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他的著述和理论超越了特定的学科界限和国别界限，具有广泛的世界性影响。在美国批评家中，他是论述被引用最多的人。有学者曾这样评价他在当今学术界的地位，“詹姆逊激进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已成为今日北美人文知识界的一种潮流，自20世纪60年代，甚至可能自前冷战时期以来，还没有一种马克思主义批评享受过此种殊荣。”①作为一名学者，詹姆逊的身上可以被贴上很多标签，诸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后现代文化理论家、文学批评家等。然而，在这众多的标识中，乌托邦主义者却是最贴切但却通常受到忽略的一个。在詹姆逊的理论发展中，乌托邦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并日益凸显。因此，正确地认识詹姆逊理论中的乌托邦思想，对掌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理论走向以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在詹姆逊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中，乌托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它与意识形态一起构成了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双重视角。早在《政治无意识》里，詹姆逊就对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关系作辩证的阐释，他认为，有两种谈论意识形态的方式，一种是肯定的，另一种是否定的。前者称作乌托邦，后者称作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构成了一种张力。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有效运用需要对这两种方式都加以考虑。否定的意识形态是错误的、虚假的。而肯定的意识形态是任何群体行动所依赖、并对此加以确证的理论，如现代主义，是一种群体理论，是一种肯定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乌托邦。在詹姆逊看来，意识形态无处不在，它与乌托邦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也同时是它的乌托邦功能，因为它投射了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未来形象。可以说，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是文学和文化文本的两个基本构成方面，它们共存于任何话语构造之中。前者在文本中以显文本的形态而存在，后者则以“政治无意识”的形态而成为一种潜文本，它是一种乌托邦的欲望，是对总体性的渴望。而批评家的主要任务就是阐释这一潜在文本，透过文本表面的意识形态将这种政治无意识恢复为文本的乌托邦功能。在詹姆逊看来，只有认识到文本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双重功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革命性才可能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实践中得到体现。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否定阐释学，乌托邦是肯定阐释学。在詹姆逊看来，肯定阐释学与否定阐释学并不是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而是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中相互补充、相互统一的两个方面。孤立实践任何一种，都是有问题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否定阐释学，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正统的意识形态分析，在对实际作品的解读和阐释中，应与马克思主义的肯定阐释学或对相同的意识形态文化文本的乌托邦冲动的破译同时进行。”②我们可以看出，在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中，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是一种辩证、共生的关系。两者缺一不可，它们共同构成了詹姆逊的批评话语的总体性视角。
在詹姆逊阐释的具体操作过程中，最终的落脚点是对文本中乌托邦欲望的揭示。这就涉及到了阐释学的核心――政治无意识理论。詹姆逊乌托邦思想的核心是政治无意识。政治无意识是被压抑的乌托邦欲望，阐释的任务就是找到这种最初的乌托邦的欲望。按照詹姆逊的观点，历史是缺场的，无法再现，我们只能通过文本去接近它、认识它。而这只有依靠政治无意识才能完成，因为它挖掘出了被掩盖的现实，从而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总体的历史。那么，什么是政治无意识呢？詹姆逊本人对这一概念从未进行过明确的说明，但根据他的政治无意识理论，所有的文本都被看作是一定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集体以各种遏制策略投射其意识形态的愿望或幻想的场所。因此，一种辩证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就必须用总体化和历史化的方法来对文本的意识形态进行除幻，在打开文本的意识形态封闭的同时，也揭示文本内部的乌托邦幻想，使文本成为对社会现实进行症状分析的场所。在詹姆逊看来，政治无意识是文学作品的元叙事，是进行文本阐释的一个基点，通过它可以阐释文本中的历史现实，正如他所言：“一切文学，不管多么虚弱，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的政治无意识，一切文学都可以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思考。”③在他那里，乌托邦的本质就是被压抑的政治无意识。它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是被压抑的乌托邦的欲望，是本雅明所说的“历史的梦魇”，即任何一部记录文明的史册无不同时又是一部记录残暴的史册。而批评家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文本中找到这种政治无意识，找到这种被压抑的乌托邦的欲望。在阐释中，乌托邦欲望从意识形态的遏制状态中释放出来，政治无意识得以恢复。这是詹姆逊为反文化――政治霸权所进行的斗争以及为恢复并重建集体和政治的批评所做的努力。
