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江安女子中学读书时,与谢晋相识。当时19岁的他从沦陷区上海辗转广西、贵州来到重庆,投考国立剧专话剧科。国立剧专的临时校舍与江安女中是一墙之隔。 那时,我才16岁,喜欢唱歌、跳舞,算是文艺积极分子吧。我们排演田汉的话剧《回春之曲》,那是一部宣传抗日救亡的话剧,我演女主角梅娘,一位长得高高大大的女生扮演男主人公高维汉。那时老百姓只要在场边放下一捆菜、几根葱就可以进场看戏。因为有国立剧专的老师在江安女中兼课,我们排戏时那些专业学生就过来帮忙辅导。就这样,我认识了谢晋。
国立剧专的生活很艰苦,谢晋他们一日三餐能吃饱就不错,早餐就吃盐水煮黄豆。有时我们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有谢晋、陈凯歌的父亲陈怀恺、他们的同学王德宏,就聚在一起打牙祭。
江安那个小地方很闭塞、很封建,男女学生在街上一起走都被指指点点,认为有伤风化。之前我上台演戏,就有议论。但是,因为演戏又出演女主角,也被警察局的一个头头注意上。他对我堂姐讲,欢喜我。可是我不欢喜他,根本不理他。
我同谢晋关系密切起来,是因为一场生日风波。那天是谢晋20岁生日,大家没钱去酒楼,几个人就在茶楼简单庆祝。就在这时,江安女中的教导主任来了,不容分说要我立即回学校。大家说反正要吃饭的,吃完饭再回去。等我回到学校,教导主任说我被除名了,还通知我母亲,让她把我领回家。
在江安那个小县城,这个事情很快就传开了。母亲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带我回家。这时有人告诉我,警察局把谢晋抓走关起来了。我非常愤怒,立刻去警察局大吵大闹,问他们:“请朋友吃饭也犯法吗?你们从来不请朋友吃饭吗?”我要他们放了谢晋,把我关起来。警察局自然怕事情闹大,只好放人。
我是独生女儿,12岁丧父。被学校除名,妈妈觉得丢了脸面,写信给我舅舅让我到重庆读书,我舅舅在重庆的美孚公司做事。这时谢晋从别人口中得知,他被关押时我大闹警察局的事,就跑来找我。他在江安也呆不下去了,决定辍学和我一同去重庆。谢晋卖掉从上海带去的西装当路费,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在这时候向前发展了一步。
到重庆后,我考入文德女中读高中,谢晋跟随马彦祥、洪深、焦菊隐在中国青年剧社拍戏。这期间,我舅舅见过他,印象不错。谢晋有收入以后,经常给我一些零用钱,劝我不要再花舅舅的钱。1945年抗战胜利,转年春,我在朝天门码头送他回上海。他说:回去安顿好就来接我。
当时我的一些亲戚朋友说我傻:“你放他走,他不回来怎么办?”因为那时不断有“抗战夫人”的传闻。我说:“不来就不来,用不着担心!”这年夏天,我高中毕业。谢晋果然来接我了,他对我是真心的。我们江安那个封建大家族,不允许我被一个“下江人”随便带走,一定要他拿聘礼、拜祖宗、明媒正娶。谢晋带来聘礼:一对金手镯,一对金戒指,一只手表。这在当时、在我们江安那个小地方,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谢晋跟我一起拜祖宗牌位、拜高堂父母。因为是寡母,要先拜我叔叔婶婶,然后才轮到我母亲。谢晋的父亲是会计师,通过朋友搞到两张飞上海的军用机票,我至今还记得那架飞机马达轰隆隆的响声,震得要命。
1946年秋,我们在上海举行婚礼,由谢晋的老师洪深先生证婚。我们俩给证婚人三叩三拜,所以是“新式婚姻旧式办”。那时女子结婚要“开脸”――用细线绞去脸上汗毛,我告诉谢晋我怕痛。谢晋便想了个办法。你猜猜,结婚那天谁给我化的妆?是谢晋!他在剧组专门学习过。
结婚后,公婆不同意我读大学的想法。1947年我生下女儿,1949年生谢衍,阿三和阿四分别生于1953年、1956年。阿三哮喘,长期体质瘦弱,智力发育也不健全。阿四在托儿所入全托,他生来肚皮大。每次接他,他都哭着喊“我要吃饭饭!”由于照顾不周,发高烧抽风,还染上急性肝炎,后来还被烫伤过。他7岁便患上癫痫,智力有障碍。
我婆婆出身浙江余姚名门望族,从小跟着家庭教师学习。结婚时嫁妆装了几条船。婆婆喜欢看戏,谢晋从小受母亲影响。婆婆晚年失聪,公公去世的事,一直瞒着她。可是她很聪明,别人讲话她会看口形。两年后,她从6层楼跳下。当谢晋回来,看到母亲躺在水泥地上,身上盖着白布。他抱起母亲,一声不响上到6楼。他说自己当时大脑一片空白,欲哭无泪。
我知道,他可是大孝子!父母亲都死于非命,连骨灰都不知撒在何处,这是他每每想起都要伤心的事。
2009年秋,谢晋去世一周年前夕,我去了浙江上虞,把有200年历史的谢家老宅和谢晋故居两处房产捐献给了上虞市政府。现在我和阿四生活挺好的,他54岁了,可是还像孩子一样单纯、善良。
摘自《北京青年报》201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