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鸰简介：原总政治部话剧团一级编剧，主要作品有《爱你没商量》、《牵手》、《大校的女儿》、《新结婚时代》、《中国式离婚》等作品，曾获“飞天”奖、“金鹰”奖、“华表”奖、“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奖等。
访问者：在您的作品当中有一个现象很有共性，就是所有的小说里的孩子，大部分都是男孩，这是为什么？
王海鸰：因为我本身有个儿子，我觉得写别的可以创作想象，或者经历一些，孩子来不得半点虚假。我很愿意看着儿子成长，以至于到了今天儿子成人了，我才了解了男人。所以现在写作新一部的小说，有一种雌雄其体的感觉，好像写这么多年才第一次会写小说了。就是说男人、女人尽在掌握之中了，过去老觉得写男人就是自描，没法进入到内心，现在不了，就是说知一通百，我继续了解这个男性生命是怎么样，我相信大多男性有共同的东西。和孩子之间的交流非常多、非常深。儿子每一步的生长，不管生理的、心理的苦恼，还有他所谓的逆反等等，我们尽在互相沟通之间，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交谈的。通过儿子，我了解男人，了解男性生命是怎么回事，所以说写起他们的心路历程来，跟写女人也差不多的。
访问者：您曾经说过创作到最终还是要写男性，怎么讲？
王海鸰：《大校的女儿》讲述的是小岛上的女兵，一步一步变为军内知名作家的历程，在《成长》之前，我认为它是我最用心的一个东西，要说多么好吧，我觉得要以现在的眼光看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毕竟一个作家是有局限的，比如性别局限。我看好多男性作者不大会写女人，但是写东西我发现写到最后是要写男人的。目前来讲，我觉得《大校的女儿》现在看还是有很多幼稚的地方，但是比较真诚。
父亲是“文化大革命”最后一批授衔的大校，最后当上军长，但实际上他身上的文人气质、艺术气质非常重。我父亲当年在八路军的剧团里面当过导演，但是在战争年代，像这种边角不是主流，所以他最终还是走上了军事道路。但是我个人觉得，他好像是一个偏敏感、偏细腻、偏书生气这么一个人。我们家六个孩子，沿袭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感觉，妈妈就是管着孩子、管着家，爸爸在外面工作，我们跟他接触很少，我从幼儿园开始就是上寄宿，等于在家没待几年，中学上了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然后大概16岁零两个月的时候当的兵。和父亲的交流更多是精神上的，为什么这么讲呐，是由于父亲的这种敏感，由于他的这种文人气质，或者可能就是互相会非常敏感，捕捉到一些东西，所以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写的就是《爸爸的工作问题》，发表在《解放军文艺》。这个小说发了之后我父亲就正式退休了，可是他却有了一种欣慰，说他下来的时候我们成长起来了，这对他来说是很大的安慰。
我的第一篇中篇也是写我父亲，叫《尘旅》，写的他都是从一个女儿的角度，用一个年轻女性看一位老者必然有一种神话，有一种很难切入内心的感觉，有一些旁观者的片面和我的客观和肯定，还是不够深入。这个戎马一生的军人。当他在不顺的时候，他这种失落，他这种不解，我都试图写出来。
访问者：据说您的从军生涯最初是从一个海岛开始的，这是您自己的选择吗？
王海鸰：当兵那个时候算不错了，没下乡。我是去海岛当女兵，当年招的那一批就是去一个海岛。当年的招兵是内部的招兵。我们在连队的时候，包括吃水、包括洗脸都要去挑的，到一个大沟里，得爬坡去挑水，到井里去担水，比方说宿舍门口有一口缸，里面挑满水，冬天就会冻成冰等等，我们都觉得完全是正常的，在能接受的范围之内的物质上的满足，比我们下乡的那些同学，他们是做好思想准备去了还是受不了，因为他们可能连精神、肉体一块儿苦了吧，我们好在觉得在精神上有点贵族的感觉，毕竟在部队嘛。在海岛生活的这段时间对我影响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时间过长了：14年，到最后我觉得都有点饥渴得疯狂了，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在行为上中规中矩的一个人，就是说很容易被感染，比如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以苦为乐。