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可以分为若干阶段，其中必定有一二个重大转折将人生划分为不同的板块，改变命运的总体轨迹，将人生牵引至另一方向，涂抹成另一种色彩。 1978年高考制度改革，是我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
随“右派分子”母亲来到农村
在重庆北温泉附近，嘉陵江温汤峡的出口处，有一个大的回水沱，地名叫大沱口。大沱口西岸有一个古色古香、长度不到一公里的小镇叫金刚碑。沿着纵贯金刚碑镇的一条小溪往上走，出了镇子，便是两山夹一沟的一条狭长山谷。沿着山谷往上，一直延伸到缙云山麓的密林中，这之间的所有田土都属于一个生产队所有，这就是“文革”前的北碚区金龙公社金刚大队金刚生产队，“文革”中改名为红光公社红光大队红光生产队，现在的金刚乡金刚村金刚队，人口有300多。
我出生于1951年。在我9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10岁的时候，我的母亲改嫁给金刚生产队的一个农民，从此开始了我和我的妹妹孙丹平长达17年的农村生活，而且此后我们也改姓李，直至1978年我们一起考上大学才改回姓孙。
我的父亲孙铭勋，曾是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副教授，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1年1月20日去世。父亲去世刚刚4天，1月24日，西师有关部门就来命令迁移户口并退房子。因为母亲邝忠龄的行政关系原本属于西师附小，这时西师附小脱离西师，划归北碚区管辖，附小教职工的行政关系也都划归北碚区了。当时母亲并不在学校，而是在农村劳改，住在右派们集体住的草棚里。
母亲不知到哪里去找房子，更不知道怎样安顿9岁和6岁的两个女儿。只好暂时让两个孩子跟外婆一起借住在西师家属办的缝纫组里。1961年冬天，母亲把我和妹妹接到了农村――北碚区金龙公社金刚生产队，她正在那里劳动改造，母女三人就住在公社食堂里一间漏雨的小屋中，小屋里堆放着杂物，一股鸡屎味，满是跳蚤。数月后母亲嫁给目不识丁但人品很好的农民李文德。
当时正是三年大饥荒最严重的日子，李文德家刚饿死了一个3岁的小侄女，不久又饿死了他60多岁的老母亲，但是全生产队来年的种子粮就由李文德保管着，颗粒未动。李文德是生产队副队长，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所有农村干部人人过关，交代“灾荒年辰贪污了多少粮食”。在清查过程中，许多农村干部的日子不好过，当然其中也不乏冤假错案。李文德却很快过关。“四清”之后很多年，他一直自豪地说:“我没有问题，我只有五斤包谷！”意思是在饿死人无数的三年大饥荒中，仅有一次，由他做主，和大家一起私分了本应上缴国家的每人5斤包谷原粮，性质上属于“截留私分”，但因为是群体行为，法不治众。“文革”初期，同学约我外出串联，继父和母亲都不准我去，说“不能占国家的便宜”，他们指的是乘车不买票。
1962年春天，继父在房前屋后的荒地上所有能种南瓜的地方，全都种上南瓜。母亲回忆说:“1962年春夏，全靠他种下的南瓜救命，从春天吃南瓜叶子开始，吃南瓜花、嫩南瓜、老南瓜，才度过最后的饥荒。”
小学毕业差点当了石匠
1965年，我13岁，从重庆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毕业，属于“家庭出身不好”那一类。1962年开始在学校里全面贯彻阶级路线，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都不能正常升学，而只能就近升入所谓“民办中学”。当时的民办中学其状况就跟现在的末流学校差不多。有些人干脆不再念书，早早地自谋生路去了。
母亲是清醒的，估计她经过了长久的思考，暗自替我考虑着出路。既然不能升学，不如早点另想办法。看到当时的知识分子政策，她觉得与其读那险恶多舛的书，不如做个政治上安全的劳动人民，还可以早点自立。
1960年代中期，嘉陵江小三峡中最为幽深秀丽的温汤峡东岸，有一个小小的采石场，打制石砚（就是北泉特产的砚台）和石磨（农家必备的将原粮磨制成粗麦面、玉米面的工具）。从北温泉隔江望去，能看见江对面有不大的一片白生生分割开来的石块，有三五个人影活动于其间，隐约还有叮叮当当之声。
