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政策普遍失效的情况下，大多数国家在面对通货紧缩时，只能依靠时间让一部分企业破产而退出生产，减少产能，同时人口增加，将过剩的生产能力慢慢消化掉。这基本相当于没有办法。
其实通过研究生产能力过剩的概念可以看出，生产能力过剩在本质上是一种存量的概念，比如现在有100台机器，因为市场已经供大于求，所以只用50台来生产就已经足够，那么另外闲置的50台就变成了“存量生产能力”。解决存量生产能力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与存量相等的“存量需求”，这种需求既有可能来自于投资也有可能来自于消费。
“存量需求”指的是有需求愿望并且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个概念在市场经济的国家里是不会有的，因为只要有需求愿望和支付能力，在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里，这样的需求基本上就能得到满足。但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有很多需求愿望和支付能力可能会因为体制性、政策性或结构性等一系列原因而实现不了，这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中消费和投资方面的原因各占一半。如果能够把体制性或政策性的障碍消除，已经积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存量需求就会像水库里的水一样，一旦水库的闸门打开，就会迅速地被释放出来，把存量生产能力消化掉。
第一个存量需求是外国企业的投资需求。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国内市场巨大，这对外资企业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但是中国政府对外资的进入一直有很多限制。例如中国在加入WTO以前吸引外资主要以出口为导向，中国作为一个加工生产基地，把生产出来的商品卖到国外去，不允许外国商品进入国内市场，不给外国企业国民待遇。因此，这些外商虽然有支付能力，也有到中国来投资的愿望，但由于政策的限制，很多投资的愿望都无法实现。中国在加入WTO以后，取消了各种政策限制，给予外国企业以国民待遇，同意生产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销售，同时也鼓励将产品销售到国外市场去，因此外资迅速增加，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国，这就是一个被释放的存量需求。
第二个存量需求是私人企业的投资需求。民营经济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经过三十几年的快速增长，有不少私人企业已经积累了相当大的实力，但是按照原来的计划经济思想，国民经济中有很多领域只允许国有企业来经营，而私人企业是不能进入的。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不仅要给外国企业国民待遇，而且也要给国内的私人企业以国民待遇，让这一部分的存量需求也能得以实现。
第三个存量需求是城市里的消费需求。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家庭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一直在不断地进步。20世纪80年代初，城市家庭必备的“三大件”是手表、缝纫机和自行车，消费水平在100元左右。当时要购买这“三大件”，除了需要攒钱还需要用到各种工业券。到20世纪80年代末“三大件”就变成了电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消费水平在5000元钱左右。为了备齐这些5000元钱的消费品，一般的家庭是先存钱，然后购买。20世纪90年代初“三大件”又变成了空调、音响和手机，消费水平达到了1万元左右，一般家庭的做法仍然是先存后买。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所谓的“大件”变成了汽车和房子，在当时汽车大概要25万元，房子要50万元。25万元人民币相当于3万美元，5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6万美元，对于3万美元和6万美元这样的消费品，即使在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一般人通常也要以按揭和抵押贷款的方式来购买，因为如果先存后买的话，很多人在存足了钱以后都已经老得不能再消费了。这种消费贷款一般是以个人未来的收入作为决策的依据。比如，我现在有一份工作，只要我预期未来的工资收入可以分期付清本利，我就会向银行借钱，抵押、按揭，买房、买车。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几年里，城市中已经出现了大批的白领阶层，以他们的收入来看，完全有能力通过抵押贷款的方式进行汽车与商品房的消费。然而在过去，银行贷款主要是用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投资，城市里的这些白领阶层由于政策性的原因，就没有办法进行贷款以实现消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开办银行的消费贷款。
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存量需求，就目前来说应该是农村里的消费需求。上面所讲的三个存量需求基本在2002年的时候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消费贷款的放开已基本得到满足。但以农村的情况看，2002年我国的农业人口比重仍高达57%，但是农村的消费水平与城市比较起来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以家电产品为例，2002年城市每百户居民拥有120台彩色电视机，而农村只有60台，相当于城市的50%；城市每百户居民拥有电冰箱81.9台，农村只有14.8台，相当于城市的18%；城市每百户居民拥有洗衣机92.9台，农村只有31.8台，相当于城市的34%。城市家庭对家电产品的需求很早就已基本达到了饱和，而家电产品在农村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一些观点认为农村消费水平低主要是由于农民收入水平低所导致的。2002年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是7702元，农村是2475元，只有城市的32%。但是收入水平虽然对农村的消费水平有所影响，却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1991年城市的彩电消费为每百户68.4台，而2002年农村的彩电消费每百户60台，只有1991年城市消费水平的89%；1991年城市的电冰箱消费为每百户49台，2002年农村的电冰箱消费每百户14.8台，是1991年城市消费水平的30%；同样1991年城市的洗衣机消费为每百户81台，而2002年农村的洗衣机消费每百户31.8台，只有1991年城市消费水平的39%。从收入水平来看，1991年城市里的人均收入水平是2025元，2002年农村的人均货币收入要高于1991年城市的人均货币收入，并且高出了22%。从价格来看，1991年一台25英寸的遥控彩色电视机差不多要6000元钱，2002年差不多只要1200元钱，是原来价格的1/5；电冰箱的价格变化没有这么大，但是2002年电冰箱的价格最多也只有1991年的一半；洗衣机与电冰箱的情况差不多。然而，2002年农村的消费水平实际上远远低于1991年城市的消费水平。由此可以判断收入水平不是消费的唯一限制性因素，一定还有其他的限制性条件在制约着农民的消费状况。
例如，要看电视节目就必须能接收到电视信号，但是在很多农村地区电视信号是收不到的。要想接收电视信号就必须安装一个卫星电视接收器，但是一个卫星电视接收器可能就要4000—5000元，前面讲到一台25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才1200元，结果农民买得起电视机却买不起卫星电视接收器。在农村地区有一个笑话，说农村的电视机都是雪花牌的，就是指买了电视机却因为信号不好而影响到观看。此外，要看电视除了要有电视信号以外还要有电源，但在中国农村还有不少地区没有通电，有的地区虽然有电却电压不稳，影响了家用电器的使用。而且农村里还经常缺电，尤其是在晚上看电视的时候用电量稍高就会引起断电。因此在这种既没电又没信号的状况下，农民当然不愿意买电视机。洗衣机也有类似情况，要用洗衣机除了要有电还必须有自来水，但是现在的农村家庭普遍没有自来水。再比如电冰箱，电冰箱的特点是耗电量大，平均每天就要用掉一度电，城市里一度电只要四五角钱，但在农村地区一度电常常要一两元钱，如果家里用一台电冰箱每天要用掉两元钱，一个月就要60元钱，一年就要720元钱，农民一年的收入只有2000多元钱，这就出现了所谓的“买得起马，买不起鞍”的情形。所有这些都是限制农村消费那些现代化生活用品的重要原因，要想改变这一状况，提高农村的消费水平，就必须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配套服务设施。因此，我从1999年开始提出了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的“新农村运动”。2005年，国家以政策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涵盖了更多对未来农村建设的规划与指导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