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思维似乎热衷于按照经济实力、或者一个经济体相对于其他经济体的规模，来衡量繁荣。从仍具有影响力的重商主义核心理论和实力体系的角度看，它是正确的。重商主义奉行通过不断增加贸易顺差来积累财富。对其支持者而言，经济实力至少和富足繁荣一样重要。
参照历史经验，中国跻身现代世界主要经济体俱乐部的过程，可谓一帆风顺。考虑到中国的发展规模、增长速度及其经济政策中不加掩饰的重商主义倾向，这一跃升顺利得令人瞠目。不过，中国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却日趋紧张。下个10年，随着中国努力成为世界领先经济体步伐的加快，围绕这个国家的争议将不断升级。重商主义的“实力与繁荣”理论，又将导致一场摩擦，而这次摩擦会由于西方经济日渐疲软而愈加严重。
中国崛起令欧美对多边主义的前景生忧
几个世纪以来，总有人将经济规模与繁荣混为一谈，这让经济学家甚为厌烦。出人意料的是，犯类似错误的人还为数不少，甚至包括了几位著名的地缘政治学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最高的经济体是只有150多万人口的阿拉伯小国—卡塔尔。而其他排在人均GDP前5位的国家，都是对世界经济格局无足轻重的小型经济体。全球三大经济体中，只有一个国家，即美国进入了人均GDP前20名的行列。
我认为，人们早出晚归地劳作，并非出于扩大本国GDP的雄心，而是出于改善自身福祉的渴望。他们既不追问自己能为本国经济做什么，也不关心本国经济能为自己做什么。对优越生活的渴慕促使他们成为活跃的经济主体。我如此表述，并非想否认经济实力对和平、战争等其他社会事务的重要意义。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诸多政治领袖都犯了错，因为他们从经济规模而不是从富裕与否来判断本国的经济水平。
权威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 自1776年出版后便长盛不衰。作者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s）在书中谈到：“罗马的衰亡，乃是伟大过头所带来的自然而然、无可避免的结果。”同一年，另一部伟大作品《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出版。作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这样讽刺：“百余年来，英国统治者曾以我国在大西洋西岸保有一个巨大帝国的想像，使人民引为快慰。然而这一个帝国，迄今仍只存在于想像中。不是帝国，只是建立帝国的计划；不是金矿，只是开发金矿的计划。这计划，在过去以至现在，已使英国耗费得太多了，今后仍同样继续下去，将来费用一定极其浩大，而且，还收不到一点利润。”
历史事实证明，亚当·斯密此言不虚。不过，大英帝国又历经大概150年才宣告解体。二战后至今，英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可以被称作“管理衰落”—这是一个贬义词，用以描述这样一个过程：英国一方面依据世界新秩序逐步调整自身，一方面减少对其帝国体系的关注（这种关注最终荡然无存）。对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而言，事实也同样如此：帝国逐渐衰落，其掌控中的经济规模也随之缩减。
不过，伴随着后帝国时代的撤退浪潮，全球商业贸易新机构与新规则也逐步成型。这些政策创新解放了全球商业（也包括那些帝国体系之外的商业），并建立起管理国际经济及其政策的规则。它们还开启了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先河—50年来，跨境贸易与投资在地域、行业及功能服务等层面均实现扩张。欧洲大陆国家则走得更快、更远。自1957年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建立，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携起手来，共同减少乃至消除本地区的跨境贸易壁垒。
多边主义和地区主义使得老牌欧洲强国得以维持与其经济规模匹配的影响力。美国主导建立了二战后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欧洲诸国则不得不接受其领导地位。因为大多数国家最终相信，它们将是这一新体系的主要受益者。同样重要的是，为确保自己的国际影响力，这些国家也渐渐接受了欧洲内部的区域一体化进程。欧盟（European Union）不断扩大，不断深化，其主基调便是维系（暂不考虑提升）欧洲在全球的影响力。
然而，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并希望在多边经济机制中占据一个重要位置，这让美国和欧洲对多边主义的前景隐隐生忧。在“多边经济机制究竟在为谁服务”这个问题上，美欧身处一种尴尬境地。尽管仍从道义上支持多边主义，但美国和欧洲在回顾二战后历史后会陷入沉默—正是为了捍卫自己在世界经济和政策领域的优势地位，这些国家才创建了多边经济机制。
中国并未明确表示将如何借力这些多边机制。更通俗的说法是，中国并未明确表示将如何运用其获得新的经济实力。对此，欧洲比美国更加疑惧。尽管多边主义是欧洲为保持其战后影响力的应急策略，但如今的欧洲反而忧虑起这样一个问题：由于自身实力的衰减，再加上欧元区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自己在多边机制中的影响力正在降低。多边主义已经不能抵消经济衰落带来的实力衰减了。
