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家乡甘肃会宁县新添堡回族乡最美丽的季节要算春夏之交的这段时间了。早春风太大，夏天太晒，秋天太过萧条，冬天太过荒凉，唯独这个时节不冷不热，满山葱茏，一片片绿油油的庄稼饱含着农人的希望。这个季节也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童年记忆，十几年来，我一直盼望着回到这个时节的家乡，哪怕半天也好。可是每次回家都是春节，不是冰天雪地就是苍凉满目。
终于在这个周末实现了愿望。早晨起个大早，到兰州汽车东站赶上七点半的第一趟班车。大巴车驶出兰州东大门便飞快地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而我的心则早已飞回了家。从会宁县往南走十公里后，路边一座座清真寺和地里劳作的“白帽子”提醒你已经进入了回民之乡。曾经很多次当我说自己是会宁回民时，不管是回民还是汉民都会问一句：“会宁有回民吗？”我便不得不费一番口舌，对会宁的回民进行介绍。受西北状元名县的影响，会宁县的回族还是非常重视教育的，每年从这里都能考出去几名甚至十几名大学生，而到外地求学的满拉也不在少数。学生们学成之后，在干好工作的同时还会进行回族文化的传播，而满拉们“穿衣”之后就会在清真寺传承教门。
走进家乡的怀抱了，终究还是十几年前的那番风景。杨树的叶子已长大了，柳树的新枝也长长了，榆钱儿一串串沉甸甸地把枝条压得耷拉着，毛杏儿也有枣核大了，再看地里全是绿油油的庄稼，空气中弥漫着香气……童年的记忆被一页页激活了。
父亲在大门口看着两只小羊羔吃草，那是为儿子可儿买的奶羊带的两只羔子。它们跟可儿共同吃着羊妈妈的奶水，一起一天天长大。妻子开玩笑说这两只羔子是儿子的奶兄弟。见了我这个生人，两只羔子一溜烟跑回了家。向父亲道上“赛俩目”后，我就跟着父亲回家了。可儿在炕上熟睡着，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八十多岁的姥姥坐在炕上看着母亲干活儿。
袅袅炊烟升起，母亲忙着为我做饭。这个场景是多么地熟悉，曾经多少次当别人还在梦乡中时，母亲已经在烟雾缭绕中做早饭了，为的就是让我在上学前吃上一顿热饭。记得那时母亲身体特别不好，一边做饭，一边咳嗽，有时一只手捂着发痛的肚子，一只手操着铲子在厨房忙活着。年少的我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暗想着更加努力地学习，一定不要辜负了她。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我以较好的高考成绩换取了走出家乡的通行证。这似乎也是祖上从三秦大地到此一百多年来最有出息的一件事，让父母乃至整个家族蜚声乡里。
离开家乡之后，我一直在寻根，查阅了无数的文献资料才确定当年祖上在三秦大地的大概位置——凤翔之千阳，也对那段历史有了大概的了解。清同治年间，由于当地官吏处理民事不公，更从中作祟挑起回汉民族争端，致使中国大地爆发起大规模的回民起义。这次起义历时十余年，前后几任陕甘总督撤换之后，清政府不得不调用当时唯一可靠的湘军，于是左宗棠来了。由平民百姓组建起来的回民起义军终究不敌正规善战的湘军，起义失败了。被战争累及的老百姓数以百万计，他们流离失所，从富饶的三秦大地逃离到穷乡僻壤之地。起义失败后，他们要求回到原籍，却得到了一个就地安置的答复。于是回民基本上被安置在山大沟深的地方，数千名滞留在临夏的回民被安置到了会宁这个叫新添堡的地方。
据资料介绍，新添堡原本山大沟深，荒无人烟，在清朝中后期陆续有了人烟。在这次安置工作中，不知怎么，部分临夏人也一起被带过来了。于是新添堡这个地方的回族就由三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当地讲定西方言的土著回民，一部分是讲陕西话的陕西回民，还有一小部分是被带过来的临夏回民，他们在后来的民族认定中被确认为东乡族。或许是对故乡的思念，抑或是其他什么原因，陕西回民所住的村落大多以他们在陕西时的村名命名，一直保留到了现在，如北摆、南摆、连五坊等。
在这里，甘肃回民把陕西回民叫“陕西人”或“老陕”，陕西回民把甘肃回民叫“甘省人”；而在开玩笑时甘肃回民把陕西回民叫“米汤客”，后者把前者叫“炒面客”。从教派上来说，“陕西人”基本上都是格迪目，“甘省人”则大多为哲合忍耶。在这里，这两个教派求同存异、互相连坊，一百多年来从未发生过教派间的争执。
经过一百多年的繁衍生息，新添堡的回族、东乡族穆斯林群众人数已达一万五千之多。由于回族占绝大多数，1983年正式命名为新添堡回族乡。此地十年九旱，条件艰苦，每到灾情严重的年份，便有大量的人举家迁出，他们大多迁往新疆、甘肃玉门等地。还有通过经商和上学、工作等住进会宁县城和兰州及其他城市的。近年来人口流动性就更大了。
