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花盛开的季节，她走了，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踩着十里飘飞的槐香，我走回故乡。 娘，今日为甚不见你站在村口，用颤抖的双手搭起凉棚，望我而归? 目睹破败的门楼，望着瓦棱间随风摇曳的凄凄野草，泪光中，我仿佛见娘那可亲的微笑，又轻轻绽放在茫茫的槐花之中。
15年前的一个傍晚，踏着夕阳的余辉，带着满身槐香，父亲回来了。他身后领着陌生的她。她中等身材，白皙的脸上，一双乌溜溜的眼睛温和地端详着我与姐。从此，她走入我们的生活。那年，我6岁，姐9岁。
父亲是个石匠，他成天钻在后山，叮叮当当地凿着我们心乱如麻的生活，半月不能回一次家。我和姐都不愿跟她接触，总是用奇怪的目光注视她，更不开口叫她一声“娘”。而她若无其事，白天到队里下地干活；夜晚又坐在油灯下缝缝补补，很少说话。
我与姐最害怕那黑洞洞的夜晚。当那茫茫暮色笼罩整个小院时；无以言传的孤独与寂寞便袭上我们的心头。这时，她总会一边干手中的活，一边给我们讲牛郎织女，讲孟姜女哭长城，讲狐仙，可我们仍是盼望父亲回家。只有父亲回家，我们才会感到真正的欢乐。
记得有一次，姐哭着从学校跑回家，满脸沮丧。姐说她不念书了。因为同班的男生都骂自己有个后娘，她听完，脸唰地一下红了，一直红到耳根。她叹了一口气，又赶忙蹲下来边擦姐的泪边说:“别听他们胡说，书，还是要念的。”不论她怎样哄劝，姐就是不听，并张口骂她，她气坏了，顺手从炕上抓起笤帚，照姐就打来。我吓坏了，可转眼一看，她握着笤帚的手竟停留在半空中。眼泪扑簌扑簌地滴下来，落在姐的脸上。
虽然父亲不在家，但自从她走入这座小屋，我们的家便像样了。我们的家庭也渐渐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她把所有的家具擦得锃亮，整个小屋摆设得井井有条，干净利落。我与姐则跟她始终不亲不热，自然不会早回家。一放学，我们就绕山瞄洼的疯跑，像不着家的小狗。
1984年后秋的一个晚上，一封北京来信像一枚不大不小的石子，投进平静的生活湖面，顿然掀起我们家庭的轩然大波。
信是她父亲写来的。信中说，他已昭雪平反。因年事日高，思念之情倍增，希望她早日能回到他的身边。并说他已给她办好了一切回城的手续。
……
父亲默默地给她收拾东西，像沉稳的老牛。
“回去吧，我再也不能耽误你的青春。这辈子，我是感激不够你了。”父亲说得很凄楚。
她一句话都不说，只紧紧地盯着昏黄的跳跃的孤灯，想那窗外飘零的思绪。
那天晚上，她独自来到龙华河畔。
一轮微黄的淡月，静静地映在无声无息的河流里，像一声沉重的叹息，沉沉地悬在她的心头。
第二天，冒着蒙蒙细雨，我们送她回城。
又是龙华河畔。
弯弯的细柳，一动不动地伏在烟雨蒙蒙的水面，忘情地品味着人间这铭心刻骨的情调；远山早已迷失在潮湿而浓重的烟雾里；只有秋天的原野，裸展着自己的博大与丰实，深深地浸在丰收的喜悦与无限的包容之中。
望着她的泪眼，我的鼻子一酸，竟呜呜地哭起来，心里不知是种什么滋味。是对她十来年没打没骂养育之恩的报答?是对她温柔、善良、贤惠的感激?是对她无怨无悔体贴关注的恩谢?我说不清，也无法说清。
姐也泣不成声，哭成个泪人。
她久久地站在河畔，望着浓雾遮蔽的远方，蓦地，她转过身，擦掉眼泪对父亲说:“他爸，咱不走啦!”
“怎?”父亲愣住了。
“不为别的，我只为这个家!”
就这样，她又起早搭黑，点燃灶堂，点燃我们的生活。我不明白，是什么情感之线牵引着她，维系着她与我们的生命?甚至她怕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而冷落了我与姐。
第二年春天，北京来电。电文是:父病速归。
接到电报后，她第一次返回北京，去看望病危中的父亲。回到北京她父亲已经去世，留给她的只是深深的埋怨与3000块钱遗产。这在她家兄妹4人中是最多的。然而，考虑了几天之后她还是放弃了。她说，她有愧于自己的良心，有愧于这个家。
她原来是与家庭割离关系而下放的知青。
回家后，为了遗产，父亲与她大发脾气。而她没有反抗一声，只是用女人特有的心细默默地忙忙碌碌地操持着这个家，作为对父亲的回报。
秋天，我考上了县重点高中。与此同时，忧喜一同步入我家。
父亲蹲在檐前，一个劲地抽着闷烟，不表态。他仿佛一下老了许多。姐怔怔地用哀怜的目光看着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有她，操着北京口音，唠唠叨叨:“想考的还考不上，好易娃子有出息，再穷，也得让他念。”
可是，她说得太简单了，念书是需要钱的啊!钱!钱!钱!
后半夜，鸡刚叫过头遍，她就悄悄地起床走了。
一整天没有回家，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晚上，她带着一身疲劳与烟尘推开了家门。她从怀中一下掏出了785.20元钱。
“这是我下乡三年全部的积蓄，拿着念书去。不过，你要节省点儿，咱家不富裕。以后，我再慢慢想办法。”
她说得坚定、干脆、利落。
也是槐花盛开的季节，她永远地走了，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年她才40出头!
(闻利摘自《现代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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