而生成。小说《矿徒》(《江南》2010年第6期)的“花瓣体”结构,经由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的讲述后,每个囚鸟般矿工的生活习性及其命运,皆有了平等展示并齐聚于一所敌我觊觎、争夺的钨矿中来。最后人与矿一并玉石俱焚。既出乎意料,也合乎逻辑。
  《叛徒》(《当代》2010年第6期)的叙述语词基本由几个“据说”构成。第一层为作者“据叙述人说”。作者和叙述人之间有一个说与听的距离。当然还有一个隐含的接受层――读者“据作者说”。这一层面属于平级。第二层为叙述人“据李祥生说”。第三层为李祥生“据判决书说“周云是叛徒”。其中又存在着“据周云说”,“周云不是叛徒”。而“周云是叛徒”,则来自于“据赖春常(顺昌)说”和“据韩福茂说”的话语合谋。归根结底“周云不是叛徒”,又和“据田营长?(军长)说”有关。因为赖春常和田军长两个“据说”效果不等价,缘故在于赖顺昌的级别与田营长的级别从来不等价,遑论田军长了。不等价在于话语权的级别不同。话语权的博弈。规约着周云是否是叛徒的历史审判。
  王松的历史观在于从正史中遗落、省略、空白的词语裂隙中,发掘那些不为人知的民间记忆和普通人的命运故事。
  
  2.邱华栋遥想“西游记”
  邱华栋以想象来重述历史,使得《长生》这部中篇小说充满了歧义的主题元素,
  首先,邱华栋善于进行自我变形,以另一个“我”跟随丘处机西行为成吉思汗讲道为行踪,从而完成超时空的灵魂出窍和神游万里的文中实践。其次。“我”伴随丘处机师徒一行数人,与《西游记》唐僧悟空师徒们的取经故事。构成了互文。事关《西游记》的真实作者是否为丘处机。暂且不论;但这一出个人性的“西行漫记”,至少表明邱华栋对历史的想象与吴承恩对历史的想象。皆合乎文学的虚构本质。
  邱华栋复原历史、重述西游的最大意图,在于回答一个小说历史所要解决的可能性问题:人是否能够长生?纸面答案自然否定――人,不能长生。丘处机和成吉思汗这样的神人和伟人。都无法长生,吾等凡人、俗人和庸人焉有可能?
  但从另外的向度上思考,答案又是肯定的:一个出家寻道和修道的人、一个亲历历史情境的人、一个历史事件的记录者、一个想象历史的小说家……这些不同的主体身上,实质都寄生着“我”的遗传基因。邱华栋未尝不是“我”的一个投影,一个单子,一个密码,反之。“我”岂不是邱华栋自我的另一侧面呢?
  一个活到现在的人,本身即为积淀着历史与记忆的集体无意识之一部分,一个繁衍至今、绵延不绝的遗传之谜。我们每一个人。之所以活到今天,实质缩影了历经坎坷、费尽周折的历史密码。在物种流传的链条上,祖先种族的某一环节稍稍不慎,即有可能断裂、终止、绝灭。无穷尽的驰骋杀戮和高死亡率。让历史成为浓墨书写、重彩彰显战争之王和胜利之师的必然华美篇章,岂不知更大多数的沉默者只能以累累白骨的偶然方式,被风尘湮没,被土地吞噬。被草木吃掉,也被生命遗忘。
  长生不老的药物。本无:但寻求长生不死的帝王暴君。恰不会逆反思维,即如何秉持一个基本的保生理念――杀戳无数、争权夺利、纵欲无度,易于不得善终、未果而终;厚生爱民,道德体恤。生命机杼自然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一句话:生生自长生。
  
  3.童眸绽放出的地方性知识
  郭文斌《冬至》(《北京文学》2010年第ll期)用的是稚拙充灵的儿童视角和散发泥土味的简洁汉语,传呈出来的却是民俗文化、节礼仪式、家园伦理,一种逐渐泯灭并被齐整一体的现代性力量所取代削平涤荡的传统记忆,
  郭文斌返璞归真,固守小说的散体艺术,孜孜不倦地垦殖那一个小村庄、小院落、小家口,抱朴见素也道法自然并返归童真。
  《冬至》看似简简单单、疏疏旷旷的宋元北派山水画式的叙事笔法,其真髓玄机则深藏不露、浑然一体。其中的祭文、儿歌、民谣、教育文本和咒语,比比皆是,可谓民族文化记忆的形象大全。诗文一体,雅俗共赏:图文并茂,声色俱全,大致此为《冬至》给我留下的印象。境界和格调,余音绕梁且余味无穷。
  
