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百多年前清末实行的教育改革奠定了我国近代中学教育的基础。在以尊君尊孔为核心的教育宗旨指引下，清末兴起的中学堂实施了以读经讲经为重点的德育课程，推行了以制度考核为手段的德育管理，体现出社会转型期新旧杂糅、中体西用的时代特色。清末中学堂德育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仍未实现其拯救统治危机的初衷。
关键词：清末中学堂；教育宗旨；德育课程；德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2）10-0059-06
中学阶段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所接受的教育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中学德育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或阶级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对中学生施加思想、政治和道德等方面的影响，并通过中学生积极的认识、体验与践行，以使其形成一定社会与阶级所需要的品德的教育活动。一个世纪前的清政府，为了挽救末世危机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实施新政，在教育方面采取了兴学堂、废科举等诸多措施，期望通过兴办新式教育培养出能够维护其统治的新式人才。清末中学堂及其德育正是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探讨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人和事，对于今天的学校德育亦不无裨益。
一、清末中学堂的兴起
在中国传统教育中，从三代开始就有“小学”、“大学”的观念，但没有“中学”的说法，近代三段式学制系统中的中学教育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中学堂则是伴随着清末教育改革兴起的。庚子之役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机，举国上下要求变法呼声日益高涨。此种形势下，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不得不宣布实行“新政”。1901年1月，还在逃亡途中的慈禧太后颁布上谕，命内外臣工“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使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1]诏书的颁布拉开了清政府在各领域实施“新政”的序幕，其中就包括新一轮的教育改革。
“新政”中的教育改革以张之洞、刘坤一于1901年7月提出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为指导思想，在第一折第一条就对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学制提出了设想：“臣等谨参酌中外情形，酌拟今日设学堂办法，拟令州、县设小学校及高等小学校、府设中学校、省城设高等学校、京师设大学校”[2]。同年9月，清政府命令各地兴办新式学校，称“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院。”[3]这是“新政”时期以政府的名义下令兴办学堂的开始。按照清政府命令，各地纷纷兴办学堂，但在兴学之初，学堂发展缓慢，很多地方不知该如何兴办新式学堂。为了推进各地兴学，1902年8月，清政府颁布了管学大臣张百熙进呈的《学堂章程折》，共包括《钦定中学堂章程》等六个章程，对各地兴学进行指导，该学制即“壬寅学制”，是我国近代第一个由政府颁布的系统的学制。然而，由于学制本身存在的问题及清廷内部的斗争，该学制并未贯彻执行。次年，清政府命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重定学堂章程，于1904年1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该学制由22个文件组成，对国家的教育体系、课程设置及学校管理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初步构成了以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为主干的国民教育体系，这是我国近代第一个由政府颁布并真正得以实施的学制。新学制实行后，各地学堂数量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但从总体来看，学堂发展依旧缓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举制的阻碍。