母亲曾悄悄渡过嘉陵江，来到采石场，她跟师傅们商量，说她的女儿小学毕业，想到贵地求碗饭吃，孩子能吃苦，性格温顺，万望师傅们收留，有关手续，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估计师傅们也慷慨答应了。
我母亲这个想法的源头应该追溯到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理论。陶先生主张，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进行什么样的教育，就直接从生活中学习。我们家在不幸中一直遵循这个主张，正视现实，努力奋斗，求得生存。
温汤峡东岸的山顶上是西山坪，西山坪北面不远，就是草街子古圣寺，那是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原址。正因为这个采石场距离育才学校原址如此之近，有一种对比才更加强烈。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设想了这样一个美好的社会:不分阶级、不分贵贱，所有的孩子都能受教育，使教育成为人民自己的教育。陶先生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民主”，他去世后被群众谥封为“民主之魂”。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就是在南京晓庄师范、重庆育才学校进行实践，并逐渐完善起来的。我的父亲曾担任育才学校社会组主任，为“生活教育”理想大声疾呼，身体力行。为了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受教育，陶先生和他的弟子们奋斗了一生。
然而这时，石匠的命运已经摆在我面前。
事情的转机来自于我的班主任老师艾淑芬。艾老师向母亲说，离此地60多华里的青木关镇，有一所新办的中学，才招收第一批学生，因为距离较远和不知底细，很少有学生愿意填报志愿去该校的。艾老师建议我填报这所学校。后来我以高分（很可能是总分第一）考入青木中学，新生入学名单上我排在第一名。教导主任谢映冰很欣赏我，对不止一人夸奖过。可惜9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谢主任因为“资产阶级思想”而大吃苦头。这个崭新的学校，修了崭新的7幢大楼，也仅仅招收了我们这一届324名学生，便因“文革”停办了。
1973年，与命运的转变擦身而过
1969年元月，我从学校正式迁移户口下乡，回到金刚生产队，成为“下乡知识青年”。
1970年代，贯彻“工农兵上大学”的政策时，我经历过两次贫下中农推荐，两次都被卡了下来，致命的问题是“出身不好”。但是出身哪儿不好？除了父母亲“双右派”，似乎还有别的问题，似乎我的父亲还是一个“大”什么。究竟“大”什么？谁也说不明白。只有母亲明白，但她决不会对任何人说。
“文革”结束后，父亲孙铭勋的情况才逐渐弄清楚。他本是贵州的农民子弟，1928年离家出走，到了南京，进了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学校。他彻底接受陶先生“民主教育”的主张，决心按照陶先生“生活教育”理想，去实现“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宏伟教育目标，实现“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的伟大蓝图。
1935年父亲在南宁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父亲辗转来到重庆。
