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史学会、山东省史学会、威海市人民政府主办，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甲午战争研究中心、刘公岛管理委员会、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承办的甲午战争１１０周年学术讨论会，于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７－２０日在甲午战争纪念地威海隆重举行。到会的专家学者８０余人，提交学术论文６０余篇。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文海教授，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军事科学院政委张序三中将，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苗枫林，威海市委副书记王培廷等也出席了会议，并围绕“勿忘甲午，以史为鉴”这一主题作了发言。
会上，专家学者就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的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探讨与认识又有了新的突破，从而使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次会议的显著特点是：
一、坚持科学历史主义的治史理念，一改过去那种非是即非的绝对化倾向。如代表们一致认为，要评价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衡定古人，而是应该把他们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占有尽可能多的史实，看其思想与言行是否符合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权益。凡是符合的我们就肯定，反之则否定。只有这样，才能对历史人物作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科学公正的评判。任何忽视中华民族权益或用今天的尺度去衡量古人，以及只见其一、无视其二、只凭主观好恶评价历史人物的态度与做法，都是不足取的。这次会议上，代表们对李鸿章的再评价就体现了科学历史主义的基本原则。
关于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责任问题，以前人们多认为李鸿章至少应该是战败主要责任承担者之一，甚至以他亲自参与《马关条约》的签订为由，将其斥之谓“卖国贼”。这次讨论会上，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翁飞研究员认为，作为国家之间的战争，在论及到战争责任时，首先要区分正义与非正义，侵略和反侵略。李鸿章作为指挥者个人的责任，应该与最高当局的决策及他个人在决策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相联系。史实表明：在甲午战前的备战活动中，李鸿章处于被慈禧限制的地位，慈禧等才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李鸿章对添兵备战的态度是积极的；他的责任在于过于轻信和依赖英、俄等列强的调停。甲午之和与战，均出之慈禧，李鸿章只是执行者；马关议和，李鸿章的态度是“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于是，他为减少赔款数字，是尽过努力的。至于在是否给全权大臣李鸿章“商让土地之权”的问题上，作最后决定的仍是慈禧。同时，在是否批准《马关条约》并按时与日本换约的问题上，最后拍板的还是慈禧。事实上，在条约“签字前每一个字都电达北京，光绪皇帝根据军机处的意见，才授权签字”。所以，称李鸿章是“卖国贼”与史实不符，因而有失公允。总之，象对李鸿章这样的人物的评价，全盘否定，或不切历史实际的歌功颂德，都未免失之偏颇。
二、拓宽了研究范围。任何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它同相关事件都存在着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因之，研究历史，必须要从宏观的角度出发，不仅要用科学历史主义的态度与方法审视历史事件本身，而且还要考察与此相关的其它事件，亦即考察其前因、后果，这样才能探寻和总结出规律性的、可供人们借鉴的东西。就事论事，不付出上下求索的辛勤劳动的做法，是心态浮躁的表现。如果是那样的话，所谓的研究只能陷入炒冷饭的怪圈。对于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的研究亦然。
这次会议，代表们不仅继续探讨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的成败得失，而且对其上下都有所延伸。如：（一）甲午前。南京海军指挥学院史滇生教授探讨了中国近代先期的军事变革，从而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军事观念开始发生变化，这是北洋海军创建发展的前提，北洋海军的成军是甲午战前中国军事变革的突出成果，北洋海军集中展现了甲午战前中国军事变革在教育训练、军制变革、作战方式革新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时，甲午战争的失败，又暴露了甲午战前军事变革的缺陷，即没有紧紧把握好机遇，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跟上世界军事变革的步伐，没有先进的军事理论作指导，没有实行相应的政治、经济变革与之配合。浙江理工大学渠长根教授从幕末、明治时代日本侵华思想即已形成的角度来看甲午战争的因与果。认为，早在幕末、明治时代，日本已经开始侵略中国，各种各样的侵华思想不断出现，成为其侵略行为的战略指导和精神支柱。甲午战争的爆发及其之后中日关系的演变与这种历史现象有内在的联系，并进而指出，这一时期日本侵华思想以大陆政策为核心和主线，以神国理念和民族优越论为特征，是封建扩张主义、殖民主义和民族狂妄主义的混合物。（二）甲午后。