科举制度在隋朝作为九品中正制的否定物刚刚出现时，体现出一定的进步性，但在历经千年运行之后，其所存在的弊病越来越多。到了清末，科举制度成为新式教育发展的严重障碍，朝野上下呼吁改革之声愈发强烈。先是要求改变科举考试的内容“废八股取士之制，改试时务策论”[4]，进而要求递减科举取士名额，1903年，张之洞等建议采取分科递减的方法，用学堂取代科举，欲图渐渐实现停科举、办学堂的过渡。1904年1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奏请递减科举，称：“奉旨办学堂已两年有余，但因科举未停，士林以为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所以人情不免观望，必须断其希望，科举立时停罢”[5]。清政府很快批准了这个奏折，称：“著自丙午科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届时候旨遵行。”[6]1905年9月，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上《奏请废科举折》，请求立停科举，推广学堂，疾呼：“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7]迫于形势，清政府诏准“著自丙午（1906）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8]至此，在中国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得以废除。科举制度的废除“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之废封建、开阡陌”[9]，该制度的废除为学堂兴起扫清了障碍。同年，清政府在中央建立了学部，各省设提学使，加强了对教育改革领导的力度。这一废一立大大促进了清末教育的发展，各级学堂在各地相继建立起来。
表1显示，科举制度废除后，清末学堂及学生数量有了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各地中学堂也随之发展。如福建省的中学堂及学生数从1902年的1所56人发展到1907年的14所1000余人[11]。直隶省的中学堂及学生数从1901年的2所168人，发展到1907年的30所2125人[12]。根据清政府学部学务司统计，到1909年，全国中学堂数量达到了460所，学生数达到40，468人[13]。随着中学堂的兴起，清政府开始了对新式学堂的德育建设。
二、确立以忠君尊孔为核心的教育宗旨
晚清教育并无统一的教育宗旨，不同性质的学堂所遵循的办学思想亦有不同。就官办学堂而言，最初以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思想为办学指导思想，戊戌维新时提出了“立学宗旨”这一概念。清末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有识之士愈发认识到确立教育宗旨的重要性。梁启超疾呼教育当定宗旨：“教育者，其收效纯在于将来，而现在必不可得见者也。然则他事无宗旨，犹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无宗旨，则寸毫不能有成，何也？宗旨者为将来之核也。今日不播其核，而欲他日之有根有芽有杆有叶有果，必不可期之数也。”强调“教育为制造国民之工具、培养人才必定宗旨、教育宗旨在养成特色之国民”[14]，王国维则主张教育宗旨当从德、智、体、美四方面培养“完全之人物”[15]。清政府在最初的“壬寅学制”中规定“设立学堂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16]，接着在《重订学堂章程折》中提出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宜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17]，随后在颁布的《学务纲要》要求“京外大小文武各学堂均应钦遵谕旨，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强调此次修改各学堂章程“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为训俗之方，以练习艺能为致用治生之具”，与前章相比“条目更加详密，课程更加完备，禁戒更加谨严”[18]。与学者所呼吁的教育宗旨相比，清政府虽制定了办学纲领或立学宗旨，但“此种宗旨，在当时只是附带提及，且忠孝二字含义太泛，包括不全，未能尽合于当时的需要”[19]。制定明确的教育宗旨成为学部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1906年，学部上呈《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正式提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教育宗旨。朝廷很快将这一教育宗旨以上谕的形式昭示天下：“兹据该部所陈忠君、尊孔与尚公、尚武、尚实五端，尚为握要。总之君民一体，爱国即以保家正学，昌明翼教乃以扶世。人人有合群之心力，而公德以昭，人人有振武之精神，而自强可恃，讲求农、工、商各科实业，物无弃材，地无遗利，期有益于国计民生。