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上午8点，广东省肇庆市四会监狱，三辆汽车早早停到大门前。不一会儿，一个身材略胖、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的中年男人从高墙内走了出来。顾雏军，这位曾名噪一时的格林柯尔系创始人、原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在度过了七年牢狱生活后，提前获释。
牢狱印记
这一天，只有少数知道消息的人前来迎接顾雏军出狱，其中包括部分格林柯尔旧部、科龙旧部，还有当年他为科龙培养的一批“后备军”，顾雏军称他们为科龙MBA。
出生于1959年的顾雏军年龄并不大，甚至正值企业家的黄金期，如今却是老态龙钟，头发花白，疾病缠身。七年前，人们称他“老顾”；现在，很多人称他“顾老”。
三辆车并未在肇庆停留，而是一溜烟疾驰而去，直奔广州白云机场。顾雏军急着第一时间赶回北京，甚至没有时间与前来迎接的故旧们深聊。他有一个压抑已久的“大计划”。
一周以后的9月14日，顾雏军谋划已久的以举报和喊冤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上演。面对上百家媒体，他头戴纸糊的上写“草民完全无罪”的高帽，慷慨激昂地否认了让他获罪的所有罪名，并实名举报四名政府官员恶意陷害，“我从进监狱的时候就在等待这一天，我碰上了中国最邪恶的四个人。”顾雏军告诉记者，他出来第一件事就是要给自己平反，就是要把真相告诉所有人。
时过境迁，当年科龙案的真相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很多已经面目模糊、真伪难辨。然而，相比张海、郑俊怀、黄宏生等曾经有牢狱经历的企业家，顾雏军无疑是出狱最高调的一位。
作为“国退民进”时代的符号性人物，顾雏军自2001年入主科龙，四年后彻底陷入败局，他戏剧般的人生曾伴随着“青年科学狂人”、“资本大鳄”、“来路不明的收购者”、“濒危国企的拯救者”、“骗子”等各种模糊不清、相互矛盾的形象，并最终因虚假注册、挪用资金被判刑十年。
2003年，顾雏军凭借格林柯尔系的长袖善舞第一次登上胡润百富榜，身价10亿元，高峰时他掌控科龙电器、美菱电器、亚星客车、ST襄轴等四家上市公司，市值超百亿。
现在，草民顾雏军几乎一文不名，只有满腔愤怒，其在北京、深圳的个人财产多年前已被拍卖，日常生活只能靠朋友接济，身上还有许多债务尚未清偿。
命运的大起大落和七年的牢狱生活在顾雏军身上留下了深刻印记，头发白了一大半，人瘦了一大圈，他左眼眨眼的频率偏快，左嘴角略向下倾斜，这是2008年终审判决前，他在南海看守所一次偶然中风后留下的后遗症。
不过，顾雏军还是试图重新找回七年前的“绅士”感觉。9月15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他身穿崭新的青蓝色衬衫，藏青色西裤上夹上背带。这曾是他的标志性穿着，极尽展现海归知识分子的风度翩翩。庞大的格林柯尔系轰然倒塌后，如今陪同顾雏军的除了弟弟顾绍军外，还有当年的“左膀右臂”、原格林柯尔董事会副主席、CEO胡晓辉。
“这七年我没有故事。”顾雏军对记者说，在监狱里，今天和明天是一样的。即使现在，对高调出狱的顾雏军来说，未来仍然是个未知数。
愤怒难消
2005年起，被拘押的顾雏军先后辗转顺德看守所、南海看守所，2009年正式宣判后他被投入了肇庆四会监狱。
这一段特殊生涯被顾雏军用“山中恶魔的陷害”来形容。他告诉记者，初入看守所，他愤怒过、抗争过，甚至对狱警咆哮：“凭什么抓我？”但无人理会。
在四会监狱，顾雏军“居住”的是15监区2监室。根据顾的描述，与他住在同一监仓的，有17个杀人犯。他几乎每天都要挨骂。在那里，社会上再显赫的身份也变得没有意义，唯有身上别着的名牌，才能证明这是一位曾经叱咤资本市场和家电业的争议人物。
《肖申克的救赎》里典狱长史特马曾对安迪说：“也许你在外面是银行家，但那早已成为过去，你最好认清监狱中的现实。”顾雏军也曾不厌其烦地向老狱警们讲述自己曾经的光辉历史和“冤情”，但对方的淡漠和狱友的谩骂，让他逐渐认识到，自己早已不再是那个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明星企业家。
“坐牢的人跟外面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犯人们看来这里面的人都是一样的，你在外面怎么样他也不会尊重你，该骂你就骂你，而且你不能惹他。”顾雏军向记者描述监狱感受时说。
顾雏军慢慢学会了置若罔闻。他说，现在被别的犯人骂了自己也会笑嘻嘻就过去了，因为没法跟他们交往。顾总结出的生存经验是“你不能理他，你不理他他骂骂就算了，你一理他他就会骂你”。