如果说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乌托邦是实证主义的历史叙事范式，那么对詹姆逊来讲，乌托邦更偏向于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建构，它是个政治词语，是进行批判思考的主要推动力，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阐释最终是指向政治的，做出某种政治的判断。这赋予了詹姆逊乌托邦思想浓厚的政治特征。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詹姆逊指出，乌托邦在第一世界的后现代社会中已变成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词语，他将乌托邦同后现代艺术中的政治相联系。可以说，对詹姆逊来讲，政治和政治立场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这使他能够面对新的社会现象，不断地向新问题挑战。对詹姆逊而言，乌托邦思考是进行有意义的社会变革的前提条件。而想象乌托邦也就是一种激进的政治实践形式。詹姆逊将文学、文化文本看作乌托邦的空间，看作一个与现实对抗的场所。因此，在他看来，阐释活动是一种乌托邦的投射，是祛魅的一个部分，是一个寻求真理的过程。然而，乌托邦并不是对未来的政治生活进行想象，而是指向当下的政治。它产生于政治悬置的时刻，意味着彻底改变社会系统的愿望。乌托邦这个词本身包含两个维度：现实与未来。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是指向现实的。他认为未来在结构上固存于现在（如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已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渐渐发展起来）。因而，乌托邦的意义并不在于能想象一个美好的社会，而在于使我们认识到在当前想象这样一个理想社会的无能为力。也就是说，乌托邦的作用首先在于它是与现实保持距离的批判工具，它将人们从对现实的满足中解救出来，在精神上对生活在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给予激励，其次才是帮助人们恢复对未来的理想，在历史的总体中定位现在，并想象未来。这也是为什么詹姆逊从未对未来社会进行过明确的说明的原因。他一再强调，乌托邦不是对一种未来政治的渴望，而是对政治回归到当前时刻的渴望，即对当前的现实保持清醒的政治批判，从而帮助人们重新找回理想。对此在的关注正是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与众不同之处，是他对希望哲学的一种超越。可以说，“詹姆逊的历史理想中，包含着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乌托邦远景。它对现有体制的态度，是承认它的现实性而质疑它的合理性。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评判下，是一种海德格尔式的去蔽而致存在之澄明的努力。”④
作为一个生活在后现代社会中的文化批评家，詹姆逊是为数不多的仍秉持乌托邦理想的理论家之一。詹姆逊是个乌托邦主义者，他虽未提供理想的乌托邦蓝图，但他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对一个消除异化的社会的欲求，无不体现他的乌托邦理想。詹姆逊对乌托邦的思考不仅仅是针对乌托邦问题本身，而且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以及进步观的反思，是对历史的思考与探索。虽然詹姆逊建立了一个乌托邦的阐释学，但他从未对乌托邦的含义进行过明确的说明。在他那里，乌托邦并不代表希望、美好等意义，而是个批判、否定的词语。在詹姆逊的著作里，我们看到乌托邦经常与失败、死亡等词语相联。詹姆逊认为，乌托邦思考的意义在于它的失败性，在于它使我们认识到想象未来的无能为力，认识到我们当前的局限，即我们都被囚禁在意识形态系统的封闭之中。在他看来，任何可以想象得出的事物都不是乌托邦，因为作为个体，我们都无一例外地被我们各自所处的历史、社会等条件所制约。因此，有关未来的任何乌托邦的想象都是失败的。但正是这种失败性才揭示了那些阻碍历史进步的东西，帮助人们进行现实的批判与历史性的思考。詹姆逊指出，在我们当前的时代里，乌托邦概念的性质经历了一种辩证的颠倒，它使一个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这个世界的世界有可能富于生气，它代表着革命的力量，采取一种执着地否定现存一切的形式。在詹姆逊看来，乌托邦是一个革命的概念，它拒绝再现、叙述和任何具体想象。乌托邦思想通过失败而获得成功。乌托邦本身是不能实现的，但继续想象这样一个事物的可能性，这种努力本身就具有某种肯定的因素。詹姆逊之所以强调乌托邦否定性的一面是因为他把乌托邦作为一种否定、批判的机制，作为对当前社会文化的一种抵抗。他曾说过，想象一种否定的关系比想象一种肯定的关系要容易得多。在尚未找到积极的生活方式与习惯的时候，我们也许只有先讲反抗。虽然当前的社会政治现实令人担忧、沮丧，但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却是积极而乐观的。作为西方左派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尽管有某种暂时的政治上的或社会上的悲观主义，尽管世界范围里的集体实践仍然不够活跃，但现实世界的丰富多彩和变动不居仍将使左翼知识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旺盛的活力。”⑤
虽然身为西方的知识分子，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却是指向东方，尤其是寄希望于中国。他曾指出，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能够成功地建立一个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选择，这将对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中国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为这提供了有利的土壤。詹姆逊的这一期望显然同他的政治理想有关。詹姆逊认为，资本主义以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选择的可能性一直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而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社会是最好的社会形式。詹姆逊将一种体制代替另一种体制称为革命。在他看来，革命不是一个瞬间，而是一个过程。政治革命并不是永远可能的，历史的发展和群众性运动不是持续不变的，而是波浪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发挥另外一种作用，那就是去揭示各种阻碍历史进步的东西。而这正是乌托邦在当代需要发挥的作用。詹姆逊认为，作为一种形式，乌托邦不是对未来另一种社会形式的再现，而是一种想象这样社会的迫切需要。也就说，乌托邦的意义不在于想象的是什么，而是想象本身，是一种激励和希望。而这恰恰是当代西方社会不断失落的东西。在詹姆逊的理论中，我们看到了他对整个人类历史远景和生活方式所作的探索，而这种探索是建立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之上的，这无疑使他将希望寄托在西方之外的世界，以期寻求出路。他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表达了他力图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地方进行变革的一种努力。在全球化浪潮袭来的今天，作为生长在美国的知识分子，詹姆逊犀利地指出，全球化并没有人们幻想的那种普遍的解放，它仍然是一种西方的主导叙事。