庶几风俗纯厚，人才众多，何患不日臻上理。”[20]该教育宗旨在内容上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以忠君、尊孔为核心，继承传统教育思想，利用传统文化培养忠君爱国的治世人才；二是培养“尚公”、“尚武”、“尚实”的新型人才，革除中国“私”、“弱”、“虚”之大病，反映出清政府希望通过教育培养新型国民，进而维护其统治的强烈愿望。这五条十字的教育宗旨与以前所颁布的“立学宗旨”等相比，在文字表述上更为简明清晰，在内容制定上更为丰富全面，具备了教育宗旨所应具有的基本要件和特征。该宗旨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以中央政府名义颁布的教育宗旨，成为清末各学堂办学的指导方针。清末教育宗旨的制定对各地各级学堂的德育起到了重要的规范、指导作用，北京的顺天中学堂将教育宗旨的上谕列到了学堂章程的最前端[21]，江西的南昌府官立中学堂将上谕列到了毕业文凭上部[22]，上海的尚公学校则直接以“尚公”为校名，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实用之技能”[23]为办学宗旨，着力对学生进行尚公教育，培养学生公共精神。此时，也有的中学堂不只从维护统治的需要，而且从培养国民、完善人格的高度确立办学宗旨，如鲁迅曾执教的绍兴府中学堂就规定：“本学堂参酌各国学制，准以定章，德育、智育、体育三者并重，冀造就多数完全之国民，使人格日益高尚”[24]，成为民国初年制定新教育宗旨的滥觞。
三、实施以读经讲经为重点的德育课程
清末，随着教育宗旨的变化，中学堂的德育课程也随之变化。《学务纲要》规定“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视中国经书为中国宗教，强调“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若失去读经之本，则学生“爱国爱类之心亦随之改易矣。安有富强之望乎？故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25]清末官定的学制均要求开设修身、读经等德育课程，反映出在西学东渐形势下清政府希望借助学校教育以中学拯救统治危机的愿望。壬寅学制规定修身课“当本《论语》《孝经》之旨趣，授以人伦道德之要领”，每周2课时；读经课讲授《书经》、《周礼》、《礼仪》、《周易》，每周3课时[26]。癸卯学制规定修身科摘讲陈宏谋《五种遗规》及有益风化之古诗歌，每周1课时；读经讲经科讲读《春秋左传》及《周礼》，每周9课时。比较两个学制，正式颁布并施行的癸卯学制更加重视读经讲经课程，首先在读经时间上学生学习的时间要远远超过其他学科，规定“每星期读经六点钟，挑背及讲解三点钟（间日背讲一次），合共九点钟；另有温经钟点，每日半点钟，在自习时督课，不在表内。”[27]其次在教学内容上要求更为详细，规定“讲《左传》宜解说其大事与今日世界情形相合者，讲《周礼》宜阐发先王制度之善，养民教民诸政之详备，与今日情形相类可效法者；……每日读二百字……五年内应共读二十四万字。”此外还在教学方法上进行指导，规定“讲经者先明章指，次释文义，务须平正明显，切于实用，勿令学童苦其繁难；其详略深浅，视学生之年岁程度而定。”[28]除了开设修身、读经德育课程外，清政府还注意在历史、国文、音乐等学科课程中加入德育内容，利用学科课程进行德育渗透。如对历史课程要求“凡教历史者，注意在发明事实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29]
除了课程表上规定的课程外，清政府还利用《圣谕广训》对学生进行道德教化。《圣谕广训》由康熙帝创制，后经雍正帝进一步补充完善。其内容共有十六项，分别是：“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警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雠忿以重身命。”内容包括家庭伦理、社会经济、教育法制和社会秩序等方面，宗旨“在图谋清室统治之长治久安，使全国民众永久驯服效命之设计”[30]。科举未废之时，《圣谕广训》是必考内容，主要是让学生默写。长期以来，《圣谕广训》在规范人民道德行为，稳定专制统治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末政府要求各学堂在礼堂及讲堂内悬挂《圣谕广训》，平时无论教员及学生务必一律遵奉。每逢节日必须对万岁牌或至圣先师牌位行三拜九叩礼，不准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及学堂事务，并要求各学堂添讲《圣谕广训》。同时要求各地督抚以下以及州县官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向军民宣讲《圣谕广训》。《顺天时报》报道：“学部严侍郎现在筹议，拟行饬各省提学使，于大中小各学堂内添讲《圣谕广训》。由教员演讲一切立身务本之道。盖因各处学堂日多，学员日众，少年血气未定，难免不为悖伦所惑，误入迷途甚可惜也。并闻于暑假后即由京师各学堂先添讲此课矣。”[31]政府虽大力提倡宣讲《圣谕广训》，但因其内容与形式不能与时俱进，地方官疏于贯彻，宣讲《圣谕广训》渐趋流于形式，到清末很多学生为应付考试购买印好的小册子带入考场抄袭，背诵的要求已形同具文。据蒋梦麟回忆参加郡试时“考试只是虚应故事而已，除了一篇文章外，名义上我们还得默写一段《圣谕广训》，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带一册进考场，而且老实不客气地照抄一遍。”[32]