会上重点讨论了洋务运动的新动向与维新思潮的兴起。南开大学陈振江教授认为，洋务运动从开始直至清朝覆亡，就一直遭到顽固保守势力的反对。甲午战争北洋海军覆没，更成为当时守旧势力抨击洋务派的把柄，“洋务运动破产”的论调弥漫朝野。他以翔实的史料阐明：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不是“彻底破产”了，而是走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进而证明：落后学习先进，是历史的必然。善于学习外国之长者，是智慧和能力的升华、国富兵强的资源。关于战后维新思潮的兴起，河北大学黎仁凯教授认为，中国甲午战败，使国人从睡梦中惊醒，民族耻辱感与自尊心冲击着每个中国人的心灵。仁人志士开始对战败原因和洋务运动的弊端进行反思，“变法图存”渐成国人之共识，同时，“实业救国”思想发展成维新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时，清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限制有所放松，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要求在政治上取得相应的权利与地位。加之战后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化，当权者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认识到“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帝党官僚与一些地方大吏成了维新派的同路人，从而加强了维新思潮的社会基础。维新思潮的兴起，促使中国人由学习西方的器物向学习西方的政治与制度层面转化。华东师范大学马洪林教授认为，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是空前的，但对中国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改变也是深刻的。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首当其冲。战后康有为世界观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社会思想结构的震荡与重组，它至少包括三个思想层次：时代变革意识；世界竞争意识；民族学习意识。（三）甲午间。过去人们多侧重北洋海军及海战的研究，却忽略了陆军及陆战的探讨。这次除了继续深入讨论北洋海军及海战的相关问题外，代表们还涉及到甲午陆战及晚清的陆军问题。苏州横塘职业大学王建华教授就甲午陆战失败与晚清陆军军事教育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认为，甲午陆战的失败是晚清陆军军事教育的重要转折点。由于汲取了甲午陆战失败的教训，陆军军事教育受到空前重视，无论是陆军军事学堂的数量，还是教育人数，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促进了中国军事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另外，台湾师范大学王家俭教授以鲜为人知的史料，论述了甲午前英国之“中国舰队”的概况及其对中国近代政治、军事、外交、商务等的影响。
三、研讨更加深入，认识更加深化。学术研究的活力与价值在于不断创新，即在不断开掘新的有价值的史料的基础上，在观点、认识上不断产生新的建树。这次会议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如甲午战争期间的和战之争乃是人们熟知的话题，已为史学界长期讨论过，似无新意可求了。其实不然，会上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戚其章研究员对此进行了再探讨，认为，以往的研究多着眼于帝后党争，视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为一回事。实际上二者并非同步，早在甲午战前一个多月，清廷内部已出现了主战、主和两种主张的争论，而帝后党争则是开始于战后，其整个过程都与慈禧对和战态度的变化大有关系。对和与战，不能笼统地论其是非，必须作具体分析。主和不一定全错，主战也不一定全对。要对甲午和战之争的性质作出科学的判断，必须考虑到时间与条件，并以实践及其效果为标准。论者所见，是建立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之上的，见解之精辟，令人折服。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张炜研究员则从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崭新角度与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败没的史实，辩证地论述了中华民族以“和”为最高价值取向的失与得，堪称真知灼见。他认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差异，决定其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结构和哲学思辨传统的区别，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战略文化特点，并从根本上对各国海军运用理论产生不同的影响。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与别国不同，它以“和”为最高价值取向，这就决定了甲午战争前后北洋海军建设和运用的基本思路与模式。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历史局限性是导致北洋海军败没的重要原因。然而，中华民族善良与爱好和平的民族特性不应因此而埋没其光辉，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优秀一面也同样不应埋没。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在以一种中国式的战略文化逻辑引导自己的“和平崛起”，也引导世界的共同安全。中国“一以贯之”的和平传统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辉煌，即使是在反思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覆没的命运时，也不应该以偏盖全。