  4,贾平凹的文革味觉:古炉(上)
  这是一部迎向灵光未逝时代的为当代文学复魅的杰作。《古炉》既彰显出贾平凹日常生活诗意化的叙事功力,日趋笔致老道、趣味稚拙、境界高拔,又将中国传统文化质素和汉语小说本有特色糅合、激活、再造。新世纪后十年“文革记忆”的话语范式。定将重辟蹊径、别开生面,曲径更能通幽。
  狗尿苔这个孩子,不仅集约了贾平凹既往长篇小说中的极佳艺术元素。同时他也缩影着未断裂的乡村文化共同体内的孩子群像。狗尿苔本名叫平安,是《古炉》中一个无父无母的跟着蚕婆一起生活的老长不大的孩子,有“四类分子”血统。狗尿苔跟阿Q一样,最忌恨别人拿他身高和出身来说事。他不上学。每天从早到晚,窜来窜去,专往人多热闹地方钻。你叫他干什么他也不犟嘴,手脚利索。因随身带着火绳,有人要吃烟、生火时,他又成了及时雨。狗尿苔交好的朋友,一个是小伙伴牛铃,二人算得上总角之交,如同传统评书中孟良焦赞、张保王横、王朝马汉或《水浒传》等名著中的双胞胎兄弟之化身:另一个是忘年交。亦即是村里的混世魔王――霸槽。
  狗尿苔这样的孩子,乡村里遍地是。他们不喜读书,成天跟在大人屁股后面凑热闹、瞎忙活。生产队工分高的活计,没他们的份儿;偶尔像尾巴一样跟在壮年男子后面帮个小忙、讨个小彩、赚点甜头。更多的时候他们跟老人妇女们一起干轻生活,挣点小工分也不够填肚子的。
  黑白两色的煤油灯时代,狗尿苔靠走村串户、上树跳井、听故事、掺和事、模仿学习,获得了许多从书本得不到的知识。可以说原始公有制和生产队集体生活,乃天生适合他们的大课堂。他们也是集体狂欢时代的游牧体。
  狗尿苔生活的年代,比莫言、张炜笔下的黑孩(《透明的红萝卜》)和瓜魔(《一潭清水》)更早,且以“文革”先后为界标。在狗尿苔的视界里,一切动物植物都会说话,世界全然一个万物有灵的圆整天地。在人类学意义上,儿童世界先天地属于原逻辑思维。万物有灵的世 界,是儿童触角伸出去并形成探秘行径的第一关,只有如此,才能长大成人。
  小说的“冬部”中狗尿苔的味觉功能比比皆是,为什么到“春夏”两部就少了呢?是贾平凹忽略了这一点以至于尾大不掉呢?还是有意为之?我个人认为,第一,冬天万物凋零。水寒山瘦,此时人鼻子能裸露出来,跟身体之间的脉动保持协调一致。肠胃易饿。嗅觉灵敏。任何风吹草动、鸡飞蛋打的触媒、刺激,都会直接被鼻子接收到。而春夏秋时节,万物萌发、葳蕤和斑斓,鼻子中涌入的讯息太多,以至于难以分辨。第二,小说越往后,村庄与外界的联系越频繁,其内部的人事变动越剧烈,矛盾冲突越多,热闹事儿越多,狗尿苔的鼻子自然赶不上令人目不暇接的好戏连台。此时眼睛和耳朵反倒遮蔽并取代了鼻子功能。
  这也意味着“冬天”的节律比较和缓,其时空体秩序比较固定,人和世界、自我与他者等关系皆保持着彼此相安无事、平等民主、自洽自得的亲和关系。一旦“革命的现代性”进入村庄,革命伦理、阶级伦理、政治伦理等。通过视觉和听觉等强势“内卷”手段,将主导意识形态“输送”给以血缘宗族伦理和民间伦理为基础的弱势意识形态――味觉世界,也真正地产生“现代性”意义上的时空分离。味觉的衰退。当然与油瓶等日常性物比如瓷器的破碎相关。而古炉村这个生产瓷器的村庄,也是乡村中国(China瓷器)的象喻。贾平凹的废墟意识,也因此让小说蕴含着令人瞠目结舌的震惊感,
  仅《古炉》半部分即形成了绵延不绝的两个读后印象。它来自于古炉村的平面图式。仿佛曹雪芹的大观园、巴金的憩园一样。鲜活具体。棱角分明。当代小说家建构的纸上村庄,还没有一个人能超出贾平凹超级写实的布局能力。至少他画出了你生活与记忆中的故乡。你顺着狗尿苔里里外外、或隐或现的行进路径走,移步换景之中。总能感觉小说的叙事速度,也保持着高低起伏、错落有致、深入浅出、抑扬顿挫、回环曲折、纾缓张弛的诸节奏。从此看。《古炉》不啻为一部微观文革日常生活的风物史。其次,《古炉》文本光色的明暗度和光影的皱褶感。就印在你的脑子里。如同徜徉于《清明上河图》。
  