四、推行以制度考核为手段的德育管理
清末中学堂因经费来源不同可分为官立中学堂、公立中学堂及私立中学堂，不同性质的学堂在实施德育方面亦有不同。一般而言，官立中学堂在管理上比较严格，如梁漱溟、张申府、汤用彤曾经就读的顺天中学堂的《管理章程》规定了“假出规则、讲堂规则、操场规则、自习室规则、寝室规则、食堂规则、应接所规则、储藏室规则、盥漱室规则、阅报室规则、厕所规则、考试规则、赏罚规则等”，仅其中的假出规则就达二十四条[33]，通过制度对中学生行为习惯及道德品质进行规范，内容全面细致，几乎涉及到学生生活及学习的方方面面。也有的官办学堂在政府规定的章程基础上增加一些教育内容，如保定中学堂在《训育八条》中规定学生当以修身、爱国、尊师、敬业、保全名誉、崇尚公德为宗旨，要求学生按官方的要求“立志”：“人必有高尚思想而后有高尚行为。有思想者，即立志之谓也。孔子十五志学，孟子称士尚志，并无志则无气。而人格不完。教育家日以为其国前途之忧，则学生平日思想不可卑小自隘明矣。惟勿见小利，勿冀速成，异日始可成远大之器。”要求学生在学习中要尊重教员，生活中要与同学相爱相敬、相辅相资，并强调要讲求公德，“公德之不足，为吾国人普通之缺点。培养之法，惟在持之于平时。不仅珍惜一己之财物，而珍惜公众之名誉。虽一事一物之微，不可任情徇己，以期剪除自私自利之积习。”[34]还有的中学堂注重以传统道德规范来约束学生，如永宁中学堂制订了《学诫》和《友诫》，禁止学生学习时“浅躁”（轻率急躁）、“濡染而害群”、“干伦犯分之言”、“饰伪”，告诫学生交友不要“滥交”，应对友“辅仁存义”等，对学生学习和交友均提出了很多要求[35]。私立中学堂及部分公立中学堂由于办学经费较多来自民间，在学堂管理中自主性有所增强。如北京公立求实中学堂学堂章程指出：“本学堂经费由于公捐，事体由于公举，以实事求是、维持公义为宗旨，务使生徒具普通之知识，合国民之资格，籍以尽公共之义务，故题其额曰求实”[36]。又如上海浦东中学堂将“勤、朴”二字定为学校宗旨，在教学及管理上注重德育及体育，力图养成学生朴实、整洁、勤奋的品格和活泼、健康的身体。确立这样的宗旨从学生的身边小事做起，操作性强，很得学生的欢迎。在这样的宗旨指引下，浦东中学堂办得有声有色[37]。 除制定各种《学堂章程》外，清政府还采取对学生“品行”进行考核的手段实施德育管理。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务纲要》对各级学堂提出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指出新定的宗旨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条目更加详细，课程更加完备，禁戒更加谨严。”强调“各学堂尤重考核学生品行。各学堂考核学生，均宜于各科学外，另立品行一门，亦用积分法，与各门科学一体同记分数。其考核之法，分言语、容止、行礼、作事、交际、出游六项，随处稽察，第其等差；在讲堂由教员定之，在斋舍由监学及检察官定之。”[38]定章中将学生品行分解为六项内容，在讲堂内由教员考核，在斋舍由监督或监学等管理人员考核。
对学生的品行进行考核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如何能客观公正地反映学生品行的实际情况而又能将考核结果纳入到学校管理系统之中呢？近代教育家蒋维乔在《教育杂志》中提供的品行考核办法很有特色[39]。首先，制定《学生品行考察簿》，将考察项目分为观察及处分事项和性行两大项。前一项分褒奖、惩罚、检阅三个内容，褒奖和惩罚分事由和次数按月记录，检阅分仪容、用品、整顿按月记录，月末对学生表现进行评定；后一项分气质、智力、感情、意志、举止五个内容进行评定，《考察簿》上还要求教员在学年末填写学生在品行方面的注意事项；其次，按年级由教员掌握考察簿并进行记录，通常每日教员对三名学生精密观察，将其品行特征记入考察簿，对其他学生流露的品行事项也可随时记录；最后，教员每月末将品行考察结果录入成绩考察簿，并告知学生，使其自警，每学期结束时对学生品行进行总结，将结果录入学籍簿并上交。对于考察簿中“感情”等内容的评定，可根据学生表现划分为优、良、常、可、劣等五个级别进行考核。
这种依托于《考察簿》的考核方式按月记载学生品行表现，并在年末进行总体评定，实现了量化考核与质性评价的相互结合，使得评价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同时也应看到，由于评价项目过多过细，应用于对学生的管理势必会给评价者增加大量工作。清末更多的中学堂则是按国家规定将学生品行划分为言语、容止、行礼、作事、交际、出游等六项，根据这六项的表现分别加分或扣分，然后将品行作为一门核算到总成绩中，以考核实现德育管理。顺天中学堂就规定：“如若学期、学年考试时，核计平日品行分数，不满二十分者，无论考试成绩若何，应即斥退。”[40]