那个时候，我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大脑饥渴，因为你正好在需要学习的年代，没有东西看特别痛苦。后来我就跟领导说，我希望能去上大学，这是很冒险的，因为觉得是资产阶级思想，正好我父亲那时候被降职，也没可能让我去上大学，那段时间特别痛苦。1971年。我还为自己写诗，就是说自己要上大学的这种心情，完全不是名利，就是渴望，渴望学习。
访问者：您后来写了那么多有关于婚姻、家庭题材的东西，最初的日记本里有没有记录下来这些您当时有的情感经历呢？
王海鸰：小情小爱有一点吧，初恋大概应该是在20岁的时候发生在海岛上的。但是那时候是秘密的，因为都是当兵的不允许谈恋爱，心照不宣、很纯洁的，只握过一次手，就算是恋爱了，精神上的交流比现在年轻人要丰富得多。那次握手还不是证实下彼此，还是为要分别。因为当时是一个临时单位。大家各奔东西，分手，握握手极力地对自己表明自己是纯洁的，对自己也要诚实，但精神上越轨肯定是越了，违背部队的要求，这是毫无疑问的。有人说是《大校的女儿》中的班长，那倒真不是，那就是一个片断组合的人物，毕竟是小说，小说还是移花接木、片断组合，一个人毕竟一生没那么传奇，跟一个人的命运勾这么紧，从开始勾到最后，这毕竟有一些创作者的编织。
我35岁恋爱，35岁结婚，现在应该是叫“剩斗士”了。来到这里的时候已经30多了，然后要立住脚跟，还被招到军艺读了两年书，35岁，觉得可以结婚，各方面都觉得可以满足，然后又觉得心动就结婚了。那段婚姻没有持续太久的时间，相恋了有两三个月，结婚也就一个多月吧。错在双方，双方的一种幼稚吧，以为自己可以改变对方，以为找到了自己需要的那个人，或者以为能改变自己也好。结果双方都改变不了自己，也改变不了对方，价值观不一样。因为双方都是聪明人，很快意识到世界观差距巨大。我觉得自己的婚姻失败主要源于我对男人的不了解，直到现在我才了解男人，我认为的男人应该是顶天立地、毫无瑕疵，也不能心胸狭小、斤斤计较，有了困难就是力拔山兮，后来发现生活中碰不到这种男人。可能是那么多年的海岛生活导致了我比较褊狭、比较单纯、比较简单吧。直到我认识了我儿子，才知道男人不过就这么回事嘛。那时候对男人的期望值太高，但是现在想想我前夫，我儿子的父亲就是一般的男人，不好不坏，没有什么过多的问题，但是也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理想。我母亲从来都不问我婚姻问题，她知道，我不说她不问。所以我对母亲特别感谢，她就是支持你，你有什么困难帮助你，所以说我离婚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到他们去世的时候我们办的手续。 访问者：据说您的出名是一步登天？
王海鸰：如果让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来看，大概是的。1981年3月号《解放军文艺》是个女兵专刊，一下子发了我两篇小说，头题、二题都是我的，史无前例。一个叫《他们的路》，一个叫《新的音响》。那时候正好是“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在全军就显得挺轰动的，我当年就参加了全国性的会议——全国军事题材创作座谈会。我记得包括白桦，还有去世的刘白羽，包括健在的王蒙等一批作家们全都去了。我记得那会儿好像感觉年轻的就我，因为我扎着两个短小辫，戴着一个帽子。后来《新闻联播》报道了那个大会，我感觉镜头在我那儿停了有几秒，我也没在意，也没法在意，还得假装在那儿做记录，为了表演自然。后来结果居然就这么几秒，我爸、我妈全都看到了，因为《新闻联播》收视率太高了，真是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紧接着，八一厂就把我的小说改编了，然后我就到八一厂去改电影去，转眼就1982年了，各文艺团体需要补充年轻人才，第一就需要作者，我同时接到了总政歌剧团和话剧团的邀请，是解放军文艺社跟他们推荐的，我后来就想歌剧、话剧团都陌生，歌剧更陌生，挑一个相对不陌生的，那就话剧吧。