1948年重庆发生“挺进报”事件，许多地下党员紧急撤退离开重庆，父亲在这时承担起育才学校重庆分部主任的重担（育才学校主体已迁往上海），坚持到解放军接管重庆，建国后被任命为重庆育才学校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但是自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父亲就成为重点批判对象。他不肯承认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是错误的，他曾以自杀抗议非人的折磨。他被开除党籍，开除一切公职。后来辗转调动到西南师院当教师，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分子”。不仅他自己受尽磨难含冤去世，全家人也都受到株连。
我当时对这些都一无所知。
1973年7月2日中午，一个大队干部叫我写上大学的申请，我写了，但并没有认真，不抱什么希望。下午社员大会讨论，候选人有三个，我，女知青黄某，回乡女青年廖某。首先否定的就是廖某，因为大家都认为她不是读书的料，而且当着她母亲的面直接提出来。她的母亲是妇女队长，女儿被否定，就转而推荐我。还有记分员刘远明和果树组的组长梁万华等人也极力推荐我。
劳动表现好，是许多人极力推荐我上大学的原因之一。1970年代，金刚生产队分为三个生产组，最下面靠近嘉陵江的是第一组，中间靠着渝南（重庆至南充）公路的是第二组，最上面靠近山林的是第三组。我家在第一组，地处山沟，担粪要到嘉陵江边的金刚碑镇，从下往上担，坡度很陡，劳动强度很大。有几年专门成立了担粪组，全是青壮劳动力，记分员刘远明是组长。他提出，光有男劳力不够，还要有年轻女子参加。我就参加了。后来继父怕我太累，要我回妇女集中的组，刘远明不同意，他说人手实在不够，我就一直留在担粪组里。
这应了后来流行的一句话“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最累的，是从金刚碑街上的公共厕所舀粪，一直爬上坡，担到最高的一座叫“尖坡顶”的山头上，全程近1公里，仅有一小段平路，其余全是陡坡。规定了每人每天7次的定额，来回十多里路。每挑粪桶能装多少斤都用秤称过，根据粪桶的重量定工分。我那挑桶的重量是62.5斤。给庄稼淋粪也由担粪组承担。于是我，还有另外一两个女社员，跟着一帮男劳动力，整天都挑着桶，从这坡到那坡。
其实我在挑粪组很愉快，开始时年龄最小，不怕吃苦，也不计较是否吃亏（吃亏与否有我的继父掌握着，不需要我操心），他们对我很好。工分还能拿妇女最高分（7.5分）。我们队工分值算比较高的，每10分最低是4角多钱，最高曾达到7角多钱，周围几个队羡慕死了。我下乡后，第一次公布工分时，我竟然挣下了全队妇女中的最高分，得到许多人夸奖，自己也很得意，充满成就感。
我也不喜欢妇女扎堆的那种氛围，充满着无谓的鸡毛蒜皮的矛盾，跟我所想的相去甚远。我当时正在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所有能找到的马恩列斯的书全找了来，一有空就硬着头皮啃，后来还将《资本论》通读了两遍，尽管基本看不懂。这种情况在知识青年中很普遍，那时谁也不可能系统地学习，都是各显神通，能抓到什么书就啃什么书，如饥似渴。这种自发的、盲目的、狂热的学习，真还成就了不少77级、78级的大学生。
当生产队决定向果树队的方向发展，大面积改种果树时，我被调到果树组上班了。组长梁万华。果树组的工作带科研性质，令人着迷，我兴趣浓厚。特别有趣的是冬天的剪枝，科技含量很高。组里曾经派我到附近的澄江镇、歇马镇的果树队去参观学习，不用说，我态度极其端正严肃，笔记本上，规范地画满各种枝枝杈杈，用端正的笔迹写下说明文字。我们种过广柑、苹果、桃子。广柑树早已成林了，现在包产到户，秋天家家都能收获大堆大堆的广柑，每家自己想办法卖（以前是集体销售）。现在我偶尔回到金刚碑去，每次都有好几家人争相送广柑给我。
我从1972年下半年起担任记分员，每天下午三四点钟便拿着记分册，到各处山坡上去现场记工分，有时第三组在缙云山半山上劳动，我也得爬上山去。每个月公布一次工分。广泛接触社员，全生产队的人都认识并了解我。
除劳动外是参加社会活动。“文革”中，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很活跃，几乎每个大队都有一个宣传队，参加公社的文艺汇演，公社再抽调各大队的尖子组织公社宣传队，去参加区里的文艺汇演。我和我的妹妹丹平活跃在大队宣传队里，我还担任了副队长。在那个时代，文化生活贫乏，宣传队是农村青年最好的聚会场所，许多人参加宣传队，就是觉得这里很好玩。北碚区文化馆的老师们，如至今健在的周传勋老师，邵小瑛老师，已去世的王庄老师等，经常下乡来帮助我们修改排练节目。有一年在周老师的帮助下，我们拿了全公社文艺汇演第一名，非常兴奋。各个宣传队里的骨干，都是知名度很高的“明星”，全公社甚至区里都认识，我和妹妹就是全公社知名的人物。