曾经狂妄倔强的顾雏军居然在监狱里学会了一定程度的豁达。过去纵横商界的时候，面对质疑他总喜欢冲上去理论，最著名的莫过那场关于国退民进的“郎顾之争”。
顾雏军甚至想过，如果当年“郎顾之争”，自己没有回应，可能后来就不会成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讨论中的“全民公敌”。他最后悔的就是当初没能像李东生和张瑞敏那样淡定。“一点意思都没有，郎咸平是个明星，什么能吸引眼球他就说什么。”顾雏军说。
进监狱一年后，顾雏军身上佩戴的白色名牌变更为黄色，前者为“考察级”，后者为“普管级”。差别在于，不管账上有多少钱，考察级都只能买300块钱的东西，而普管级则可以买到500块。
早在2008年，顾雏军的个人财产，包括房子、股票以及个人账户均被佛山中级人民法院拍卖清偿债务，这给了他很大打击。
顾雏军每天花不完的只剩下时间。每天早晨5点45分，顾雏军准时起床，先和众狱友到监仓外的小操场上走三圈。这操场很小，走三圈下来可能还到不了一公里。然后吃早饭。
吃完早饭再走20圈。由于血压常高达220、240，顾雏军被安排在专门羁押老弱病残犯人的2号监室。每天当1号监室的囚犯们去一公里以外的工厂“上班”时，他则和2号监室的狱友们去教室“上课”，先念半小时政府的文件，然后可以自己读书。上午两个小时，下午一个小时。晚上6点钟开饭，7点钟看《新闻联播》，雷打不动。
七年间，顾雏军最怕的就是和外部世界脱节，“我怕即便给我平反了，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七年变化这么大。”在狱中，读书看报成为顾雏军每天的主要“工作”。他订阅了两份主流财经报纸，偶尔也会看看科龙的股价，当作一种怀旧。 监狱里每年一度的书展，一直被顾雏军视为最隆重的节日。虽然每个人只能待40分钟，时间只够看看封皮，书目也不全，大部分都是武打小说，还有“鬼吹灯”之类，但偶尔他也能淘到一些历史书，比如《明朝那些事儿》。不过这些都满足不了顾雏军的需求，他让家人送进去过一套《资治通鉴》。几年间，顾雏军在狱中读过的书超过500本。
对于监狱里的一切，顾雏军说自己并不怨恨。在他看来，至少没有人打他，虽然过得不好，但这应该算在贪官污吏头上。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顾雏军心中没有了愤怒，甚至这种愤怒随着时间的流逝与日俱增。“坐牢以后就是愤怒，现在还是愤怒，愤怒了就开始看书，再看书、再愤怒，我这七年就这么个简单的逻辑。”顾雏军说，自己还远未到盖棺论定的时候。要把这一页彻底翻过去，首先要做的就是为自己平反。
“新身份”
早在两年前，顾雏军的家人就在为其出狱做努力。2010年，由于身体状况欠佳，家人帮顾雏军申请保外就医，年近八十的老父亲在过年仅有的3分钟亲情电话中劝顾雏军认罪，“父亲说你要为你的儿子想，你的儿子快要上高中，然后要上大学，上大学的家庭都像一场战斗似的，我们没有能力去帮你儿子完成。”顾雏军还是没有妥协。
2011年，肇庆四会监狱以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为由，为顾雏军呈报保外就医。不过，肇庆市检察院派驻四会监狱检察室审查认为，顾雏军的疾病尚在可控范围，且所犯罪行社会影响很大，而实际服刑时间太短，不符合保外就医的法定条件。
2012年4月，顾雏军申请减刑，没有通过。两个月后，顾雏军再次申请减刑，终于成功了。
20年前，顾雏军披着科学家的光环而来，号称制冷行业的国际权威，发明了全球最先进的格林柯尔无氟制冷剂，一番翻云覆雨后造就了格林柯尔系。那时候，他的身上充满着太多的谜，许多至今未解。
七年牢狱之灾后，个性张扬的顾雏军显然希望抹掉身上的污点，没有负担地踏上一段新路程。这次的起点仍然是科学，“我跟七年前的时候没有任何差别，我就是个科学家。”顾雏军告诉本刊他的这个“新身份”。
召开新闻发布会的第二天，顾雏军在微博里发布了监狱期间的物理学研究论文——关于时空量子化的一个数学证明。他说，这篇物理学论文写出来之后自己兴奋了很多天，到现在还在兴奋状态，这篇论文非常不容易，意味着自己重新具备了科研能力，而且是更高层次、更高难度上的科研。“凭这篇论文，我去美国申请个教授当，还是没有问题的。”顾雏军告诉记者。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88年，年轻的顾雏军在英美合办的权威杂志《能源》上发表了论文《一个新型热力循环的研究》，宣称突破了传统的卡诺循环理论。但这个理论自始至终受到学术界的抵制，认为他是在“哗众取宠、糊弄外行”。但顾雏军对此研究一直坚持，直到现在仍然坚信顾氏循环“很伟大，200年以后全世界发电50%都是用顾氏循环理论”。
在他看来，科学是很有意思的东西，是个探索过程，有很多引人入胜的东西，以前是自己热爱科学，现在是科学救了自己，要不是能看到数学与物理书籍，自己可能已经死在监狱里了。他称自己在监狱里学了50多门数学。