四、深刻反思，科学借鉴。历史的价值在于向人们提供借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史为鉴，才能较好地驾驭客观规律，在前进的道路上少走弯路。但是，要借鉴历史，首先要对历史进行理智的反思。唯其如此，才能使历史的借鉴作用得以充分释放。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不断对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总结，以寻求可供人们借鉴的因素。对于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史亦然。
诚然，人们对这段历史曾不断进行反思与总结，但在现实的联系方面尚嫌不足，并且对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累累罪行及侵略者的辩护士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卑劣行径的揭露和抨击也不够充分有力。从这次会议看，不仅提交这方面的论文数量比以往增多了，而且大家的认识更加细化、更加深刻了。
（一）关于文明与野蛮之辨。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苗枫林认为，当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性质十分明显：日本是侵略的非正义的；中国是反侵略的正义的。然而，在日本却有那么些人肆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侵华暴行说成是“文明”之举；将中国军民的反侵略斗争说成是“野蛮”行为。他指出，日本挑起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这本身就为国际公法所不容。至于日本侵略者在战争中置国际法于不顾，奸淫虏掠、滥杀无辜的暴行，更是罄竹难书。在无数铁证面前，谁野蛮，谁文明，难道不是一清二楚的吗？
（二）痛斥《日本外交的过失》与“明治荣光论”。日本奈良女子大学名誉教授指出，日本外务省于２００３年４月公开发表了《日本外交的过失》，称日本在“满洲”（中国东北）所取得的权益为理所当然；并认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与日清、日俄战争无关，即太平洋战争的失败，不是明治时代留下的遗产，而是违背明治朝代的结果，从而引发出“明治荣光论”。这实际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甲午侵华战争“合法论”（或“文明论”）的翻版。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所犯反人类、反文明的滔天大罪，乃是明治政府“大陆政策”的必然与延续；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惨败也是历史的必然。“明治荣光论”在现今日本思想界仍有残留，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当然也是世界和平进步思想潮流中的一小股逆流，渴望和平的人民断不可掉以轻心。他们指出，那些企图把侵略者打扮成“严格遵守国际法”的“文明使者”的人，他们公开发行的战史中所用的“新史料”都是伪造的，而不根据事实的议论只能是“空中楼阁”，不攻自垮。
（三）勿忘甲午，鉴古知今。甲午战争的历史，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只是短暂的一折，但它却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与惨痛而深刻的教训，它给我们提供的借鉴也是全方位的。
会议上，专家学者在总结和颂扬了甲午战争期间中国人民所展现的伟大民族精神的同时，更侧重于对甲午战争诸多遗憾的反思――主要是对中国失败原因的剖析。
华东师范大学谢俊美教授认为，中国甲午战败的主要原因是：１、国人普遍存在盲目虚骄、对日本心存轻蔑情绪所致。当清朝许多官员在奏章中贬称“蕞尔岛夷”之时，日本不仅在综合国力、军力上已超过中国，而且早在虎视眈眈、伺机发动侵华战争。这种虚骄心态的存在主要源于：（１）传统的夏夷之辨和以国家大小论胜负的认识误区；（２）中法战争中的镇南关、谅山的“捷胜”与北洋海军的建成。古代兵家称，敌国外患，无代无之，麻木轻敌，必致败亡。中国甲午战败再次得到验证。２、朝廷上下腐败，主和避战，是导致失败的直接原因。３、军队腐朽，不堪一击。总之，无论从清朝朝廷的决策，还是到统帅的指挥与军队的素质，当时中国都处于中世纪的水平。而当时的日本则是“练兵全用西法，西式枪械亦能运用自如”。反差如此之大，这就完全可以想见甲午战争的结局。
国防大学科研部副部长武桂馥研究员则从海战的失败总结道：１、海洋观念落后是甲午海战失败、北洋海军覆没的根本原因。因为海洋观念落后，必然导致有海无防，有防不固的局面。２、北洋海军成军之日，就是它裹步不前之时。没有始终如一地加强海军建设，是甲午海战失败的直接原因。３、军队领导与指挥体制不顺，导致无法协同作战，是甲午海战失败的关键。
勿忘甲午，鉴古知今。大家一致认为，甲午国耻虽然过去１００多年，但它给中华民族造成的伤痛，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今天，我们虽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面对竞争激烈、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我们仍要强化忧患意识，勿忘甲午耻，面对新挑战，要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励精图治，加快建设，迅速提高综合国力，使历史悲剧不再重演。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强国之梦，跻身世界民族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