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中，湖南路105号的上交大院里，孤零零几盏路灯。从高大松树的黑影中，二楼的几扇窗中透出黄色的灯光，时而飘出音乐声。“拉到下半场的时候，我在台上坐着就很开心，莫名其妙的开心，我看到十四个人在台上都摇头晃脑的，都有表现欲，都想参与到团队中去，想‘靠’别人，真是种微妙的感觉。”
这是黄北星一直以来的大提琴重奏梦。6月2日，当上交的十四把大提琴首次在上交室内乐的舞台上齐齐亮相时，不禁使人联想到李斯特曾说过的一句话：“音乐是不假任何外力，直接沁人心脾的最纯的感情火焰；它是从口吸入的空气，它是生命的血管中流通着的血液。”
那些年，被重新唤醒的梦想
据黄北星回忆，其实，早在2007年，在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的“粉墨佳年华”展演中，上交的大提琴声部就曾集结起来，在大剧院中剧场举行过公演，当时陆金虎、王淑洁、李莉、徐佳佳这些演奏员都曾参加过。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这场音乐会结束后，就没有继续下去。2009年，余隆总监上任，艺术上的要求不断提高。面临这样的挑战，黄北星可谓既警惕又信心十足——“可能稍微的放松，各种问题就都会浮现出来。把大提琴声部集合起来练重奏，促使大提琴声部的整体水平提高，坐在整个乐队里，这个声部能够吸引人的眼球。此外，乐队演奏员长时间坐在乐队里面，容易造成一个比较被动的状态，因为他一直要听指挥、听首席、听别人，进行各声部间的协作，时间久了以后，会变得有点被动，我当时的初衷就是想通过这个重奏能把他们的主动性调出来，想通过这种协作，让互相之间能打破那种靠死拍子来维系的关系，能有和声色彩，能从音乐的表现力上把他们捏在一块儿。”
没有度身定制，他们万里寻谱
“一直以来我们知道十四把大提琴的重奏其实特别不好弄，一方面作品少，受限制，这个世界上也就这么几个专门改编大提琴重奏的人。”没有适合整个大提琴声部的乐谱，对黄北星来说，一直是这个重奏组最大的难题，“朱琳在这件事上也帮了我很大的忙，找谱子、买谱子。我们现在谱子的主要来源，一个是我原来一个同学从德国带回来的，我在我父亲那里也挖到一部分，朱琳在美国也买了一部分。当时大家选曲目的出发点是，因为都是交响乐团的乐手，太简单的小作品首先放弃了，其次挑选了跟我们的专业比较贴切的、由交响乐改编的作品，例如巴伯的《柔版》《霍尔堡组曲》《卡门》，就算是《巴西巴赫风》，谱子上也是注明了专门为交响乐团的大提琴声部而写的。我们大提琴声部的演奏员对这件事都非常感兴趣，乐意参加，一些新来的从国外回来的演奏员也提了很好的建议，我们的十四把大提琴重奏组就一点点地搞起来了。”
“从一个大的diminuendo到一个小的crescendo”
一个交响乐团的大提琴声部，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独立的重奏组，不是说把十四个人都集结起来、有乐谱就能行。从单纯的在交响乐团担任一个声部的演奏上升为一种室内乐形式的合作，这是一种根本上的转变。黄北星笑用音乐术语来形容：“从建成到排练的十几次到第一次公演结束，其实就是一个大的diminuendo到一个小的crescendo。开始的时候心气儿极其高涨，也没想到有多难，但是真的一开始排练了就傻了，比我们想象当中难得多。一则，因为它没有一个传统，比如说很多四重奏的音域要求是比较合理的，而大提琴重奏则没有合不合理。有些作品的写法，一些把位、拉法，和大提琴最基础的拉法不是特别一样，有的时候很难，有时候难易不平衡。二则，因为我们交响乐团的成员平时最主要还是看指挥，现在没有人给你进来的拍子，你自己拉吧，还要很主动，这个默契度就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形成。三则，因为长时间不在一起搞重奏，人就会变得很独立，缺少沟通。正因为这种种原因，大家曾经历过最低谷，甚至怀疑有没有把握干成。好在大家并没有放弃，慢慢找方法，增加排练次数，每天在一起磨，经常一排就是从早上九点半到下午五点半，十四个人就在一起‘滚’。有时候白天乐队排练，重奏就从下午四点再排到晚上七点。就这么苦练，当中就出现灵感了。在这样高密度的集训后，到快上台时，我觉得大家脸上开始浮现出笑容了，明显地感觉到有把握、有分量了。”
开创声部传统，他们任重而道远
“我不希望因为有我在，这件事情才在，我想把它形成一个交响乐团大提琴声部的一件事，不管这个声部的演奏员是谁，不管这个声部的首席是谁，它是作为上海交响乐团一个声部，一个组织的事情，这样比较牢靠一点。就像余隆总监一直在强调的，并不是每个人要多华丽，或者要到一个登峰造极的境界，更多的是演奏员的主观能动性、团队合作性上的一些要求。余隆总监对我们弦乐声部的期望，是一定要有自己的个性。我主要是想把大提琴声部提高到一个高度，让人家一提就是这十四个人缺一不可，出来的声音就是这样的。”
继6月2日在上交室内乐的首演后，即将到来的2012上海夏季音乐节，是上交十四把大提琴真正地走出上交大院，第一次站在更广大的听众面前。社会各界聚焦的目光，是这个重奏团前进的力量，也是他们真正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