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局外人》与《围城》是两部优秀的存在主义小说。《局外人》用“冷淡”的语言叙述风格营造荒诞感，又用拥抱世界的诚恳、热情和真心向人类展示了真正的“荒诞世界”；《围城》用“热烈”的修辞（反讽和比喻），刻画出了人类荒诞的生存困境，同时又因对“荒诞世界”的领悟与批判而隐隐流露出几丝过度的客观和冷漠。二者通过不同的艺术手法，呈现了相通的“荒诞世界”。
关键词：《局外人》；《围城》；艺术手法；“荒诞世界”；呈现
作者简介：刘笛，女（1988-），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20-00-02
加缪的《局外人》与钱钟书的《围城》是两部通过不同路径到达同一目的地——存在主义哲学——的优秀文本。前者以文学透析哲理，后者以文字生发哲思。纵观全文，《局外人》用一种不留痕迹、简单明晰，几乎不带感情色彩的语言叙述风格营造荒诞感，又用拥抱世界的诚恳、热情和真心向人类展示了真正的“荒诞世界”；《围城》则“苦心孤诣”于语言的修辞格，其中又以反讽和比喻为甚，刻画出了人类荒诞的生存困境，同时又因对“荒诞世界”的领悟与批判而隐隐流露出几丝过度的客观和冷漠。二者分别通过“冷淡”叙述与“热烈”修辞为我们呈现了相通的“荒诞世界”。
一
浅白单调，乃至于一点枯涩，几乎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这是《局外人》的语言风格给人的第一印象，也是其基本特征。“他请我到食堂去吃饭。但是我不饿。他于是建议端杯牛奶咖啡来。我喜欢牛奶咖啡，就接受了”，“我煮了几个鸡蛋，就着盘子吃了，没吃面包，我没有了，也不愿意下楼去买”。描述几乎不掺杂任何分析，陈述几乎不进行任何抒情，仅仅暴露作为一个存在体的最本能最原始又最直接的意识：“我不饿”但“我喜欢”所以“就接受了”咖啡牛奶；相反，“没吃面包”因为“我没有了”“也不愿下楼去买”。不带任何解释的因果关系是将句子串联起来的唯一的链。另外的例子如“很快，天阴了。我以为要下暴雨，可是，天又渐渐放晴了”，不带任何感官色彩，加缪仅让默尔索用眼睛单纯地进行写生活动；还有类似于“不知怎么搞的，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我妈妈，但是明天早晨我得早起。我不饿，所以没有吃晚饭就上床睡了”，这些几乎是没有连续性逻辑可言的话语，可以直接激起读者的荒谬感，虽然较为零碎，但却无处不在。那些经他眼睛所“刻画”下来的每一个句子，既像是能离开段落意义单独站立，也像是能和其他任意的词句拼贴嫁接在一起，形成全新的段落大意。总之，这些语句是相对自由的，同时也是相互平等的。萨特说：“《局外人》采用了美国小说技巧……作者从海明威那里借用的，是后者的句子的不连贯性，而这种不连贯性是模仿时间的不连贯性……每一句话都是一个现实。不过这不是那种不确定的、有扩散性的、多少延伸到后面那个现实上去的现实。句子干净利落，没有瑕疵，自我封闭；它与下一句之间隔着一片虚无……《局外人》的一句话好比一座岛屿。我们从句子到句子，从虚无到虚无跳跃前进。”【1】不难看出，加缪总是在想方设法地将所有事物之间的意义关联切断，再淡化事物本身所蕴涵的寓意，形成封闭和孤立的天地，使读者在对其语言进行审美时产生一种不理解或是莫名其妙的感觉。有时也会因为“过度的冷血”，有悖于伦常道德观：“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令堂去世。明日葬礼。特致慰唁。’它说得不清楚。也许是昨天死的。”默尔索对于母亲的死几乎失去了任何“正常人”应有的反应，这种态度很轻易地就能招致厌恶排斥和义愤填膺，从而令默尔索看似荒唐、不可理喻的世界观因背上了忤逆道德的外壳而变得更为厚重。而在传统的“理性”世界中，一旦出现与自己认同的主流意识相悖的情况时，我们往往用“真是太荒谬了”来概括它。加缪运用了简单的叙述手腕，拉伸了话语的层次，得到了成倍的审美效果。小说在另一方面对摧毁事物内层涵义关联做出的努力，就是将大多数完全可用直接引语表达出来的对话，换用间接引语的形式呈现：
晚上，玛丽来找我，问我是否愿意跟她结婚。我说结不结都行，如果她要，我们就结。她又问我是否爱她，我像上次那样回答了她，说这个问题毫无意义，但可以肯定我并不爱她。
显然，文本对这些对话进行了全面的封锁，用密不透风的整体性将读者拒之门外，无法窥探其任何内部能量，无法进行联想。“唯一确定的事实是：世界的这种密闭无隙和陌生，这就是荒谬”。【2】加缪通过间接引语的形式将语言的内涵和外延全部消除，使表达简单、独立的存在。在叙述中形成了一种对抗，默尔索与“荒诞世界”，但这是一种平行的对抗，这种对抗让二者都得以始终保持自我。又“同时消解了人与人相互理解、认同的社会学意义”。【3】
加缪通过上述语言技巧成功地渲染了“荒诞世界”，并在读者那里获得了应有的反馈，但这不意味着加缪的语言特点全部如此。如果我们将《局外人》的尾声部分看做是加缪通过默尔索所发出的最终极的呐喊的话，那么，小说尾声之前的所有看似“邂逅而为”的言语似乎都可被归类为“刻意而为”。小说的结尾描写的是默尔索在等待执行死刑时的一连串心理活动：