这里简单说一下我的妹妹丹平为什么不能得到推荐。妹妹被挑选进入公社宣传队后，和其他队员一起住在公社集体宿舍里。她在日记中对宣传队某干部（一个回乡女知青）发了几句牢骚，也就是小姑娘之间的小矛盾。这个回乡女知青正在争取被推荐上大学（她后来上了清华大学），她翻看我妹妹的枕头被子，发现了日记，看到了对她的议论，怒火中烧，不能容忍本应该夹起尾巴做人的“黑五类”子女竟敢有自己的想法。她便将日记本交到公社党委，不依不饶，要求处理。党委抓住日记中的一句话“我的妈妈在1957年受了打击”，说是“恶毒攻击伟大的反右运动”，把我妹妹开除出公社宣传队，让她回到生产队。这相当于受了政治处分，此后我妹妹一直抬不起头来。到1978年我妹妹考上大学，她坚持要求公社党委把日记本还给了她。
1973年，虽然推荐了，我们生产队却没有人上大学。
1974年，众望所归仍难遂夙愿
1974年8月，又分配来一个工农兵学员名额。这次，为了推荐我，许多社员和主持推荐大会的大队王书记尖锐对立，推荐大会闹翻了天。
那天的情况是这样的:北碚区招生工作组一位干部来参加我们生产队的推荐大会（好像还有公社的干部参加，记不准了）。有上面来的人参加，开会就格外认真。候选人还是三个，我、女知青黄某、回乡女青年廖某。大家都知道姓黄的有个哥哥在上层极力为她活动，也在生产队里拉拢干部，据说只要生产队通过了，公社和区里都没有问题。王书记要推的就是黄某。这种做法使许多社员反感。
金刚生产队的社员构成不那么单纯，很多都不是世代务农的。自清朝至民国时期，金刚碑是繁华的煤炭码头，金刚生产队的很多社员都是从小赶马帮驮煤炭的力夫。1950年代金刚碑衰落了，赶马帮的力夫纷纷落户附近转为农民。我的继父解放前赶过马，从缙云山上驮煤炭到嘉陵江边上船。他小时候喜欢给马尾巴编辫子，后来他给我梳辫子时，嘴里念叨着“和编马尾巴差不多”。
金刚碑曾经灯红酒绿，青楼歌榭，社员中有许多都是见过世面的，据说有个女社员还曾经是妓女。总的来说，中间第二组的社员比较精明，好些都做过生意，搞过运输，懂得生意经。江边第一组的社员比较朴实木讷，第三组在缙云山麓，习近山民，性格比较直率野悍。
金刚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姓王，当时签字盖章都由大队掌权，生产队是无权的，因此王书记有点势重。由于王家就住在第二组，他的家人都是第二组的社员，因此生产队的事情他也常常直接干预。王书记家并不是真正的农民，他家里以前是做生意的，心眼儿比较灵活。我的继父小时候和王书记有过交情，关系也一直不错，但是两人的品格不一样。
王书记并未树立绝对权威，我们靠江的第一组和靠山的第三组的社员，许多人对飞扬跋扈且私心很重的王书记不满，具有逆反心理，敢于顶撞他，甚至会破口大骂。这就为1974年8月推荐上大学的群众大会的激烈斗争埋下了伏笔。
推荐大会是下午开的。平时开大会，经常由我读报，因此大会开始前，我照常为大家读报。王书记陪同招生工作组的干部进来时，他顺手将我正在读的报纸抽走，递给了黄某，叫她读。招生工作组的干部马上就注意看她。
推荐大会的程序为:先请招生工作组的干部讲话，再由申请人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体会，以及上大学的动机目的，然后贫下中农鉴定（自由发表意见）;最后确定该谁去。
于是，招生工作组的干部宣读了招生宣传提纲，说明生产队的推荐只是最基层的推荐，之后还要参加大队的、公社的推荐。王书记就叫黄某先谈。
黄某有备而来，写了厚厚一叠发言稿，她使用了相当多的文学手法，融入大量形容词。这一招表现给工作组看是可以的，但是社员们听着却颇不耐烦，有人就议论这是她哥哥帮她写的。进行群众评议时，王书记先表扬黄某“表现确实很好”，说她路线斗争觉悟高，阶级斗争观念强，敢于反潮流，文化水平也很高，有很多先进事迹，等等，定了基调。然后请社员提出优点，特别强调:“要看主流，缺点是次要的。”预先安排的3个社员就先后站起来，表扬黄某劳动踏实，认真接受再教育，积极参加夜校上课，为不识字的贫下中农写信等等，区招生工作组的干部认真地记录。随后王书记再次表扬黄某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觉悟高，积极批林批孔。由于上纲上线调子太高，之后陷入僵局，没人发言了。