我的祖上被安置在华家岭余脉沙湾梁畔一个叫吴家湾的地方。这里虽山大沟深，却也是交通要道，东西走向的西（安）兰（州）公路与南北走向的靖（远）天（水）公路交会在这里。前者的历史与我的家族史同长，因为它就是左宗棠在任陕甘总督时开始修筑的，是会宁全境最早的一条大道。后在1924年，甘肃督军陆洪涛修过一次。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为打通物资供应通道，决定在这条路上修建西兰公路，1935年初正式通车。新中国成立后又经多次维修与加宽，在1971年的维修中，铺上了沥青，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并入国道312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家大力开展植树造林，于是便有了沿西兰公路而造的赫赫有名的华家岭林带。这条林带像一道绿色屏障横穿于甘肃中部，被誉为甘肃高原上的绿色长城，至今还雄伟地盘踞在崇山之间。小时候，这条路上的车非常多，也带动着当地的经济，这给本身善于经商的回族人带来了便利，使他们虽身处深沟大山，仍然能够保持较好的生活和经济条件。在这里，仅凭贫瘠土地上的收入，好则维持生计，不好则面临生存问题。因而回族大多半农半商，女人、孩子务农，男人经商，在这个被联合国确定为最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创造着一个个神话。就是我们这些小孩子也能利用便利的交通创造一些财富。每到夏天，我们从沟里抓了松鼠到公路边上卖，过路的城里人会停下车买回去当宠物养。一个暑假结束，我们每人都会有几十元的收入，用来交学费或者买新衣服，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庭的负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西兰公路改线从会宁县城穿过，原先这条路几乎没有车通行了。失去了昔日的车水马龙，这条道路冷清了很多，多年以后路面斑驳，尽显沧桑。 后者贯穿甘肃东部南北。1936年10月，以贺龙、萧克为正副总指挥的“红二方面军”从这条线北上与红军主力在会宁会师时，在义岗川遭遇了当地大土豪、民团团长董本斋的狙击，红军发炮还击，并组织攻打城堡。一次未克，红军无心恋战，继续北进，当行至王家河滩一片开阔地带时，遭到赶来援战的国民党三军王钧部三架飞机的狂轰滥炸，红军无从隐蔽，二十三名战士壮烈牺牲。小时候经常听爷爷讲起义岗董家，从爷爷的口气中能感觉到董家势力之强大，方圆几十里的百姓都是其佃户，受其压迫。在这次战斗中，董家虽然没有被彻底消灭但也受到重创。北上而来的红军受到了老百姓的热烈欢迎。驻在回民区的红军，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他们贴出布告，要求全体指战员严格遵守回民的风俗习惯，严禁住清真寺，不准讲“猪”字，更不准吃猪肉，还把从土豪劣绅那里没收来的粮食分给穷苦老百姓，受到回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这条线上修了会（宁）通（渭）公路，后分别从南北延长形成了现在的靖天公路。我记忆当中这条路重修过两次，一次是拓宽了路面，减少了弯道。那时不像现在修路都是道路修筑公司承建，而是分派给沿线的村民，以自然村为单位组成一个个修建小组，以人数多少划分工程量。这好像是包产到户之后少有的集体劳动，宏大的劳动场面让我们这些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孩子看着惊奇。后一次是铺沥青，这一次老百姓已经不再参与了。
两条道路的交会也使历史交会在了这里。我站在家门口，仿佛一段段历史重现在眼前，甚至听到了红二方面军与义岗董本斋民团激烈交战的枪声。
第二天乘着可儿睡着之际，我从后门来到母亲的菜园子。记得小时候一到夏天，园子里郁郁葱葱地长满了各种各样的菜。母亲有空便忙做在里面，高大的玉米和向日葵把她完全掩盖在里面。每每在家里找不到母亲，我就站在园子边上喊，总能听到她的回音。母亲的劳作最终会让饭桌上失去冬日的单调。如今园子里种的少了，除了刚刚从地膜里冒出头的玉米，我只看到两垄长得还算茂盛的葱。园子的角上有一块地，那是一块犁不到的死角，母亲便把它开垦成韭菜园，一年割两三茬儿，割过之后一般都是给我们烙韭菜饼，至今我还记得那香幽幽的味道，可如今这块地也荒芜了……
园子外面是山坡，坡上长满了无名的野花、野草，其中有种花我们叫做洋洋花。这种植物的学名叫什么我并不是很感兴趣，只记得它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限的乐趣。每当盛开之时，我们把它一根一根地拔起来，编成帽子遮阳或者链起一长串拉着玩。记得小时候我常常会躺在山坡上望着天空，看着一朵朵云彩飘过，梦想着有朝一日走出大山。
回来的路上，我折了新长的柳枝拧出一支哨子吹着，六岁的侄儿和他的同伴见了却是一脸的漠然，他们的漠然让我惊异。原来我在他们这个年龄最熟悉的玩法对现在的他们是这么地陌生，我顿时有了一种失落。这种失落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文化的失落。一百多年来被安置在此地的陕西回族倔犟地固守着自己的语言和风俗，斗转星移，人事变迁，有血有肉的传统回族文化究竟还能经得起多长岁月的磨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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