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为了不感到自己属于另类，我希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喊叫声。
平日冷漠孤立，对绝大多数事情都无动于衷的“局外人”默尔索，在面临死亡即将到来时进行了全篇最为鲜活和感性的意识活动，一改之前的内向封闭，转为激情十足地倾诉。默尔索临刑前的炽热，照亮了整个人类。他虽平凡无奇，但因真实而有幸获得洞穿一切虚假的能力。他不作任何反抗只因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反抗。危机感剥夺了他的存在，只因他眼中看见的才是世界真相。默尔索不是真正的“荒诞人”、“局外人”，相反，他用真心拥抱世界，很好地诠释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正如加缪在《局外人》的美国版序言中说：默尔索“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著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在这里我们应该把它视为一种书写策略——以绝大篇幅的正面书写为预演，以结尾处的推翻预设为高潮，二者看似互相矛盾，实质上却相辅相成，以不断打破人类固定逻辑的方式，将真正的“荒诞世界”层层剥离出来，给人以更深刻的精神冲击。同时，这一书写策略也证明了，如“局外人”般的冷漠无情并不是加缪语言叙述风格的实质与核心，而如同现实参与者般的全情投入，充满着诚恳、热情和真心才是其真正的跳动着的心脏。 二
毋庸置疑，加缪与钱钟书都算得上是学者型文人。二者比较，前者比后者更宜被称作小说家，后者则是名副其实的文体家。加缪写作的基本特征是朴实无华、简洁内向，评论家认为他的语言具有古典文学风格，严谨、准确、明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钱钟书被授予的头衔则是学者型讽喻小说家。“40年代的讽刺最后是由钱钟书收束的。这种收束，无论是从讽刺主题的现代性上，或者是讽刺小说体式与世界文学当下的联结上，都是十分出色的一笔”。【4】其唯一一部长篇著作《围城》便是针对这一评价最完美和杰出的阐释者。《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作为讽刺文学，他令人想起《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中国古典小说”。【5】可以看出，讽喻手法对于《围城》跻身伟大作品之列的至关重要性，那么，对于文本中“荒诞世界”的呈现也必定有其独到和锋利之处。龚敏律在《钱钟书与西方反讽诗学》中将反讽分为“克制陈述”、“夸大陈述”、“直接矛盾式的反讽”、“表象与事实之间的矛盾对照式的反讽”等类型，在小说中都能找出一一对应的例子进行论证。但这一系列具体的纯修辞意义上的反讽描述并不是我们的重要着眼点，因为在文本中，讽刺不仅仅是以简单的修辞身份出现，而是担负着表现哲理主旨的更高一级的责任，即通过对病态的中国社会精神样态的反讽和质疑，完成对人类本身的存在和困境的写照和反思。游学生方鸿渐从子虚乌有的“克莱顿”毕业回到上海，又因懦弱恋爱失败而离开上海，到三闾大学这个是非之地执教，后被逼无奈带着新婚妻子出走三闾大学重返上海，在小说结尾处与妻子决裂后决定投奔友人前往重庆。从中国城乡世界，到中国知识教育界，再到中国传统文化世界，方鸿渐这只囚鸟盲目地穿梭于各种变形的荒唐与虚伪的鸟笼之间，茫茫然不知“我将为何，我将何去，我将何在”，在不满一些丑陋、伪善的人事的同时，却又按照他们所呈现的体面生活的逻辑规划着自己的未来。这是对方鸿渐的生存命运的最深刻的反讽刻画，暗示了他一直并将永远处于“出城”、“进城”的循环往复之中；也暗示了主人公们乃至整个人类的无法摆脱的荒诞命运：“人生充满不确定性，生活充满无目的性，婚姻也与盲目偶然相关联，生存的危机也随之而来，焦虑与不安、悲观与失望、孤独与寂寞、空虚与惆怅等思绪就上升为主导情绪……人生不是一个个有希望的连接点，而是一个个无意义的虚妄的再生点”【6】。处处是困境，处处是悖论，人生如此，精神如此，但人类依旧必须无法停息的生活下去，并且保持对生存世界的信心，要相信生活有意义，未来有希望。这不仅是对人类生存本质的最大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同时也是对人类、世界提出的永恒的疑问。与“加缪的小说《局外人》中所呈现的世界一样”，《围城》世界“具有现代人在统一的价值尺度消失以后，面对生存结构中‘不协调因素的共存’状态时所出现的进退两难的反讽境地。也就是说，钱钟书笔下的围城世界，不仅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情境的真实反映和历史缩影，也同样具有一种泛人类文化意义的暗喻和象征。”【7】这恐怕也是反讽手法能营造出的关于存在主义诗学的最高境界。