中欧关系：经济上趋同，政治上分歧
对于自身的崛起，中国的应对略显优柔寡断。而面对自身衰落，欧洲的应对则是毫无章法。二者的分歧正导致双方贸易和经济政策出现摩擦。那么，这种关系将如何演变呢？
从乐观的角度看，中欧关系异常重要且十分成熟，因而不可能破裂。2008年至2009年，双边经贸往来出现了下滑，但如今正在复苏。尽管欧元区整体经济萎缩，但2011年双边贸易仍大幅增长。只要欧元区不解体，即便2012年贸易与投资增速放缓，欧盟与中国的双边经贸往来也会创出新高。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庞大的贸易和投资规模将双方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双边经贸关系日趋成熟。双方都不会允许这种关系因严重的经济和商业政策冲突而破裂。过去一年中，上述认知在中欧经济与商业政策关系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从悲观的角度分析，过去两年，中欧政策合作氛围明显恶化。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政策方面的合作充斥着误解、傲慢、不满以及愤怒。对欧洲来说，某些领域积累的挫败感即将爆发。随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而诞生的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已基本失效。它既不能成为双方就选择性市场准入问题进行有效谈判的论坛，也无法为双边经贸关系的未来战略图景提供对话平台。在某些政策领域，双边联络已差不多完全崩溃。相关领域的主要官员既不彼此交谈，甚至也不回复对方的电子邮件和电话。
最近，中国总理温家宝就欧洲金融稳定安排（EFSF）中中国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国悄然提供的少量资金进行了辩护。但对欧洲来说，这意味着希望破灭。较早时候，欧洲希望中国能为公共财政崩溃的欧元区国家买更大的单。而中国拒绝向EFSF投入更大资金，却反而加大了对IMF的财政资助。这或许是中欧双边政策关系受挫的信号。事实上，中国一直未能坚持自己的核心战略：即直接与欧洲打交道—最好是通过国家资本，让北京方面利用财政援助或贸易，促进双方在政策协议等方面的一致与亲近。如有必要，北京可直接与欧盟对话。中国选择通过一个自己并不信任的多边机构为欧洲注资，这能够说明中欧关系的现状。
中欧关系问题的核心是双方在国家、政府和国际经济政策方面的分歧，领导人的个人因素没有决定性作用。过去几年的经济危机削弱了中欧关系，但并非因为危机激起了新的经济争端，而是危机加剧了此前初现端倪的分歧。
为何欧盟西西弗斯式策略无法奏效
在对中国经济和商业政策方面，欧盟愈加表现出一种“西西弗斯”（Sisyphean）症状。如同那位被惩罚日复一日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欧盟不断要求中国对欧洲出口产品开放市场。还屡次采用挑衅的方法，通过设置诸多壁垒来强迫中国迎合自己。但这种策略收效甚微，就如同那块到达山顶便直滚下山的巨石。虽然部分欧盟成员国支持这种“唱红脸”的策略，但欧盟若想用贸易保护主义来威胁对方，那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欧洲既没有协定的支持，又缺乏必要的政策工具来实施这种策略。比如，欧盟委员会试图向美国学习，建立欧洲版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即将进行收购的机构展开国家安全方面的审查。但这种做法不符合《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的规定，只能作罢。欧盟委员会的角色始终是为其内部两个互相对立的阵营（在此是主张自由贸易的国家和具有保护主义倾向的国家）之间寻找平衡，从而促使欧洲逐渐放开其对外经济和商业政策。北京方面清楚这一点。因此放心大胆地无视欧盟的威胁和要求。
法国作家阿尔贝· 加缪（Albert Camus）在《西西弗斯的神话》（Myth of Sisyphus）一书中写道，西西弗斯永无休止的辛劳并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但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意义。虽然这是一种荒谬的意义，但只要从事这种重复的劳动，他就会获得“足以充实人类心灵”的快乐。这种说法可能令人奇怪，但目前许多欧盟政界人士的确满足于这种“快乐”，一种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对中国策略。另一方面，中国虽然在过去10年里获得了强大的市场力量，但在内心深处，中国拿不准该如何使用这些新获取的经济力量。