  三、关系视镜中的事相聚变
  
  关系大致包含血缘亲情、友情、爱情、乡情等同构性情感及其它诸如警匪、敌我、贫富、上下层级差序等变构性要素。基于关系主义的叙述视镜,也因此形成了“去宏大”背景的“小叙事”空间,从中能勘探出普通人的命运变轨。
  梅驿《祁美玉的忧伤》(《北京文学》2010年第11期)讲述的是一个女性家族的“祸水”母题。生活无常,令人唏嘘;造化弄人,出人意料。
  张忌在《海云》(《江南》2010年第6期)中采用了痴愚视角,这一点如同苏童的《舒家兄弟》。处于“多余人”身份中的小海云窥视到了父亲的越轨行径、经受着母亲的暴力施加和姐姐反复无常的各种欺压,而派出所人对狗的血腥杀戮更令其触目惊心。成人世界形成的软硬暴力语法有意无意对儿童心灵造成了戕害;刻写下的阴影轨迹,具体谁来擦净、抹掉,也就成了一个教育学意义上创伤与治疗的重要课题。
  薛荣《回家》(同上)从“我”姐姐往家领男朋友及其母亲和弟弟“我”的不同反应态度出发,讲述了一出“归去来”的反讽剧。最终弟弟通过顽童式的虚构一件父亲杀人的事件,竟然将姐姐的情感骗子男友吓跑。父身虽杳然,父法尊严仍有效,且能化魂显灵;弟弟对姐姐的佑护,以“棒打鸳鸯”的变相形式,未尝不缩影着一种姐弟恋的血缘情结。
  张弛《口供》(同上)则通过刑警大队长石韬追查一件水暖工偷窃案着眼,撩开了权力关系网络中的阴暗层面和底层人生活的斑斓状貌。水暖工的狡黠、其妻子的泼辣及其俩女儿眼睛中的仇视意味。让刑警队长在公与私、官与法、情与理之间产生了对峙性焦虑。最终石韬办案虽然采用了众所周知的非常规路数,与其是出自破案的激情和职责,毋宁说水暖工李富泉的游移倔强态度及石韬周遭错综复杂的同事关系,逼迫石韬出此下策。但有一点需要注意,李富泉及其家人采取的各种“底层政治”的反抗策略,作为“弱者的武器”之一,始终会成为石韬们记忆中刻骨铭心的创痕。
  鬼金《追随天梯的旅程》(《上海文学》2010年第11期1算得上新工人阶级关系状况的叙事文本。它着重讲述了一个轧钢厂的天车工朱河在私人领域与工厂生活两个向度中的情感遭遇。其中老工人师傅的突然死亡,点燃了一直淤积在朱河心中万般愤懑的导火索,导致他单枪匹马地与厂长搏斗,当然失败也在所难免。最终还是情感问题的缠绕、触发,导致了朱河从天车上失足掉下伤残之悲剧的发生。朱河作为鬼金小说中频繁出场的叙事面具和自我替身,他在厂里厂外的诸多离奇遭际,始终隐含着才华横溢的小说家鬼金在文学与时代、写作与劳作、想象与生活、梦幻与现实、游荡与固定之间纠缠搏击、繁复质询、旋绕反思的自我变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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