众所周知，除了反讽手法，钱钟书同样擅长比喻，无论是暗喻、明喻或是借喻等，都可信手拈来。钱先生敏锐、仔细、博学，使其比喻既能见生活细微处之经验又能见形而上之哲理性思考，所达到的高度远非感性创作能够随意企及。在比喻修辞中，他多走两条路子，一是将具体事物形象化：“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经登陆了好几天。”二是将抽象事物具体化：“打消已起的念头仿佛跟女人怀孕要打胎一样的难受。”钱钟书的比喻是不单单“博君一笑”的大众娱乐，也并非单独成立的一道道算式，而是其叙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始终为小说主旨服务。深厚的文字功底和丰富的人生经验让钱钟书天马行空的比喻才能熠熠生辉，他能成功地将两种毫不相关的事物变成本体和喻体，鱼和海军陆战队，打消的念头与女人的打胎，看似光怪陆离，甚至露骨的外衣下是极其精准的拿捏。读者在感叹抽象的荒诞感的同时又会惊叹于抒写对象的高度形象性和准确性，这正是钱钟书别于加缪的关键点：用具有高度形象性的文学来表现广泛抽象性的哲学。整个过程则又浸淫在反讽的大语境当中。也即是说，钱钟书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幽默和风度是暗藏着严肃的尖刀的，虽说这把“尖刀”是通过比喻的修辞手法来实现的，但他实质是暗合了反讽的语言，形成了呼应，打下了更广泛牢靠的供主旨赖以生长的基石。值得一说得是，由于钱钟书对“荒诞世界”的领悟与批判，加之其独特的全知全能视角的因素，主题的泛人类化高度，在文本当中几乎未曾流露过丝毫的同情色彩；又因为讽喻手法的使用过于铺天盖地、密不透风又针针见血，让人在赞叹其手法高超之余，不免读出这“热烈”讽喻中的几丝过度的客观和冷漠。有趣的正在于此，钱钟书在《围城》中越是密不透风的精准描写就越使人对外在世界产生反感，如方鸿渐一般逐渐失去拥抱世界的勇气，最终被放逐。而《局外人》有意释放出的冷漠无情，甚至无责任、无意识状态却让人在文章收束处与之产生了强烈的心灵共振，获得温暖和勇气。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不同的阅读体验，是读者感性体验的差异，还是作者理性设计的结果？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总之，钱钟书用密不透风的反讽、比喻手法筑起了鳞次栉比的没有出口的“荒诞世界”，将人类无情地抛入了永无止境的无意义的生存“怪圈”；加缪用冷漠划出了“局外人”，但却赋予了他一双“慧眼”，让他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站立，面对世界并承担责任，最终在死亡面前破除了一切虚假，开出人类生命最旖旎，最热情的真理之花。他们以不同呈现了相通的“荒诞世界”，这个世界一旦形成便会永驻，不断提醒人类拷问生存本质的终极意义，这是具有泛人类化意义向度的。就像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所说的一样：伟大的作品、深邃的感情，总是包含着比他们意识要说的多得多的东西。
注释：
【1】（法）萨特，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第七卷.第一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71
【2】（法）加缪，杜小真译.西西弗的神话.第一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16
【3】何峰.外国文学教程新编.第一版.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410
【4】钱理群、温如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一版，2007：385
【5】夏志清，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380
【6】陈思广.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1922-1949）.第一版.台湾：台湾秀威出版社，2010：Ⅺ-Ⅻ
【7】龚敏律.钱钟书《围城》与西方反讽诗学.中国文学研究，2008（3）：29
参考文献：
[1]、钱钟书.围城.第一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M]，2001
[2]、（法）加缪，柳鸣九主编.加缪全集·小说卷.第一版.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M]，2010
[3]、（法）加缪，杜小真译.西西弗斯的神话.第一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M]，2007
[4]、解志熙.现代作家的存在探询（上、下）——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文学评论，[J]，1990（5）、（6）
[5]、解志熙.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论《围城》的现代性.文学评论，[J]，19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