这一矛盾心理促使中国采取一种通常的做法：在国际社会中韬光养晦、静候时机，同时与那些可能迫使自己改变策略的主要经济体保持距离。但是，对中国这么庞大的经济体来说，这种策略并不合适。如果中国将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一直局限在获取原材料，并保持一种重商主义的贸易策略，其他经济体会倾向于不信任中国。如同19世纪的美国，中国今天已经跻身全球主要经济体行列，却尚未意识到：随着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一国也必须承担国际贸易体系中的相应责任。中国对外经济未来战略依旧成谜：中国政府是打算逐步接受基于市场原则的全球化，并在一个多边体系中承担共同责任呢，还是打算改写这套规则？
诚然，这个问题过于形而上且有失公平。加入世贸组织(WTO)后的10年间，中国基本遵守了相关规则。而在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两个机构中，中国的作用有限，但这在很大程度归因于现有大国无法接受世界经济已然重构的现实。而在中国参与制订规则的领域—比如二十国集团（G20）为应对危机制定政策措施时—中国的表现颇具建设性。
中国应汲取伊卡洛斯的教训
外界对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走向存在切实的忧虑。对欧盟而言，此次危机是考量中国是否忠诚于国际经济体系的试金石。欧盟是应二战后经济合作趋势而产生的，同时伴生的还有多边经济机制。与美国相反，大多数欧盟国家无力也不愿为多边机制提供资金。欧洲从美国在冷战期间的经济领袖角色中受益，但其提供的支持是以自身从中获取成比例的收益为条件的。当收益未在欧洲各国之间实现公平分配时，欧洲通常不愿接受新的贸易或货币协议，即便其结果有利于整个欧洲。数十年来，欧洲始终坚守这一观点，即自己是二战后国际经济贸易体系的主要受益者。许多欧洲国家迄今仍未摆脱这种观点。因此，它们认为中国获得远超其贡献的收益是不公平的。对于许多欧洲官员而言，开启中欧经贸高层对话的前提是中国返还部分收益。而当北京方面明确表示不打算遵循欧洲的套路时，欧洲人便愈发不满了。
但中国也并非全然无辜。它试图绕过欧盟去与欧洲打交道。中国政府官员经常宣称，他们不理解欧盟政治是如何运作的。从某种角度来讲，这可以理解。随着欧元区危机的爆发，外界对欧盟运作方式的困惑有增无减。欧洲的后现代政治人格根深蒂固。尽管世界上其他地区大多以典型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的现代国家主义观点看待国家、政府和政府权力，但欧盟恰恰相反，选择用后现代主义治理取代现代主义治理。欧洲各国政府心甘情愿地主动弱化本国的自治权和影响力，即便在事实证明新的泛欧权力结构难以担当重任之后亦不愿改变。国家经济利益则经过欧盟与其成员国之间的艰苦协商后加以分配。欧盟的政治结构建立在长期的内部协商基础之上：哪些可为，而哪些不可为。而中国政治家更习惯用硬实力说话。他们发现与一个以内部协商为基础的权力集中的欧洲合作，步履艰难且颇感威胁。在北京看来，这样的欧盟难以预测。
尽管欧盟复杂的结构令人困惑，但北京方面绕过布鲁塞尔的做法或多或少是有意为之。由于单个政府国家比整个欧盟更容易受影响，中国政府倾向于直接与欧洲大国打交道，即便是在那些显然应由布鲁塞尔决定的问题上。中国对欧洲采取分而治之的方式，可以在短期内获益。一个分裂的欧洲，将减轻中国在政治变革和经济改革上面临的压力。但长期而言，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将对中国及其经济利益产生负面影响。中国过度使用其大国战略，中欧关系则势必被削弱。
中国应汲取伊卡洛斯的教训。伊卡洛斯（Icarus）是希腊神话中艺术家代达罗斯（Daedaleus）的儿子，他与代达罗斯使用蜡和羽毛造的翼逃离克里特岛时，代达罗斯警告伊卡洛斯，飞行要量力而行，不要飞得过高。但伊卡洛斯想试探自己的极限，挥舞着翅膀越飞越高。开始一切都很顺利，那些从地面上仰望伊卡洛斯的人以为，这个长着翅膀的家伙就是神。很快，翅膀上的蜡被太阳融化，伊卡洛斯掉进了大海。
羸弱的欧洲不会令中国长期受益
中国有些人士认为，相较于一个行之有效的集权欧洲，赢弱的欧洲更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分而治之的战略或许几年内仍能奏效，但过不了多久，中国就会吃尽苦头：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难以依靠且无法预测，它将会忙于内部争斗，而无力为全球商业设计规则与政策。
想要维持与欧洲及其他经济体的政策关系，中国必须改变其针对多边经济机制的策略，必须拿出一套令人信服的做法，表明中国愿意看到这些机制不断发展。同时，中国还需更加认同这一观点，即自己将承担更重要的责任，保护国际商业政策和规则不受损害。只有愚者才认为，中国在经济、政治和制度等方面，已经具备与美国、欧洲争夺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的必要条件。中国想要获得更多信任，就应该调整其整体经济政策。中国需弱化（最好放弃）国家重商主义政策。这是一个重大举措，但应对一国崛起的难度丝毫不亚于应对一国衰落。
另一方面，欧洲应接受这样的命运，即其在全球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日趋衰落，未来10年的衰落速度甚至超过过去10年。但这种衰退不应妨碍欧洲实现其扩大福祉的抱负。欧洲向重商主义的微妙转变，只会加速其相对衰落的过程，但只要它远离此类错误信念，其发展福祉的能力就会得到提升。每一季度，中国就为世界经济贡献出一个与希腊相当的GDP。这个10年结束时，许多欧元区国家将愈加贫穷。简单的算术告诉我们，欧洲应该选择合作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