王书记就叫廖某发言。廖某的发言比较简短，也有几个社员表扬了她的艰苦奋斗精神。
我第三个发言。我发言时，王书记不耐烦了，我刚说完，他就着急地催促说，太阳都快落坡了，请大家抓紧点。于是许多社员给我提意见，当然也都是优点。这次是自由发言，并非事先准备好的，有的三言两语，有的语无伦次，秩序有些乱，争先恐后的。招生工作组的干部请大家不要着急，一个个来，不然他没法记。
发言完后，王书记走到会场中间。他非常自信，直接向大家发问:“现在最后决定，我们生产队推荐谁？”于是一片声乱叫，大多数叫的是我的名字，少数叫的黄某的名字，廖某则几乎没有得到支持。
王书记虎视眈眈扫视会场，厉声发问:“到底哪个去？”
这次支持黄某的声音占了上风，但是多数人沉默着。有人提议举手表决。王书记也同意举手表决，规定了每人只能举手一次。
王书记先叫同意黄某读大学的举手，举起的手肯定不到三分之一。他又叫:“同意李丹年读大学的，举手！”这次举起的手是绝对多数。
好像是公社来的干部就宣布:“金刚生产队的贫下中农讨论推荐了李丹年同志，过几天请李丹年同志参加大队的推荐大会！”
人们就“哗哗”地鼓起掌来。没有想到，廖某的母亲，生产队的妇女队长，怒气冲冲大叫起来:“不合理！就是不合理！为什么举手表决时没有我的女儿？我有意见！”
于是商量再表决一次。天快黑了，昏暗中，有些社员大叫:“不同意再表决！”有的人干脆直接说:“你那女儿无论哪一点都比不过丹年！”
王书记使出了杀手锏，他黑着脸，阴沉沉地厉声说:“这里面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大家要擦亮眼睛，不要上当！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他的意思非常清楚，他指的是我的“出身不好”，“黑五类子女”。
刚宣布进行第二次表决，一个中年社员跳起来，他挥舞着拳头抗议:“啥子怪名堂？我决不表决两次！刚才我赞成的是丹年，再要表决，我弃权！”他说完就擅自走了。大门外暮色苍茫，夜雾正在升上来。很多社员都心慌了，尤其是家务繁重的妇女们，都嚷嚷着:“天都黑了，表决个屁！”“老子回去了，弃权！”“我们弃权！”一下子走掉了好几个人，余下的更是人心惶惶，许多人发牢骚道:“还煮不煮夜饭啦！”“猪都饿急了！”有的人问:“举了手就可以回家了吗？”许多人互相建议:“我们快点举手，举了手回家！”
王书记趁势宣布:“大家听着，每人只许赞成一个，举过手就可以回家了！”他大声宣布:“赞成黄×的举手！”陆陆续续有人举过手出去了，大约有三分之一。然后宣布:“赞成廖×的举手！”
有十多人举了手，出去了。还有大约占总数一半的人固执地留在会议室里。
当宣布“赞成李丹年的，举手”时，所有的人都举起手大叫着“哦呵呵――”，一起拥了出去，记数的人手忙脚乱，嘴里不停地数着，最后报出的数字，大约是当天参会的人数的一半。
1974年8月，我虽然在生产队赢得了选举的多数，却并没有上成大学，我“出身不好”的现实，决定了我不可能进什么大学。
1977年，终于如愿走进高考考场
虽然看不到出路，我对知识的渴求一如既往。大约是在1975年夏，我到西师去，打听到中文系曹慕樊先生家住处，上门去自报家门，说我是以前中文系教师孙铭勋的女儿，希望曹老师教点知识。当时曹老师胸前挂个“黑五类”牌子，每天打扫公共厕所。他很亲切地接待我，问我打算干什么，我盲目地回答:“不干什么，就是想学。”曹老师便让我每周去一次，和他的小孙子，还有一个女孩一起，晚上拉个电灯泡，坐在门前树影下，教我们古典文学，从唐诗绝句开始。至今我记忆中的古文，最牢靠的还是曹老师教的那些唐诗绝句。每次都是下午去，学完了摸黑走回金刚碑去。
好景不长，有一天我去得早，曹老师不在，病床上的师母告诉说，曹先生多年没上讲台了，他说梦话都在教书。给我们几个上课，他高兴，也兴奋，每次讲课后都失眠，彻夜辗转，第二天要扫厕所，精力不济，要遭到工宣队训斥，身体也受不了，希望我主动提出来，不再学了。我只好告诉曹老师说生产队有事，我不能来了。曹老师很失望，我们依依不舍。他送给我几本高校语文教材，主要是语法知识和古文，叫我好好学，也许今后能用上。
这时我才接触到语法基础知识，这对我后来考大学真是有用极了。