总之，清末中学堂的德育在宗旨、课程及管理等方面既继承了传统教育中的纲常名教内容，又借鉴了西方国家的教育经验，体现出社会转型期新旧杂糅、中体西用的时代特色。通过实施新式教育，清末中学堂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德育体系，培养出了一批学贯中西的人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近代基础教育的近代化。然而，随着清末统治危机的加剧，革命思想的日益传播，忠君尊孔、读经讲经及严格的制度管理愈发落后于时代要求，激起学生持续的不满与反抗，各地学潮不断。“据不完全统计，从1902年—1911年，全国共发生学潮502次，涉及京师和20个省份的各级各类学堂，反映了学生普遍持续的不安与躁动。”[41]“以改革学校为改革社会政治的起点，牺牲的却是教育和学生自己。”[42]这说明学校德育对学生及社会的影响有其自身局限性，只有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将学校德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有机结合，才能实现其效能最大化。
参考文献：
[1][3][6][8]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4602.4719-4720.5129.5392.
[2][5][20]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772-776.106-109.156.
[4][17][18][25]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43.195.198.200.
[7][38]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530.491.
[9]王栻.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166.
[10]王笛.清末近代学堂和学生数量[J].史学月刊，1986（2）.
[11]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272.
[12]民国政府.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Z].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34.
[13]政府清学部务总务司.光绪三十三年分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Z].北京.1907.
[14]梁启超.论教育当定宗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9.52-61.
[15]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997.
[16][26][27][28][29]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544.493-494.506.502-503.504.
[19]陈青之.中国教育史[M].上海：上海书店，1934.579.
[21][33][40]顺天中学堂章程[Z].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第49810号，1906年.
[22]李松龄.清末江西南昌洪都中学堂毕业文凭[J].中国档案，1991（6）.
[23]商务印书馆.《尚公学校》[Z/0L].http：//www.cp.com.cn/ht/newsmore.cfm.
[24]薛绥之.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一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214.
[30]王尔敏.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3.
[31]顺天时报[N].第1634号，1907年8月3号.
[32]蒋梦麟.西潮？新潮[M].长沙：岳麓书社，2000.62.
[34]学部官报[N]，第三十四期，1907年8月21日.
[35]向楚.八十年前的两个“中学生守则”[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1）.
[36]京师公立求实中学堂章程[Z].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第50925号.
[37]陈科美.上海近代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57.
[39]蒋维乔.品行考查簿[J].教育杂志第二年第三期，宣统二年三月初十日.
[41][42]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9.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