来了以后还有一个过程，就是借调，借调就是说你半年能写了，留下来，写不了就走，那时候压力大，压力特别大。在写那两部作品的时候我就是有目的的，因为当时心气很高，《解放军文艺》就是最高期刊，如果那不登，我就哪儿也不投，有点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然后《解放军文艺》退了，退了我就再写，退了无数，然后写了无数。当时《解放军文艺》有一位王传洪社长。在开会的时候和我聊起来问我怎么样，我说不大行。他说我们跟你们团打招呼，说这个人我们要了，咱们现在没编制，说你们先收着，你就写吧，写出来写不出来无所谓了，我一下就放松了，就写出来了，而且是在规定期限内写得可供上演的，获得评价非常高的话剧。
访问者：后来您的创作大多和婚姻有关，大多都是写婚姻生活当中男女各自的处境、想法，我想问的是您个人婚姻生活并不如意，又如何在作品中展现出对于婚姻和家庭的体会？您通过文字、通过影视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
王海鸰：假如我没有这段生活，我能写成什么样不知道，除非我重活一次，才能说明这段生活对我到底有没有用。但是写家庭这个是从刚开始就露出了端倪，这可能跟性别有关，女性更容易注重的视角还是在家庭、在情感上，从第一个小说，第一个话剧，到第一个电视剧都是从感情入手的。我觉得这个恐怕还是没有违背我创作最初始的这种模式，最初露出的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写感情、写女人、写情感、写家庭，可我写不了自己的家庭，写父母的家庭，我说了，有的时候作者的想象力，我个人认为不能无中生有。你比方说我要假如没有这段婚姻，我恐怕写不了，这段时间虽然很短，但是我知道这个婚姻，无限地想象就开始了，对别人的同样的婚姻或者不同样的婚姻，我都可以有一个理解、有一个想象。生活，你的经历是一颗种子的话，你的想象力就相当于太阳、水、肥，使种子发芽、长大，但是每颗种子太阳再充足，水再充沛，肥料再肥沃也没有用，跟作者的生活还是有关，但是不见得跟这一段必须有关，就是哪怕是跟别人，就是说我对婚姻生活至少是了解的。
创作从什么角度切入，把什么展现给大家，并不是那么清醒，一切跟着直觉走，就是说写东西嘛，你会本能、下意识地写自己能驾驭得了的，本能地避开自己驾驭不了的东西。你写的东西肯定是你比较擅长的，你才去敢碰它。此外就是跟着直觉走，我能写什么就写什么，尽力而为，就是这样的一种因果关系。我不太会迎合市场而创作，也没办法迎合，迎合我就写古装戏去了，我写不了。
访问者：当下的军旅创作，您的整体感觉如何？是进入了瓶颈期呢？还是像一些作家给出的“太差了”？
王海鸰：这些年我很少从事军旅题材方面的一些创作，是因为就像你爱极了一样东西，反而不敢轻易触碰，手头的这本《成长》就不一样，这是军旅题材，结结实实、扎扎实实的军旅题材。我写的时候很没有把握，一旦写开了头，好像从来没有这么过瘾过，把我的军旅生活、父辈的军旅生活，把这一代的军旅生活，三代人的军旅生活我觉得都写出来了。
朱苏进的东西我还是比较喜欢的，扎扎实实写军队中的人，我觉得军旅创作容易走两个方向，一写训练，二写奉献。所以这个创作导致了什么呢？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军队里的人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不是这个世界里的人，其实不是，他就是这个世界的人。你比如像朱苏进的一系列《醉太平》，给我的震撼、影响是蛮大的。当下的整个军旅文学好像似乎不成气候，各自为战吧，而现在相对比较边缘化了，或许是过去对这块特别重视，有一些文学期刊比如说《昆仑》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现在那些期刊也没有了，期刊的取消也是顺应潮流，因为没有市场了，被边缘掉了。我觉得可能慢慢的还是要起来的，因为这个东西还是好看，但是就看你怎么写。现在我们的军事题材躲到解放前去了，和平年代有很难写的感觉。
现在不光军旅文学，整个文学尤其是在网络这种速写、速看的情况下，文学的品质确实是受很大的影响。我在写《成长》这个小说的时候，一再跟我儿子说：“凡是我写不好的不是我没能力，是我没时间，因为催得太急。”我觉得再给我两个月的时间我会写得更好，但是已经交出去了，已经没办法了。
责任编辑/刘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