1977年接近年底时，传来了招生制度改革、恢复高考的消息，通知所有符合条件的青少年前往公社报名。我和妹妹都去报名。我是初68级学生，“老三届”最低一级，1965年秋天入校，1966年夏初“文革”开始，实际读初中的时间仅仅9个月不到。妹妹1972年从市22中初中毕业，好歹算个初中毕业生。
报名处的工作人员认为我学历不够，不允许报名。当时我的思想正在发生逆转，性格也由温顺开始变得暴戾，我气势汹汹地揪住了那个胖胖的中年妇女（招生工作组长）的衣袖，把她拖到墙上张贴的《人民日报》招生简章面前，粗着嗓子质问:“你没看这个？”
招生简章上有“……或者具有相当于高中毕业文化程度……”这一句。
她反问道:“你用什么来证明你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呢？有小发明吗？或者，文章登过报吗？”我急中生智说:“我写过小说。”她不相信:“你？你发表过小说？”我只好承认没有发表过。“但是，凭什么说我的小说比发表的小说差？”我又放软了语气说:“明天我把小说送来审查，行吧？”她点头答应了。
以前我以1974年那次“推荐上大学”闹剧为素材写的中篇小说《竞争》和大量练笔的文字让我有底气。当晚熬个通宵，写成了近万字的“小说”，第二天昏头昏脑的，红肿着眼睛跑到公社，终于报了名。
1977年12月某一天，参加高考。没有复习，没有准备，也并不很激动，潜意识里对各项政策都不信任，依然怀疑这是在捉弄人，并不抱很大希望。
走进了设在市22中学的考场，一看，满教室的考生都是些才离开学校不久的知青和应届高中生，比我们姐妹俩年轻得多，显然大多没有经历过政治迫害，不像我和我的妹妹面带菜色，瘦骨嶙峋，心情抑郁，表情压抑。我正感到自卑和沮丧，忽然有位老师来问:“本考场除了英语以外，还有无填报其他语种的？”一个应届生模样的男孩开玩笑地说:“我报西班牙语！”引起满堂哄笑，我又感到心理一挫:还有西班牙语这种专业吗？说明自己知识贫乏，眼界狭窄，能考上吗？更不抱希望。
语文、数学、史地、政治、英语，一共5科，考了两天半。考完后，上街时遇到曹慕樊老师的老伴，师母问我默写毛主席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怎么样，我说默写了啊。她问你怎么知道要默写毛主席诗词？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毛主席诗词37首，加上几首没有公开发表的，我都能默写，连标点符号都不会错。
1978年，命运的变奏
1978年在饥饿中开端。川东农村从1976年开始的大饥荒，到1978年春达到顶点，延续了两三年的饥荒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为继父死后，我成了当家人。母亲、外婆、妹妹、弟弟和我一家五口，每天靠牛皮菜、白菜、萝卜，掺上很少一点粮食度日。我去澄江镇买过黑市粮票，7角钱1斤，买了5斤粮票，再去市第一师范学校找一位姓谭的教钢琴的女老师借粮本买米。全家靠这5斤米掺上大量蔬菜，度过好几天，直到生产队买回一卡车红苕和胡萝卜分给大家。长期“以菜代粮”的后果很严重，好几个夜晚，我都趴在床沿上“哇哇”地吐黑水。
1977年冬天的高考，我和妹妹都上线了，元旦后，通知我们去体检。体检完出来，妹妹先走了，我却头晕目眩，站立不稳，估计是体检过程中经抽血和检查腹部等等折腾，低血糖病发作。顺势坐在北碚文化馆下面、中山路的大街边上，背靠着法国梧桐树，气息奄奄地望着过往行人，那时有许多从广安县逃荒来的饥民，我的样子和饥民没有区别，没人注意我。坐了20分钟，慢慢走回金刚碑去。
跟着填报志愿。能供我选择的学校实在有限，填了“綦江县师范学校”。妹妹填了“重庆幼儿师范学校”。等着发榜，等到几个批次的录取通知书都发下来了，却没有我们的动静。母亲辗转托人打听，原来北碚区管教育的部门依然认为我们这些人“出身不好”，把这一类人的表格都压下来了。
不过春风已经吹遍大地，能够强烈地感觉到改革开放的脚步声。我和妹妹憋足了劲，准备参加1978年夏天的高考。这次不再打无准备之仗，我们认真地学习和复习，找了许多课本和资料书来看，整天沉浸在高考的氛围里。这时沉寂了十多年的中学老师们也忙碌起来，市22中的老师们，其中也有书香之家的后代（如西师历史系教授郑诗虞的儿子郑敖，当时就在22中教书），他们应众多考生之请，每天晚上为大家讲解难题，不收费，场面非常热烈。记得许多间教室都座无虚席，迟到的只好站着。老师说话时，鸦雀无声，到了提问时，争先恐后。考生年龄跨度也很大，从15岁到30岁都有。