顾雏军说，监狱里自己经常被骂，一骂血压就升高到200多，只有看书才能重新平静下来，才能把血压降下来。“如果我将来在物理学界有点成就的话，我想全世界人民都会后悔，为什么我中间那段时间会去经商。”顾雏军对记者说，经商对物理学而言一钱不值。
尽管准备开始一段新生活，但顾雏军仍拒绝为以往反思。他说，除了与郎咸平的无谓辩论，自己只有一件事后悔，就是不应该回国，尽管自己是因为爱国才回来的。
也许，顾雏军还有另外一个反思，即关于民营企业家的风度。借助两个月前署名为“吴风度”的一篇网文，顾雏军委婉表达了民营企业家不应该有风度的看法。至今，顾雏军对于南海看守所期间在科龙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后悔万分。这篇文章的作者无从找寻，却成为顾雏军出狱后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动因。
时代背影
9月14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与顾雏军一同被判刑的8名格林柯尔系前高管并未现身。七年来，“科龙案”不仅让顾雏军自己、他的家庭，也让追随他的格林柯尔、科龙前高管们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顾雏军曾经的董事长助理刘义忠几年前已经去世，“其他7个人混得也都不好，被判刑后再到大公司任高管就很难了。”顾雏军说，其他几个人都不敢出来，“他们给我打过电话，好心地告诉我说，不要这么干，不能再进监狱了。”
顾雏军不以为然，他依旧认为遭遇到了陷害，就应当抗争。对于科龙案，现在已经很难有人说得清黑白对错，顾雏军提供的举报信也缺乏足够的证据。这类扑朔迷离、案情复杂的国企改制与资本市场官司在2005年前后并非特例，无论是德隆唐万新，还是健力宝张海，都与顾雏军有着类似的案情。
顾雏军的牢狱之灾是一个时代的投影。顾雏军、张海、唐万新、郑俊怀等属于中国第二波入狱的企业家（第一波以褚时健、牟其中、胡志标为代表，多败于国企激励机制缺陷和金融，第三波则是黄光裕、张文中等，多败于政商关系）。他们多出身草莽，虽巧舌如簧，但有头脑懂管理，恰好赶上国企改制尤其是国退民进的大势，收购那些有潜力的地方亏损国企成为他们的共同选择。
而入世后的中国，全球制造工厂的地位正如日中天，地方国企则因为管理落后、人员臃肿难以适应市场竞争要求，顾雏军、唐万新等正是看到了其中的进步空间，才有胆量和信心充分利用资本手段将其纳入囊中。
“很多人叫我资本大鳄，我很反感，其实他们的理解都很肤浅。”顾雏军说，资本大鳄是什么？就是买了东西后去卖，你看我卖过东西吗？我买来就是要把它做好，我在科龙电器身上付出了巨大的心血，通过降成本做到盈利，“我买它肯定是需要资本的，但我买回来是要经营的。”
不可否认，外界当年对顾雏军们有着不小的误解，他们的管理能力、战略眼光，现在看来仍有可取之处。
他们的悲剧恰恰在于，当时证券市场缺乏规则、上市公司造假成风、中国股市持续下跌，这些与国企改制中产生的情绪反弹，共同形成了监管机构与舆论对资本运作、产融结合、国退民进的恐惧与警惕，最终让顾雏军等违规者成为监管机构整饬上市公司的“铁案”。
不过，对于七年前的那场“佛山劫”，顾雏军既不认为是自己性格原因，也不认为是时代的原因造就了如此结局，他将一切归结于“运气不好”、“遇到了中国最邪恶的贪官污吏”。他羡慕黄宏生，人抓了，股权还是他的，政府还能指派个人给他经营，帮他渡过难关。他想如果自己在珠海、深圳或者任何其他地方都不会遭遇此“劫难”。
时移世易，顾雏军当年曾面对激烈的“国退民进”过程中掠夺国有资产的质疑，而现在人们担忧更多的已是国进民退。如果能平反，顾雏军说自己还愿意回到商界。他表示，当年的同事、兄弟，还有科龙当年招聘的MBA团队很多都在电器行业，将给这帮人创造一个平台，因为觉得对不起他们。
然而，外部世界早已沧海桑田。“长江后浪推前浪，我认识的公司很多都已经没了，国美跟苏宁，现在已经一轮高峰过去了，也进入艰难阶段。如今最领风骚的是腾讯和百度，这些公司我都不认识。”顾雏军说，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平反的希望渺茫，他心知肚明。当摄影记者对顾雏军提出侧面看向远方的拍摄要求时，顾雏军哈哈大笑：“希望我看到未来，但是我有未来吗？平反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
老顾说，他等不了太长时间，既要养家糊口，还得陪儿子去美国读书。但他也并非一无所获。从民间舆论的层面，顾雏军已经不是那个当年被口诛笔伐、侵吞国有资产的罪人，而成为国企改制过程中的一位悲情“英雄”。这或许足以让他告慰平生了。（编辑/张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