从资本的角度看，在全球化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扩张已达到惊人的地步，其势力在今天已延伸到许多此前未曾有过商品化的领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资本的势力已延伸到了文化领域，成为支配文化活动的决定因素。同时，詹姆逊指出，全球化在当今就是美国化，美国文化所取得的成功不纯粹是文化上的成功，它也是经济上、政治上的成功。这种文化的入侵比以前的殖民化或帝国主义侵略都更加深入。因此，詹姆逊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设定了一个激进的第三世界作为他者，并将它想象为抵制资本主义总体制度的飞地。他指出，晚期资本主义正在对第三世界的经济与文化领域进行渗透、进攻，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有正确的文化策略，要根据自身国情，既要保护自己的本土文化，同时要在和发达国家对话中面向世界。这对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批评家，詹姆逊希望通过建立一种全新的政治艺术来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抵抗，建立一种反霸权的文化政治。具体地说，这样一种乌托邦思想是反对美国霸权的。难怪美国学者罗蒂曾指责詹姆逊不爱国。实际上，詹姆逊是爱国的，只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职责和良知才使得他有勇气在被后现代意识形态遮蔽的美国社会中挺身而出，发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他对霸权的批判，并非是对美国模式的简单否定，而是他认为，人类应该具备想象另外一种与当下不同的生活的能力。作为西方的知识分子，詹姆逊能够站在“中心”之外，进行总体的分析是难能可贵的，而这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追求。就像有学者评价的那样：“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性使他始终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扩展。他对第一世界的分析内在地包含了对第三世界的广袤的地域与时间的关注。”正是通过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以及进步观的反思，詹姆逊将乌托邦明确地指向了东方。
对于当前的文化，詹姆逊认为，它是抵制乌托邦的。这种抵制发生在两个层面上：其一是在文本本身，其二是在文本分析的层面上。而第二个层面更令人担忧，因为它是有意识的，而前者是无意识的。乌托邦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某些作品之所以吸引人的解释，而且也给我们提供了评价这些作品的批评尺度。从这个意义上讲，詹姆逊重申乌托邦思想无疑具有深刻而又丰富的意义。今天，资本和市场的无处不在使想象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和生活成为不可能，正因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乌托邦的想象。如同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詹姆逊的乌托邦话语是对理想的拯救与维护，它唤起了深深地、无言地埋藏在我们心底的一种叫作希望的东西。作为知识分子，詹姆逊认为，自己的责任一方面是揭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局限，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面，就是要维护理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不能像芸芸众生那般浑浑噩噩地度日，而是有义务把现实的真相告诉世人，引导他们去追求更加完美的社会形式。正因此，詹姆逊将乌托邦作为后现代社会的一个主题。他曾说过，如果后现代主义是对上世纪60年代的替代，是对其政治失败的补偿，那么，乌托邦问题将是对我们想象变化的能力的一个重要检验。可以说，詹姆逊的乌托邦工程就是对上世纪60年代乌托邦工程的继续，是一个维护理想、寻求真理的过程。
然而，同任何理论一样，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也存在着诸多的局限，尽管詹姆逊博采众长，试图吸收各种理论话语的优点，以期建立一种游刃于各种理论之间的元批评。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它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却是对黑格尔的一种回归。陷入了形而上的、主观精神的运作。我们不禁要问，被压抑的政治的欲望是不是在每一部文学和文化文本中都能找到？宏大历史的终极视域是怎样展开的？它是否真的能把我们引向所谓的真实？虽然詹姆逊提倡集体主义的乌托邦，体现了他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有学者认为詹姆逊的乌托邦更多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认知，它与政治上的无能有关。在我看来，詹姆逊所建立的抵抗的文化政治学并不能直接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作为文学和文化批评家，他无法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因此，只能通过文化的批判来提高人们的意识。
尽管詹姆逊的理论有着种种不足，但他那种犀利的批判精神和关注现实的情怀却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面对蜂拥而至的各种意识形态与文化思潮，中国正需要詹姆逊这样的一种批判的声音，需要对理想的维护。在这样一个传统、历史、价值等都被资本无情打碎的今天，我们该如何重建集体的经验？该从何处恢复我们的理想？也许，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无法提供最终的答案，但它却给那些寻求真理与希望的人提供了最初也是最及时的支点。□
①Jameson， Fredric，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Essays 1971―1986， Minneat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forward.
②③［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王逢振译《政治无意识》第282―283、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④张旭东《批评的踪迹》第191页，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⑤［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理论的历史性》，见王逢振主编《新马克思主义》第16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外语学院英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