顺便说到，市22中就在1940年代梁漱溟先生创办的勉仁学院原址，处在我们生产队田土的包围之中。梁漱溟先生倡导乡村建设，要全方位地改变中国乡村的落后面貌。梁先生不会知道，勉仁学院周围的农民，从1959年开始，经常都处在半饥饿状态，吃糠咽菜，哪里谈得上乡村文化建设。
我的数学底子薄，初中时只学到一元一次方程。1977年冬天考试，数学只解了第一道题的前两个步骤，每个步骤4分，一共得了8分。心想，这次不行啊，一定得学完高中数学。
西师历史系有个赵彦青老师，是“右派分子”，和我母亲在一起劳改过，他的妻子是中学的数学老师。赵老师允许让他的老伴教我数学，我每天下班以后从金刚碑走到西师，住在他们家，断断续续近一个月，先听讲，深夜在小厨房里自己解题。白天还得回生产队上班，也感谢队长梁万华，他非常宽容，找了个青年暂时接下我的出纳工作，经常让我下午3点钟就下班，有需要去北碚买的东西也尽量安排我去，有利于去西师学习。经过三四个月时间，硬是把数学从初二学到了高二，当然学得很粗糙，有个印象而已，谈不上牢固掌握。
30年过去了，住在赵彦青老师家的那段时间，所有强记硬背的知识，数学几何，叉叉角角，全部忘光，唯一清晰地烙在脑子里的，只有无意中发现的赵老师家厨房里、装在一个长方形小饭盒里的冬瓜糖。那些白色糖块比大拇指小，比食指尖大，包裹着白霜，捏着是硬的，入口是酥的，非常甜。我知道不应该偷东西吃，何况那个时代买任何东西都要凭票，任何物品都来之不易。但是实在太饿了，尤其到了下半夜，饿得一阵阵发晕，头昏眼花，肚皮贴着脊梁骨，腹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产生热量。忍不住偷吃了第一块，然后第二块，不超过三块。离开赵家时，这盒糖已减少了三分之一。也许赵老师和他家人发现了，但是他们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说，我永远怀着歉疚。
1978年高考，本科录取线是275分，我考了308分，其中数学20分，我被西师中文系录取。重点大学录取线是340分，我妹妹刚好在重点线上，被川大经济系录取。这年，我27岁，妹妹24岁。
1978年10月28日，队长梁万华派了一辆手扶拖拉机，装上铺盖卷和简单物品，两个小伙子开着拖拉机送我到西师。手扶拖拉机进入西师小校门，冒着黑烟，突突突地穿过大半个校园，一直开到中文系女生住的杏园。
尾声
1978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我和我的家庭的命运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从1966年夏天停课闹革命开始，我脱离正规的学校教育已经12年了。1978年深秋，我终于走进大学，领到了教材（部分教材还是打印和油印的），满怀着新奇的感觉坐在教室里，老师们“传道，授业，解惑”，为我们指点学习的途径，我们接受着基本方法的训练。我知道自己回到了求知的正道上，与农村生活相比，重要的是获得了学习条件，此后可以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了。
我的家庭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的母亲积极为父亲冤案的平反昭雪而努力。在母亲的争取和原地下党老同志们的支持下，我父亲的所谓“错划右派”问题终于在1979年1月得到改正，1981年5月恢复中共党籍，1984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孙铭勋教育文选》，2007年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陶门弟子・教育家・孙铭勋》，全面恢复了名誉。
我母亲的所谓“错划右派”问题也在1979年得到了改正，由乡下的金刚碑小学调回西师附小。1985年母亲退休，之后还继续主持过两个素质教育整体改革实验班，1990年代还参与创办过两个实验幼儿园。她为实践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的理想继续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